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近年来逐渐公开的“文革”时期刑事案件特别感兴趣，因为那个时期历来被密密层层的政治案件充塞着，好像不存在刑事案件，其实当时的刑事案件很有研究价值，为我们提供了破读那段历史的另一条途径。
例如，作为几起盗窃案主角而一度震惊全国的女青年宋莲萍，就会让人产生很多感慨。
宋莲萍出身于河北省一个中学教师的家庭。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那一年初中毕业，就没有地方上高中了。一九六八年被分配到内蒙古落户，临行前与父母争吵，便离家出走，也不去内蒙古了，开始了她的流浪生涯。
她的这个起点，就让我十分同情。一个中学教师家庭出身的女孩，居然无法完成中学教育，光从这一点，我就把她的个人悲剧看成社会悲剧。不让她读完中学倒也罢了，又不让她留在父母身边，如此年少却非要去内蒙古落户不可，这种先离散教学、再离散骨肉的政策，实在是触目惊心的恶业。与这种恶业相比，后来宋莲萍的偷盗，真算不上太大的过错。
宋莲萍的父母作为中学教师，当时的日子很不好过。上级下令让中学生中止学业到农村去，基本理由就是要割断他们与教师的联系，因为教师们天天都在课堂上“放毒”。放什么毒?据说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修正主义之毒。这种罪名压在一个教师头上已经受不了，何况他们夫妻是一对教师，分外沉重。对宋莲萍的父母来说，现在要从他们身边夺走的，不仅是学生，而且还有女儿，他们的心情怎么会好呢?他们和女儿不知该怪谁，只能在不知所措中天天抱怨。他们居然与女儿争吵起来了，具体争吵什么不清楚，但不难想象，那是一种极其酸楚的话语撞击，越是舍不得分开越是撞击得响亮。争吵中不知是哪句重话刺激了心气很硬的宋莲萍，她出走了。既然走出了家门，她就选择了流浪。
选择流浪，这在今天是一个漂亮的说法，但在“文革”高潮时期，根本做不到。流浪要有相对宽松的社会条件，要有随时都能获得施舍的物质可能，要有人人见到不明身份的外来人不惊不诧的心理土壤，但这一切，当时都不具备。幸亏她是一个十几岁的女中学生，不大像人们心目中的“阶级敌人”，才没有被抓起来。可是，举目无亲地长途跋涉在贫困的大地上，她毕竟饿坏了。
当她流浪到山西天镇县九庵庙时，已饿得气息奄奄，昏迷在草堆里，被庙中八十一岁高龄的老僧大默和尚救活。老僧武艺高强，每天清晨小施身手被宋莲萍看见。宋莲萍要拜师学艺，遭到老僧拒绝，她便以自杀相求，老僧只得同意。
在乱世学武艺，显然是一个聪明的选择。而且老僧、小庙、一个干杂活的小女孩，也引不起别人太多的注意，比较安全。就这样她整整学了两年，两年后的一天，老僧突然找不到她了，仔细一查，自己多年积蓄的钱也不见了，只得长叹一声。
