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生第四卷4.4房主不在屋内》原文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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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000年初春并不太冷，但我越来越觉得寒气砭骨。
这些地方，当年写《文化苦旅》时都来过，当时为什么不觉得冷呢?看来还是岁月不饶人。当然，还有心情。那么艰辛的万里历险，总算全身而返，正有多少憋久了的火热话语需要向国人倾吐，谁知一进国门就遇到了劈头盖脸的大批判浪潮。掀起这一轮大批判浪潮的，是一个也姓余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正当我穿行在恐怖分子枪口下的时候，他在国内发表耸人听闻的文章说，我在“文革”中参加过一个叫做“石一歌”的写作组，因此是“文革余孽”、“文化流氓”，必须忏悔。此外，满篇都是对他不知道的时间和空间近乎梦呓的可笑臆想，包括对我还未结束的万里历险的诬陷。他诽谤的特点，是把凭空捏造的一切说得斩钉截铁、信誓旦旦。
他在文章中一再提到一个所谓“当年同事”，我知道又是金牙齿在捣鬼了。但是，由于这些诬陷实在太离谱，我没有怎么在意，觉得只须轻轻一抬手指就能戳穿，便在行途中找来余某责问了几句。我完全没有想到，他后来竟是这样一个人，更没有想到，这事已经在海内外引起爆炸性效应。也许是广大读者对我的散文和历险太感兴趣了，这下便加倍地集中起了全社会的负面注意力，他则把这种注意力收纳在自己身上，当作战利品。本来那么多华文报刊天天在连载我的考察日记，转眼全被余某、“石?歌”、“忏悔”所取代了。
于是知道，这是“智取生辰纲”，正好也在半道上。“石一歌”就是那剂蒙汗药。还不仅如此。我在最危险的区域贴地而行，天天抱着日记手稿，准备被匪徒绑架时与自己的文字共存亡。谁知一到国内，这些日记已经被印成了几十万册盗版书在到处倾销。终于还是遭劫了，劫贼不是国外的恐怖主义匪徒，而是“同胞”，他们从凤凰网站，从各报连载，做了手脚。本来，盗版集团一直在批判我的那份“反盗版宣言”，今天，他们继续一边盗，一边批，与余某形成合围。一些文人本来心底就憋足了“阶级斗争”的欲望，多年无从发泄，这次突然看到有地方可以施展拳脚了，也完全不问证据何在，都快速参与进来，报刊间一片喧闹。
妻子后来告诉我，她爸爸每次在报纸上看到那些大批判文章，总是立即藏起来，装在一个塑胶袋里，怕我的岳母看到。他自己躲在阳台上一篇篇读，然后抽闷烟，整夜不睡。岳母终于发现真相，于是一天天长吁短叹。他们互相关照，决不能让我妻子看到。怎么会看不到?这么多报纸的大标题，随处可见。有些大批判文章发表在小一点的报刊上，也会有朋友打电话来通报。妻子实在不想看，又忍不住看几眼，她一再叮嘱自己，见到父母亲时要装出一派轻松，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她记得父母亲在“文革”灾难中的表情。
他们就这样在我远行的日子里一次次见面，两方面都在装扮轻松，两方面都在偷偷窥视。
相比之下，更艰难的是妻子，因为她还要向老人隐瞒，我此刻正穿行在什么样的地区。如果看到老人正好在看电视里的国际新闻，而且又正好在播出中东、中亚或南亚，她会借口嫌吵，起身关掉。
对于另一对老人，我的父母亲，她瞒得更严。瞒住了大批判浪潮，又瞒住了最危险地区，瞒得密不透风。
等我终于到达这次万里历险的终点北京，知道了事态的严重性，便对妻子说：“我必须停止写作，离开文坛了。”
“你从来都那么乐观;为什么这次那么消极?”妻子问。
“我感受到了一种令人恐怖的集体遗忘。”我说。
“集体遗忘?”她有点不解。
“首先是忘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是一条否定‘文革’灾难的历史界限，一个改变中国人命运的生死关键。北京余某写那篇诽谤我的文章，正好离那次会议整整二十年。二十年算一代，因此也是一个天然的集体遗忘点，金牙齿一直苦熬着等足二十年。余某的诽谤来自于他，他自己很快也从幕后走到幕前，宣布他曾经审查过我，于是全国肃静，都听他的。”
妻子等着我说下去。
“大家确实都忘记了，一个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担任过什么
