《山居笔记》一书的写作，始于一九九二年，成于一九九四年，历时两年有余。为了写作此书，我辞去了学院的行政职务，不再上班，因此这两年多的时间十分纯粹，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投入那么多时间才写出十一篇文章，效率未免太低，但我的写作是与考察联在一起的，很多写到的地方不得不一去再去，快不起来。记得有一次为了核对海南岛某古迹一副对联上的两个字，几度函询都得不到准确回答，只得再去了次。这种做法如果以经济得失来核算简直荒诞不经，但文章的事情另有得失，即所谓“得失寸心知”。
在总体计划上，这本书是我以直接感悟方式探访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记述。第一阶段的记述是《文化苦旅》，那本书中的我，背负着生命的困惑，去寻找一个个文化遗迹和文化现场，然后把自己的惊讶和感动告诉读者。但是等到走完写完，发觉还有不少超越具体遗迹的整体性难题需要继续探访，例如———对于政治功业和文化情结的互相觊觎和生死与共;对于文化灵魂的流放、毁灭和复苏;对于商业文明与中华文化的狭路相逢和擦肩而过;对于千年科举留给社会历史的功绩和留给群体人格的祸害;对于稀有人格在中华文化中断绝的必然和祭奠的必要;对于君子和小人这条重要界线的无处不在和难于划分;……
这些问题如此之大，当然不可能轻易找到答案，我能做的，只是招呼读者用当代生命去感触和体验。这便构成了《山居笔记》的基本内容。
稍稍年长的读者应该记得，这些问题在十年前公开谈论并不方便。当时，哪怕是给清朝统治者以更多的正面评价，把民间金融业全面破碎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太平天国运动，或者在不设定“唯心主义”的批判前提下充分肯定朱熹，在维系社会管理和文明传承的意义上称赞科举制度，都会引起不少“左”派批判家的警惕，更不要说打破时限大谈“流放”、“小人”、“围啄”这些很容易让人产生现代联想的命题了。为此，我要再一次感谢当时敢于发表这些文章的《收获》杂志。至于我本人的勇气，则来自十年浩劫间对民族苦难的切身感受和反复思考。这种思考，开始于浩劫初期可怜父辈的牢狱骨灰，延续于浩劫中期军垦农场的漫漫苦役，深化于浩劫后期故乡山屋的寂寞岁月，又回味于浩劫过后某些黑影的翻云覆雨。幸好一九七八年严冬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改变了中国，我也随之获得了生存的尊严。既然一切都来自于苦难，我问自己手中的笔：你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我只担心灾难中的思考因过于愤怒而失之于偏激，便想从考察和阅读中获得更广阔的时空印证。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了海外汉学界。那么多高水平的专家学者早早地流落到海外各有原因，他们毕竟避过了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有充裕的时间投入研究，而研究的方法又引入了国际学术标准，在科学性、宏观性上远超干嘉学派的考据水平。但在十年前，国内学术界要了解他们的研究成果十分艰难，甚至直到今天，虽有一些专着流传到大陆，仍然不易见到那些以散篇形式发表于专业杂志间的各项具体研究。海内外研究成果积累得比较完整的是香港，于是我总是利用前去讲学的机会在那里贪婪补课。记得前不久一位曾经多次撰文批评《山居笔记》“硬伤”的先生直接给我来信，说又发现我的一处论述在国内某大学编印的资料上找不到根据，我回信感谢他来信探讨之诚，并说明那项资料早已被海外学术界严密论证，详细资料存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库房，答应下次去时复印一份送给他。香港中文大学在山上，我当时为了钻研资料栖居一处设备简单的集体宿舍叫曙光楼，因此有了“山居”的说法。