老僧在长叹中产生了隐忧。她敢于拿走师傅的钱，那也就有可能拿别人的钱，而她已经学了两年功夫??一想到功夫，老僧心中有点发紧，因为他最明白，宋莲萍已学到什么水平。老僧觉得不应该给人世欠下一笔孽债，于是天天苦恼。一年后，他自知大限已到，只得给公安局写了一封信，说自己有这么一个徒弟，年龄多少，外貌如何，什么时候不辞而别，临走时“做了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证明她也许心术不正”，但她的武艺“已学到一定程度”，望警方留心。
当时的警方显然没有太留意老僧的遗言，但我们现在回头去看，不能不对老僧肃然起敬。他用词那么含蓄，把偷走积蓄说成是“做了一件不大光彩的事情”，对徒弟的武艺也只说“已学到一定程度”，但他非常明确的是：“一定程度”的武艺绝对不能与“心术不正”连在一起，因此寄言警方，提醒世间。
从老僧的这份遗言，我们深为宋莲萍可惜，她舍弃了一位多么不该舍弃的师傅!现在分析她拿走师傅积蓄不辞而别的原因，我看主要是三点：-，年纪太轻，又不曾建立佛教信仰，因此受不了老僧小庙极端清苦、寂寞的生活;二，她自知已经学得的功夫非同小可，完全有能力去闯荡世界了;三，生在最贫苦的年月，她对经济价值的概念近乎无知，把师傅那笔不大的积蓄看得非常巨大，又眼看师傅已年迈得不久人世，不想让那些钱落人他人之手。
于是她走了。身上既有武艺，又有钱财，她认为无所畏惧了。这与她两年前离家出走时的情景相比，判若天壤。但她哪里知道，生在当时，武艺并没有正当用处，而师傅的那点钱，真正用起来才发觉非常有限。大概也就省吃俭用地过了一年多日子吧，她又山穷水尽。
在还有最后一点钱的时候，她都没有下决心在社会上偷盗，可见在她本性深处，还有隐潜的行为控制力。到了一九七一年十月底，她实在身无分文了，便决定以武艺自救。她经过反复思考，选择了在铁路运输线上偷盗货车的办法。不对行人拦路抢劫，更不上门打家劫舍，因为这会直接损害到个人，而当时铁路上的货车，所运的都是国营企业的大宗物资，挖一点小零碎下来供自己聊以度日，她不觉得有太大罪过。这是在没有法制的年代，一个女孩子凭自己的良知傻想出来的一条是非界限。
与现在的车匪路霸相比，她在货车上偷盗的数量确实很小。开始是偷了两纸箱塑料拖鞋，第二天她自己在路边一双双叫卖，按当时的物价，每双也就是几角钱吧。比较大的一次，是从货车上偷下了一大盒上海牌手表，这在当时可不算个小数字了。
也许在那个时代，飞车偷盗的人几乎没有，因此她才出手几天就成了警方的追缉对象。这一追缉，她的惊世骇俗的武艺就表现出来了。
警察们看见，在飞驰的列车上，她纵身上上下下，轻松得像在跳舞一般，还故意展现出几个身姿，完全是一种享受。有一次她稍没留神被一群警察包围住，束手就擒，但哪里想得到，就在很多男女刑警的严密看押下，她居然嫣然一笑，跃身蹿出屋顶盖板，立即不见了踪影。
如此神奇的本事出自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女孩子，而这个女孩子似乎故意在逗着玩，这不能不深深地刺痛了警方。有关部门于是下令，在九条铁路干线的几十趟列车上布下天罗地网，捉拿来莲萍。但是，好像谁也不是她的对手，经过几个回合，那些高大而强健的警察们叹息道：“从来没有看到和想到，世界上竟有反应如此敏捷的角色!”