审查组的‘党小组副组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狼狈得连工作也找不到的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相反，一个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被列为审查对象、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过民意测验和严格考查越级提拔为高校校长的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当时大灾刚过，是非清楚，社会的褒贬与职位的任免紧密相连，一旦脱节就会群情激烈。现在，二十年过去，我已辞职多年，而金牙齿却也慢慢地熬成了一个‘教授’，职位已经不能说明问题;而我又恰恰比较有名，所有遗忘了历史的民众天然地靠近民粹主义，相信名人必有劣迹，于是发言权全在金牙齿一边了。”
妻子说：“算起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北京的那个余某还是个婴儿啊。”
我说：“对了，这就是金牙齿当时的远见，把自己翻身的希望寄托在一无所知的婴儿身上。不仅北京余某，我曾见到几位为此事来采访的记者，也完全不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那就不知从何说起了，只好请他们离开。后来一想，该离开的是我，面对着当年的婴儿和当年的打手，面对着当年的打手和今天的‘教授’，面对着渴望名人出事的民众和记者，我任何一句话都说不明白。”
妻子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集体遗忘，成了一堵无理可讲的高墙。除此之外，还有一堵高墙，那就是无视证据。这是中国文化思维的老毛病，也是历来诬陷事件的立足点。全国报刊已经闹成这个样子了，但没有人对证据感兴趣，即便少数善良的人对他们的凶狠态度表示不满，也没有人要这个当年婴儿出示证据。好像金牙齿就是证据。现在，我眼前就是‘集体遗忘’这堵高墙，我身后就是‘无视证据’这堵高墙，两堵高墙夹着我，即便高喊也毫无用处。除了逃离，没有其他办法。”妻子说：“那我也离开，两人一起消失。”对此我们早有约定，我也深知她身处的环境，但在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考察时，我们又对中华文明产生了特殊的感情，决定试着再度参与。不知道在佩特拉分别之后的几个月，她周围又发生了什么新的情况，便用目光询问。她摇头，叹一口气。她在大事上不会屈服，但在待人接物上却又特别谦让、柔和，让她也摇头叹气了，那么，事态一定已经相当乖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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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有一种传言，后来变成一种舆论，好像是说她自己不想演戏了，或者是我不让她演戏了，因此她告别了舞台。
其实，我作为?个戏剧学者，太知道对?个成熟的舞台表演艺术家而言，她现在正处于最好的年龄。演戏和写作不同，必须与剧团合作，好在我早已不在哪一座城市上班，因此一直在她原来工作的城市找房子，至少已经找了五六处，想选准?处长久安家，一点儿不影响我的文笔生涯。更何况，我写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为她写戏。
但是，她突然地受到了全方位的排拒。
省里一位已经退休的领导人有一次对她说：“他们已经将‘局’排定了，没有你，不知什么原因。还是走吧!”
我们一直在猜测其中原因，始终没有一个像样的答案。
“可能是好几次北京有领导人来，省里要我出场，我听说是联欢而不是演出，都没有参加。”她说。
“可能是我的原因，《红楼梦》和《秋千架》都没有按照当地惯例，把各级行政领导列为艺术顾问。”我说。
“一直有人为了自己的目的在上级耳边递小话，说我不听使唤，迟早要走。”她说。
“也有可能是，你在北京发表声明，从此不再参加任何评奖。得奖是人家的政绩啊。”我说。
即便这样无缘无故地遭到排拒，她还是舍不得剧种。几次与有关方面商量，都没有下文。那就只能真的离开了，却又不准办调离手续，说是如果办了，“全省人民不答应”。结果，既不给活动空间又不让离开，如果自己离开了又没有演出许可证，建私人剧团又没有条件，怎么办?在国内，同时囊括了舞台剧表演和电视剧表演所有全国最高奖的，至今还只有她一人吧?