现在回想起来，写作这本书的最大困难，不在立论之勇，不在跋涉之苦，也不在考证之烦，而在于要把深涩嶙峋的思考粹炼得平易可感，把玄奥细微的感触释放给更大的人群。这等于用手掌碾碎石块，用体温焐化坚冰，字字句句都要耗费难言的艰辛，而艰辛的结果却是不能让人感受到艰辛。
写完这本书后，我又写了一本人生随笔，然后进入文化考察的又一个新阶段，即驱车数万公里逐一拜谒人类历史上一切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文明。一路历尽危难，却从未退缩，因为我在陌生的异国荒原上找到了返现中华文明的方位，时时校正着国内考察时的各种感悟。我把《山居笔记》的续篇，写到了开罗的死城边、耶路撒冷的小巷口;海湾和南亚沙尘覆盖的大炮下。在那里才明白，即便走遍中国也很难真正了解中国，因此经常与同行的伙伴们感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除台湾尔雅版的繁体字版外，这本文汇版的简体字版已印了三十五万册，我亲自从读者手里买得的盗版本有十二种。经常看到有人在报刊上否认目前盗版的严重事实，批判反盗版是“炒作”，我便特地编撰了《盗版二十六例》置之《霜冷长河》精装本卷首，其中选印了《山居笔记》的不同盗版本封面八种，使文化盗贼们无可抵赖。谁知这些年趁我远行历险，他们在国内闹成一团，无非是想用诽谤遮盖盗窃，连当年翻云覆雨的黑影也拉出来了。对他们当然不能再用规劝的办法，因此把本书初版的代序撤去，其他地方也有一些相应的改动。正该取笑他们没有把手中的偷盗物细看一番：文明和邪恶不可混淆，历史和法律不容侮弄，恰恰是本书的内容。
2001年11月3日
山居笔记读后感
读余秋雨的《山居笔记》有许多感触：感于他对历史文化的独到见解;感于他对现代文化的责任感;更感于他文章里所散发出的深情大度的光彩。
《山居笔记》这部书写作历时两年有余，余秋雨辞去了学院的行政职务，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写作。多年来他边走边想，边想边写，在追求真理、热爱文学方面，他是毫不吝啬的。按照他的话说就是“全书是我以直接感悟方式探访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记述”。
他还说，“写作这本书的最大困难，不在言论之勇，不在跋涉之苦，也不在考证之烦，而在于要把深涩嶙峋的思考粹炼得平易可感，把玄奥细微的感触释放给更大的人群，这等于用手掌碾碎石块，用体温焐化坚冰，字字句句都要耗费难言的艰辛，而艰辛的结果却是不能让人感受到艰辛。”我折服于他的这种治学严谨的作风，这种境界早已超越了文字本身。 从《天涯故事》里，我知道了 “鹿回头”，那“清澈而美丽，无奈而凄凉”的鹿的目光其实是那一双双闪耀着渴求生命光彩的眼睛，他们从遥远的地方投过来，穿透了时空，一直走进我们的心灵。
如果不是天涯海角，不是绝壁死谷，不是生命被逼到了最后的边界，那么目光不可能这样执著。从战国开始，那些历史的片段强烈地吸引着我，特 别是余先生谈到的海南历史中的女性现象：洗夫人、黄道婆带来的整个中原大地的兴旺繁荣;从这里走出去的宋氏三姐妹，带着海南强劲的浪潮，成为女性的骄傲。女性文明派生并推动了家园文明，苏东坡、李光他们是泪涔涔地来，却在家园文明里破涕为笑;海瑞、邱浚他们虽然是气昂昂地走，却放不下这里的家园文明，终究乐极生悲……
《十万进士》是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余先生将科举以来的考场好好地嘲弄了一回，“一种巨大的不信任，横亘在考场内外”，古代如此，当今亦如此。通过余先生的这篇文章我才知道“枪手”一词原来有其悠久的历史。从“枪手”看智慧，从纵横的历史轨迹中，发现原来早在唐朝就有了极大的市场，没想到有名的诗人温庭筠竟然是一等作弊高手，而且是远近闻名的。看来，面对考试，无论是怎样的形势和内容，古人和我们今人其实都存有诚惶诚恐的心境，这真的是一种无奈。 “鼓噪不如沉默，息谤得于无言。”读余秋雨的文章，我终于有了这样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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