最终，她还是没有被捉到。不知在第几次纵身逃逸时，一个神枪手击中了她。
她的死亡，离她决心飞车偷盗，仅仅一个月。她的罪行，她的武艺，都发生在这一个月中。仅仅一个月的调皮捣蛋就震惊全国，震惊的不是她的罪行而是她的武艺，这也实在让人眼睛一亮的了。
当警方领略了她的武艺，再想起她师傅的遗言，说她“已学到一定程度”，不能不重新仰望起那位高僧来。“一定程度”已经这样子了，高僧本人会是怎样的呢?嘿，穷乡僻壤的破落小庙，真不可小瞧了。
然而，更值得我们思考的还是女主角宋莲萍。这位中学教师的女儿，这位“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这位孤苦伶仃靠自己闯荡世界的可怜姑娘，怎么会用两年时间就学成如此高强的本领?在一个没有舞蹈的年月她无处展现自己的生命节奏，便迷上了一列列飞驰的列车。说她是盗贼，也可以，但我却总是于心不忍。首先，是谁偷盗了她的青春，偷盗了她求学的机会，偷盗了她的伦理亲情?她为了糊口，确实偷盗过一些塑料拖鞋、国产手表之类，但她从未损害过任何个人。她有死罪吗?既然没有，那又是谁，偷盗了她的生命?当然，我不是指那个应命而来的神枪手。
她若生得早一点，可能是名震远近的荒江女侠;她若生得晚一点，也可能是哪项国际比赛中的女子冠军。只可惜，她生在不该有如此出色的身手的年代。一切出色都是一种危险，出色在不合时宜的地方，就一定会蜕变成一种过失，甚至过错。那么，倒过来的道理便是：很多过失和过错，其实只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出色。
今天细想起来，宋莲萍最让人伤心的地方是：从出走到死亡，每走一步都找不到任何一个人可以商量。她实在太孤独了。
我们现在还有机会看到公安机关的档案里当时记录的宋莲萍的外貌：高挑身材，鹅蛋型脸，弯眉挺鼻，非常漂亮。
如果活到今天，也就是四十余岁吧。
她的可怜的父母亲，应该还健在。
余秋雨《乱世流浪女》赏析
余秋雨散文集里有一篇《乱世流浪女》说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刑事案件，故事的主角叫宋连萍，所犯罪行是盗窃罪。下面我将宋连萍的情况简单介绍一下：宋连萍出身于河北省一个中学教师的家庭，一九六八年宋连萍刚初中毕业，“文革”闹得正凶，所有学生停止上课，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不仅得不到尊重，反而归为“黑五类”，那段时光知识分子挨批挨打简直是家常便饭，没整死没坐牢的知识分子是不幸中的万幸。
那段时光尤其注重思想觉悟，上级为了让“臭老九”的资产阶级思想不影响下一代，故意将他(她)们与父母划清界线，将他(她)们的子女下放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宋连萍也是上级安排到内蒙古去落户，临行前她与她父母发生了争吵，于是一气之下改变了主意没去落户，而是选择了流浪的生涯。
余秋雨对当初流浪的社会环境有很精辟的描述，余秋雨说：“选择流浪这在今天是一个漂亮的说法，但在“文革”高潮时期根本做不到流浪要有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要有随时都能获得施舍的物质可能，要有人人见到不明身份的外来人不惊不诧的心理土壤，但这一切当时都不具备。”
宋连萍当初为什么要选择流浪?我们不得而知。也许她那时脑海里流浪的生活概念会比她想像的下放落户更自由，否则她就不会选择流浪。只是当她真正跑出来后，才发现整个中国都政治气候紧张，不仅得不到施舍，反而用怀疑和惊诧的眼神打量她，她害怕当成阶级敌人拉去坐牢，又害怕回去连累父母，处于进退两难的她只得想办法去寻找有庙、有山的地方去避难，那个年代是垃圾箱都不在的年代，(可见她的生存状态是多么的艰难)，她要走到她想像中的清静地方谈何容易?所以最后的结局是饿得昏迷在草堆里被庙里的一个老僧和尚救活并收留。(她能够撑到离庙不远的地方，昏迷就是奇迹)