多么想好好演戏，但上上下下都在悄悄传言：她不想演了。于是，这位“全国劳动模范”不知如何“劳动”了，这位“全国先进工作者”不知如何“工作”了。
最后一次集中演出在台湾，那是台湾的演出公司早就约定的，演出的时间是二ooo年三月。这个时间，乍一看无甚特别，其实正好子是台湾大选的日子，全岛没有一个剧团会在那个时间演出。演出公可借着她的名字开了一个大胆的例外，而且演出的地点正好是处于大选造势活动中心的“国家剧院”。台湾报纸在密密层层的大选新闻中突然冒出一个通栏大标题：“马兰又来了!”
我因有《千年一叹》台湾版的出版事务需要处理，又受到几个有关万里历险的演讲邀请，也一起去了，成了那次演出盛况的见证人。
台湾朋友都知道，在大选期间的“国家剧院”演出能做到场场爆满，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奇迹。每天夜晚，剧院门口的广场上已经聚集了几万、十几万的选举造势人群，看戏的观众要在人群中推推搡搡地好半天才能挤到门口，但在剧场里边，仍然是座无虚席、一片喝彩。台湾观众最常用的喝彩语是：“一级棒!”谢幕时，鞠躬多少次还是掌声不息，很久很久。
《红楼梦》以前来过台湾，这次依然大受欢迎，但是，最受欢迎的是《秋千架》。我构思此剧，是想用后现代主义的方式来处置民间传说，在北京长安大戏院已经创造了票房纪录，演出时连剧场过道和后台都站满了买不到票的大学生，这次在台湾，更是获得观众的充分理解。
记得当时台湾有一位大选的“总统”候选人在电视里拿着报纸幽默地说：“我是候选人，报纸上报道我的消息只有豆腐干那么大;余秋雨先生和马兰女士并不是候选人，却每天整版整版都是他们!”
这种少有的成功状况，仍然给妻子带来了不好的后果。他们那里传出消息说，台湾报纸只报道我们夫妻，却不宣传一起去的剧团组织和集体。演出结束后我因约定的演讲还要停留三天，妻子想陪我一起回来，有关方面说，不可以，于是我也只好推掉演讲。
妻子说：“我在台上天天累死累活，最后反倒是处处不是了。”她的反抗，就是沉默。正好，他们也希望她沉默，并在沉默中被观众忘却。但是，这次在台湾也有收获，那就是，无论是《中国时报》、《联合报》、师范大学、政治大学组织的一次次演讲，还是诸多电视台邀请的谈话节目，我都以“万里归来重相认”为总题，倾谈我对中华文明的重新认识，受到广大台湾听众的欢迎。而且，当
他们听到我有可能不再写作，都纷纷劝说，并一次次以笔相赠，使我想“搁笔”也不知搁哪一支了。回来时，行李里的笔有一大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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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看到这种情景，笑了：“说是一起离开，看架势，你还要写一会儿，至少把欧洲文明考察完。我先在阴影里等你
我说：“我写不写，还要再看。但从台湾的演出情况看，我还要想办法让你在舞△上再逗留一会儿。”
都是“一会儿”。看来，先要打发的，是我的“一会儿”。因为除了台湾，国际华文界对我的万里历险和写出的日记((千年一叹》也同样反应热烈，一下子冷却不了。
香港的青年本来对中华文明比较淡漠，这下，香港大学、城市大学、浸会大学都应学生们的要求来邀请我演讲了。在浸会大学豳演讲，向校外市民开放，延续了整整一个月。题目也拓展为tt中华文化的时空解读”。《香港经济日报》记者罗展凤小姐写道，香港的年轻人喜欢听我讲中华文化，只是因为他们从行为上看出我是一个“铁汉子”。这个评价使我高兴，就像后来听到台湾著名艺人评我为“第一魅力男子”一样。用词虽然严重失度，却从一个角度肯定了我的荒漠行旅对生命力的提升。也许，其中还包含着对于身处诽谤围攻的我的声援。
香港电台宣布，市民投票，把《千年一叹》评为“最受欢迎的书”。
