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热分子》读后感二

　　霍弗所定义的群众运动是广义的群众运动，其范围包括政治运动、革命运动、社会运动、宗教运动、民族主义运动等等。他说，群众运动的忠实信徒往往是一些失意者，因为“失意者之所以追随一个偶像，与其说是因为他们相信他可以把他们带到一片应许之地，不如说是因为偶像可以把他们带离开他们不想要的自我”，“一个人愈是没有值得自夸之处，就愈是容易夸耀自己的国家、宗教、种族或他所参与的神圣事业”。“一个人自己的事要是值得管，他通常都会去管自己的事。如果自己的事不值得管，他就会丢下自己那些没意义的事，转而去管别人家的事。这种人喜欢搬弄是非、打听试探、越俎代庖，同时对国家和种族事务表现出炽烈兴趣”，“当我们个人的利益与前途看来不值得我们为之活下去时，我们就会迫切需要为别的事物而活。所有形式的献身、虔诚、效忠和自我抹杀，本质上都是对一种事物牢牢攀附——攀附着一件可以带给我们渺小人生意义和价值的东西。因此，任何对替代品的拥抱，都必然是激烈和极端的。我们对自己只能有有限度的信心，但我们对国家、宗教、种族或神圣事业的信仰，却必定是夸张和不妥协的”。

　　联想所谓的“百年梦想”，举国同庆，金牌突破的荣耀，是中国真的值得自豪了么?还是可以解释为这乃一场由政府发起，全民响应的，为了无限缩小对眼前股市、楼市、物价的不安，抚平雪灾地震所带来的伤痛，忘却对社会不合理制度的种种无奈，掩饰对未来发展的不自信而兴起的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呢?“对群众运动而言，戏剧元素大概能比其他任何方法发挥更持久的作用。毫无疑问，通过举办游行、检阅、仪式和典礼之类的活动，一个群众运动可以引起每一个心灵的共鸣。哪怕最冷静的人也会因为看到壮观的群众场面而动容”。

　　霍弗认为群众运动需要一个模糊而远大的目标，“没有人会比不知道要去哪儿的人走出更远”，“所有建制化群众运动都有它的远程希望和特有麻醉剂，用以缓和群众的急躁，使他们各安天命”。毛为中国制定了一个理想的共产主义目标，邓则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制订了一系列五年计划，让人们觉得已经站在通往远大美好的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上了。“不过危险是存在的，当运动蜕变成事业，它吸引到的劣质人才就愈多，到头来，这些政治攀缘者会充塞于一个成功的党，致使其昔日的忠诚战士再也无法认出它的本来面目”。因此到了江便忙不迭要强调“三个代表”。“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提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试图把偏离本位的党拉回正轨。当然“三个代表”也树立了“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到了胡，还能再提出让人信服的更崇高的远景么?于是只好依靠GDP的增长速度和奥运的金牌数量说事。诚然，GDP是增长了，金牌是突破了，但这场轰轰烈烈的梦如再不清醒，谁能保证一切不是泡沫呢?“良性的群众运动应当迅速实现具体目标后结束其积极阶段”。

　　霍弗也肯定了群众运动的积极方面，比如他在书中肯定日本的民族主义运动为日本带来了民族振兴。中国目前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民族主义高涨的时期。但这种高涨更多的反映为感情上的排斥某个国家。而中国真正所需要的民族主义应该是发自于内心的民族自信，即对本国文化的关注，对本国人民的尊重(中国人往往对外国人比对本国人尊重)，对本国语言的热爱(中国人似乎越来越不愿意讲华语，在我的地盘为何讲ABC)，对本国社会的关爱，对本国环境的保护，对本国产品的支持等等。

　　关于少数民族，霍弗认为。“一个行将被同化的少数民族里，最容易被群众运动吸引的，是最有成就和最没成就的这两类人”。因为，少数民族的领袖即便得到强势民族的尊重，他反倒会格外感觉自己是外人。而少数民族的最底层则会把自己的失意归结为强势民族的压迫。另外，霍弗还说，“不满情绪最高涨的时候，很可能是困苦程度勉强可忍受的时候;是生活条件已经改善，以致一种理想状态看似伸手可及的时候。悲愤会在它几乎得到补偿的时候最为蚀骨。人的不满程度，看来是跟他与他热切渴望得到之物的距离成反比”。可见，成功的少数民族政策也许不是同化或给这一地区这一族群的人以格外优惠的政策，而是尽量保持这一地区和这一族群人民的原有生活状态。

　　在一个难得不受外界干扰的环境中，偶然阅读了《狂热分子》，突然意识到已很久未读书了，如饥似渴的阅读是多么久远以前的事情。看来人需要有随时失明的忧患意识。霍弗说，“我们追求奢侈品的时候会比追求必需品的时候更勇猛。情况往往是，到我们不得不放弃追求奢侈品的时候，我们的必需品也会开始短缺”。当青春已然亮起红灯，也许到了应该返璞归真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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