她跟这个将近八十岁的老和尚在庙里呆了两年，老僧武艺高超，将自己的技艺传授给宋连萍，宋连萍似乎天生就具备武侠潜质，只两年功夫就掌握了高强的本领，就连他的师傅也认为她具备了惊世骇俗的武艺。也许是师傅年岁已高，担心他死去，也许是师傅为了控制她对她的要求太苛刻，反正最后的结局是她悄悄拿了点恩师的钱逃跑了。(我宁愿说她拿也不愿说她偷)
余秋雨说他的恩师说她偷了他的钱，并且在自知将快离开人世前，给公安局写信揭露了这件事。文章中余秋雨对老僧有肃然起敬的感觉，其理由是揭发信的内容含蓄，把偷走积蓄说成是“做了一件不太光彩的事……”而我与余秋雨先生的看法却截然相反：一个真正的大师是不会因为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的犯错而生出苦恼，继而还有心思向公安机关写揭发信的。
余秋雨在文章中为宋连萍舍弃这样一个伟大而含蓄的师傅而感到惋惜，而我却隐隐感觉宋连萍从庙里逃跑与他师傅行为不端有很大关系。在那个打打杀杀的年代，如果师傅真正跟她友好相处，她是不会选择再次逃跑的，从他师傅写揭发信这件事上来看，至少可以断定他的师傅心胸还有些狭隘，我甚至认为他师傅是一个极端狡猾而且控制欲很强的家伙。宋连萍走了，他一下心理失衡，居然偷偷写信揭发她，为了显示他是优雅的，还故意把揭发信写得委婉而“含蓄”，还故意假惺惺地说几声：“阿弥陀佛”之类的话语，可见她的师傅是多么的深奥，又是多么令她失望。
一个真正的信徙，除了佛教信仰外，思想里的万事万物都应该是空灵的，是沉得进去也拔得出来的。他都已年迈得不久于人世了，他还不能原谅一个十几岁的漂亮的失去亲人的姑娘，他哪有资格称得上是一个“老僧”?并且是人们仰视的所谓的老僧和尚?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大师，他不仅不会揭发她反而应为她的生存担忧，反而应该为她祈祷，显然这位师傅没做到。
现在想一想，宋连萍犯错时的年龄，就不难理解她的行为：她那时正值青春逆反期，逆反期的孩子行为过激，不考虑后果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只是那个疯狂的年代不能容忍她一时的冲动，只是她的个性遇上了不合时宜而已。写到这里想起最近电视上看到的一个例子：一个大三的优秀学生逃跑了，学校、家长、媒体、微博都在寻找他，所有的人都在关心他，他的父母也可以光明正大的去寻找他。
而宋连萍呢，她那时的逃跑也是出于一时的冲动，而最终却陷入政治旋窝不能自拔;回去吧肯定面临坐牢的危险，而且还连累自己的父母，宋连萍只好冒着生命危险到处躲藏着，哆嗦着度日，她不敢光明正大的流浪，只能孤苦伶仃地过一天算一天。终于在离开破落小庙一年后，她手头的那点小钱已全部用完，为了能够继续活着，她决定利用自己的武艺自救，她是善良的，她不上门打家劫舍，也不拦路抢劫，而是选择铁路运输车去偷，她认为运输车上的东西都是国营企业的，这是她的事非界限，也是所有当初的中国人的界限。偷集体一点东西用来聊以度日，对于那时的阶级兄弟都属正常(这个分析我与余先生不谋而合)。
可能是她运气不好，也可能是她的绝妙武术太引人注目，终于最后一次不小心偷了一箱上海牌手表而发案。因为这在当时实在不算小数字了，于是引来公安局高度重视。高度重视的结果表明她要为她的生命作最后的挣扎。据说她在飞驰的列车上纵身上上下下，像长了翅膀的侠女一样飘然自在，一群警察追她，她跃身蹿出屋顶盖板，像神仙一样立即不见了踪影。尽管具备惊世骇俗的武艺但最终还是寡不敌众，在布下天罗地网的警察包围中，在最后关头被公安局安排一个神枪手将她的生命结束了。
这位孤苦伶仃的有点叛逆的漂亮女孩就这样离开了人世，她是“文革”的牺牲品，她的死令人深思，也令人惋惜!她若生长在一个很正常的社会环境下，她将成为众星捧月的明星，只可惜她的美丽，她的超凡脱俗遇上了错误的时代，这种不合时宜的出色似乎注定她的生命节奏要以一种特别方式结束。好在她死后还有人为她叹息，有人为她感伤，此刻她的灵魂也许会得到一丝安慰，也许她在天堂里活得更加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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