由于《朝日新闻》对我历险考察的报道，日本的广岛市长邀请我担任“广岛原子弹祭”的主讲嘉宾。另外三位主讲嘉宾，一位是美国当年投原子弹部队的代表，一位是法国世界和平组织的代表，一位是经历了原子弹灾难的广岛作家。我演讲的内容，仍然是围着自己在历险考察过程中对中华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的对比性思考，其中又加入了被侵略民族一员的身份。我对日本听众说，战争必遭报复，侵略必遭惩罚，这是历史因果，千古血泪，希望能阻断在二十一世纪。同时，我又分析了中华文明始终没有陷入军国主义的原因。
新加坡大学、马来西亚华人总商会、((南洋商报》，都来邀请我演讲通过历险所获得的对中华文明的重新认识。每次演讲，还有不少从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闻讯赶来的华人。
凤凰卫视也实在是覆盖广远，有一天我和妻子到离吉隆坡六十公里的一个小镇去用餐，那里所有的服务员都认出了我，他们都是我们万里历险的关注者。
只是中国内地的报刊间还是一片骂声。对此我实在不想再说什么，惟一的态度是，任何有关重新体验中华文明的演讲，只要是内地的邀请，都一概拒绝。因为我的生命能面对凶险，不能面对恶浊。
后来有件事使我明白，即使在中国内地，那些大批判干将也未必能代表多少人。国内目前影响最大的杂志《新周刊》与几家网络合作评选跨世纪的“中国电视年度榜”，我被广大网友投票评为“最佳嘉宾主持人”，投票的人数很多，我有幸名列第一。综合各方评语，给予我的颁奖词为：
在陌生的文化现场，通过电视媒介的影响同步传播文化，利用文化的力量提升电视节目的品质，扩大观众
的精神视野，堪称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第一人。我妻子代表我去领了奖，奖座是一只铜铸的握着电视遥控器的手，上面刻有我的名字。妻子说，这才是大众之手，让那些人嫉根去。
这一切，使我在接到继续大规模考察欧洲的邀请时，没有推托。我只是请求刘长乐、王纪言先生允许我好好考虑四天。我在考虑，能否在完成电视台考察主题的同时，继续我对中华文明的对比性思考。第四天，刘长乐先生在凤凰卫视说：“手机打得烫手了，他”其实，这是他们给我的机会，使我思考延伸，我不知该怎么感谢他们。他们知道我不会有别的要求，便给予了一个与上次一样的待遇：让妻子在考察开始时陪一段。
直到走完之后统计，这次考察的欧洲城市共有九十六座，路过的不计在内。走得那么全，在欧洲旅行家中也寥寥无几。我还是像上次那样，每天一篇日记，一段“秋雨录”，总是匆匆写完，来不及修改就立即传出。但那里所写的内容，注重对欧洲的理解，与我自己的对比性思考很不相同。这也正是我在《行者无疆》之后，还要作以下提挈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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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次到欧洲，是专门来寻找中华文明的差距的，以便构成对上次考察的逆向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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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非常宏观。由此想到，我真是命苦，一切宏观的大.思考历来总要在脏言恶语的缝隙中进行。只要找到一条缝隙，让我遁入半山，或逃往天涯，总能够俯仰天地、吞吐古今;但这种缝隙中的宏观劳作毕竟太郁闷了，我已身心疲惫。
在欧洲大地上探索中华文明的不足之处，这样的课题就深度和广度而言，在我此生已无法多次承担，于是，我像赶时间一样满地小跑，急急地寻找一个个对比点，赶在他们最后把我灭掉之前。
总括起来，我在九十六座城市间找到了三十多个对比点，其中有八个，印象特别深刻。
这八个对比点中??
有一行字母;
有一片墓地;
有一份图表;
有一个城堡;
有一些座位;
有一群闲人;
有一块巨石;
有一面蓝旗。
看上去，这些对比点都不大，甚至有点琐碎，其实都牵连着两种文明的深层经络系统。我已经习惯于从感性片段来捕捉整体魂魄，因此总在这些对比点面前徘徊良久。
那么，这些点，也成了我个人在欧洲大地上投下的思考路标。
忘掉国内发生的一切吧，我又开始在远处流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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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那一行字母。我由此对中国当前社会转型中文化的地位，
作对比性思考。
那行字母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M?E?D?C?I，在街边、门墙、地上都有。这是美第奇家族的拼写。
按照中国的思维方式，一个有钱有势的贵族门庭，必然是历史前进的障碍，甚至是社会革命的对象。但是，美第奇家族让我们吃惊了。
最简单的事实是：如果没有文艺复兴，世界的现代是不可设想的;如果没有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是不可设想的;如果没有美第奇家族，佛罗伦萨和文艺复兴都是不可设想的。
美第奇家族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营造了一个新文化的中心，把财富和权力作为汇聚人文主义艺术大师的背景，构成了一个既有挑战性质，又有示范性质的强大存在。历史，就在这种情况下大踏步地走出了中世纪。哐、哐、哐，脚步很重，脚印很深。但丁的面模供奉在他们家里，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的踪迹处处可见，大卫的雕像骄傲地挺立着，人的光辉已开始照亮那一条条坚硬的小方块石子铺成的狭窄巷道。尽管当时的佛罗伦萨还没有产生深刻的近代思想家，但这座城市却在感性形态上，在骄傲激情上，为近代欧洲奠定了基石。
在中国的历史转型期，总是缺少这种前瞻型的贵族结构，因此也就看不到权力资源、财富资源和文化资源的良性集结。中国的社会改革者们更多地想到剥夺，这种剥夺即便包含正义，也容易使历史转型在摇摆晃荡中降低了等级。
这中间，最关键的是文化资源。历史转型常常以权力和经济开道，但要让这个转型真正具有足够的高度和重量，不可以没有一大批文化大师的参与。美第奇家族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出色，他们对于一代艺术家的发掘、培养、传扬、保护，使新思想变得感性，使新时代变得美丽，而且，是足以留之于历史的感性和美丽。
这座城市的市民并不是天生具有高超审美水平的，但他们在追随美第奇家族，而美第奇家族却在追随艺术大师，这两度追随，时间一长，就成了一种集体提升。
由此明白，欧洲人整体审美水平的提升，尤其在建筑、音乐方面，都与长久追随贵族时尚有关。
这一切，在中国都很难做到。我在《行者无疆》中写道：
由美第奇家族联想到，中国古代的显贵、官僚、豪绅，一般只沉湎器物享用，把玩琴棋书画，不愿意在公共领域大规模地优化艺术文明，因此常常奢侈在高墙内，毁弃在隔代间，难于积累成实实在在的社会财富，让庶民共享。另一方面，我还从中国文化人的传统心态，作出了反省：
在佛罗伦萨大街上我反复自省：为什么自己与美第奇家族无怨无仇，却从一开始就在心理上排拒他们对文艺复兴的巨大影响呢?也许与中国的某种传统观念有关。
中国的民间艺术家和文人艺术家历来以蔑视叔贵为荣，以出入权门为耻，而与~，frl同时存在的宫廷艺术家则比较彻底的成了应命的工具，描富吟贵、歌功颂德。这两个极端之间几乎没有中间地带。我们似-~–~艮难想象当年佛罗伦萨的那些艺术大师，出入权门而又未曾成为工具。
可见，我在佛罗伦萨想得更多的并不是艺术，而是社会进步的资源合成，以及历史转型中的文化功能。中国的一次次进步和转型，都容易流于急功近利，还误以为暂时牺牲文化是必要的代
价，不知道此时此刻的成功关键，恰恰在于必须开创一种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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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那一片墓地。我由此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人格和行为方式，作对比性思考。
我说的是德国柏林费希特、黑格尔的墓地。其实，欧洲可供凭吊和游观的学人墓地很多，随之还有大量的故居、雕像，让后人领略一个个智者的灵魂。其实，那也是欧洲的灵魂。欧洲觉醒在佛罗伦萨，却又在这些中欧、西欧智者的思考间获得集体灵魂，走向精神的厚实。
德国的这些思想家，我以前在著述和讲课的时候经常提到，这次面对他们的墓地和种种遗迹，产生了一种近似于“全息生态”的冲撞。我在写作《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时已经把中国古代文人的生态比较深入地触摸过一遍，因此在面对德国思想家们的遗迹时又隐含着重重对比，感觉更加强烈。
同样是知识分子，德国的同行在整体上远比中国同行纯粹，并因纯粹而走向宏伟。历代中国人哪怕是最优秀的，都与权力构架密切相连，即便是逃遁和叛逆，也是一种密切的反向连结。因此，他们的“入世”言行总是直关社会利义，构不成独立的文化思维;他们的“出世”言行则表现出一种故意，虽有性灵巧思却难成大气。直到今天，中国文人仍然在政客式的热闹和书蠹式的寂寥间徘徊，两方面都不到位，都带有自欺欺人的虚假。
德国学者很少有这种情况，即使像歌德这样在魏玛做大官，也不影响他独立的文化思维和完整的艺术创造，例如完成了《浮士德》。黑格尔庞大的哲学架构和美学体系，更不可能是应时之作。他担任柏林大学校长，算是一个不小的行政职务了，却也坚守大学创始人威廉?洪堡的宗旨，实行充分学术自由，不许官方行政干涉。
比黑格尔的思维更加开阔的是康德，却比黑格尔更加安静，终身静居乡里，思索着宇宙和人类的奥秘。但是，即便这样，他们也决不伪装出拒绝社会、摆脱大众的清高模样，而事实上，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力也确实无远弗届、处处渗透，成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整个欧洲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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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那一份图表。我由此对中国文化缺少创新意识的自满’作对比性思考。
图表在法国里昂的一家博物馆里，列出了这座城市在十九世纪的创造和发明。我细细看了三遍，每一项，都直接推动了全人类的现代化步伐，从纺织机械到电影技术，多达十几项。
这还仅仅是里昂，扩而大之，整个法国会有多少?但我又看到，待到十九世纪结束，无论是法国的各级官员还是知识分子都沉痛反省：比之于美国和德国的创造发明，法国远远落后了!
正是这份图表，促使我在里昂的一座大桥上对着电视镜头发表了一长段谈话，中心意思是：我们再也不要躺在遥远的“四大发明”上沾沾自喜了。
中国由于长期封闭，不仅基本上没有参与近代文明的创造，而且对西方世界日新月异的创造态势也知之甚少。结果，直到今天，
组成现代生活各个侧面的主要部件，几乎都不是中国人发明的，而我们的下一代并不能感受此间疼痛，仍在“四大发明”和其他零星“国粹”中深深沉醉。这种情形，使文化保守主义愈演愈烈，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的步伐。
西方有一些学者对中国早期发明的高度评价，常常会被我们误读。因此，我在牛津大学时曾借英国李约瑟先生的著述来提醒同胞：
历史总是以成果来回答大地的。先是昂昂然站出了牛顿和达尔文，以后，几乎整个近代的科学发展，每一个环节都很难离得开牛津和剑桥。地球被“称量”了，电碰波被“预言”了，电子、中子、原子核被透析了，DNA的结构被发现了……
身在大学城，有时会产生一种误会，以为人类文明的步伐全然由此踏出。正是在这种误会下，站出来一位让中国人感到温暖的李约瑟先生，他花费几十年时间细细考订，用切实材料提醒人们不要?味陶醉在英国和西方，忘记了辽阔的东方、神秘的中国。
但愿中国读者不要抽去他著作产生的环境，只从他那里寻找单向安慰，以为人类的进步全部笼罩在中国古代那几项发明之下。须知就在他写下这部书的同时，英国仍在不断地创造第一。第一瓶青霉素，第一个电子管，第一台雷达，第一台计算机，第一台电视机……即便在最近，他们还相继公布了第一例克隆羊和第一例试管婴儿的消息。英国人在这样的创造浪潮中居然把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整理得比中国人自己还要完整，实在是一种气派。我们如果因此而沾沾自喜，反倒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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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座城堡。我由此对中国文化在近代以来的激进主义选择，作对比性思考。
我是指英国皇家的温莎堡，以及不远处的伊顿公学。
中国近代，受法国激进主义影响较深，从法国大革命到巴黎公社，激情如火、慷慨陈词、铁血拼杀、摧枯拉朽、翻天覆地，感染了无数试图拯救中国的改革者们。相比之下，对英国的温和、渐进、改良道路，反而隔膜。
后来，连法国社会最终安定在什么样的体制下也不关心了，关起门来激进得无以复加，信赖“不破不立”、“以破代立”、“只破不立”的革命逻辑，甚至在和平年月里仍然崇拜暴力，包括语言暴力。
很容易把这种激进主义当作理想主义加以歌颂，即便是在经历“文革”这样的极端激进主义灾难之后，还有不少人把一针见血、刺刀见红、剑剑封喉、穷批猛打作为基本的文化行为方式，却没有引起人们警觉。而事实上，这种激进主义对社会元气的损伤、民间礼义的破坏、人权人道的剥夺，业已酿成巨大的恶果，不仅祸及当代，还会贻害子孙。
对此我早已切身感受，又读过李泽厚、刘再复、甘阳等学者的相关论述，深以为然，但在深秋季节进入温莎堡和伊顿公学东张西望地漫步长久，才在感性上被充分说服。
我把自己在温莎堡和伊顿公学里产生的感想写到考察日记里发表了：
英国也许因为温和渐进，容易被人批评为不深刻。但是，社会发展该做的事人家都做了，该跨的坎人家都跨了，该具备的观念也一一具备了，你还能说什么呢?
较少腥风血雨，较少声色俱厉，……只是一路随和，一路感觉，顺着经验走，绕过障碍走，怎么消耗少就怎么走，怎么发展快就怎么走，这种社会行为方式，已被历史证明，是一条可圈可点的道路。
由英国出发，我还认真地考察了欧洲其他国家的王室和贵族集团，产生的感觉也与过去的成见有很大不同：
贵族集团在整体上因不适应现代社会变得保守和脆弱，但其中也有?批优秀人物审时度势，把自己当作现代规则和贵族风度的结合体，果然产生独特的优势，受到尊重。现在欧洲的一些开明王室如西班牙王室、丹麦王室、瑞典王室便是如此，他们有时甚至还奇迹般地成为捍卫民主、恢复安定的力量。因此我这一路曾多次听那些国家的民众说，如果改为总统制，他们也极有可能当选。
这种情景使我明白，中国在实行激进主义的时候，还常常犯有“顾名思义”的毛病。一个名号，一个称呼，一个头衔，一顶帽子，成了毁灭或争夺的全部理由，结果使社会步伐一直晃动在浮表层次上，而无视实质。
有趣的是，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经济生活放弃了激进主义，使得一部分人对“贵族”一词产生了另一个方向的“顾名思义”，开始躲躲闪闪地以“贵族血统”或“贵族学校”相标榜。对此，我不客气地写道：
中国历史和英国历史千差万别，因此我们完全不必去发掘和创造什么贵族。有人说这只不过是说着玩玩而已，而在我看来，这种玩乐包含着很大的损失和危险。把“盗版”来的概念廉价享用，乍一看得了某种便宜，实际上却会损害很多本来应该拥有确切身份的人。例如那些文化人硬要把曾祖父比附成贵族，老人家必然处处露怯，其实一个中国近代史上的风霜老人，完全可以不加虚饰地成为一个研究典型。
当前一些新型的富裕人群也是如此，本来还会在未知天地中寻找人生目标，一说是贵族，即便是说着玩玩，也会引诱其中不少人装神弄鬼起来。中国很多人富裕起来之后很快陷入生态紊乱，不知怎么过日子了，文化人批评他们缺少文化，其实在我看来，更多的倒是受了那些看起来挺“文化”的概念的毒害。
我认为，中国应该从英国和欧洲其他保留王室的国家学习的，不是“贵族”名号，而是一种精神平衡原则。这种精神平衡原则主要有两点：一、传统文化与创新精神并行不悖，共臻极致;二、个人自由和互相尊重并行不悖，形成公德。中国恰恰是在这两点上，一再地顾此失彼，偏于一端，甚至你死我活，两败俱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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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座位，也成了重要的对比点。我由此对中国文化在近代城市生态上的缺漏，作对比性思考。
记得是在巴黎寻找萨特常去的咖啡馆时，强烈感受到城市生态的特殊风韵，并由生态联想到心态的。
我这样描述他们的聚集心态一
他们可以如此地不关顾别人的存在，其实恰洽是对别人存在状态的尊重。
尊重别人正在从事的工作的正当性，因此不必警惕;尊重别人工作的不可干扰性，因此不加注意;尊重别人工作时必然会固守的文明底线，因此不作提防。这一切对他们来说已经习惯成自然。
其实，他们的气场之墙是半透明的。他们并不是对周围的一切无知无觉，只不过已经把这种知觉泛化，泛化为对热闹人世的领会，对城市神韵的把握。我们的惯常生态却正好相反：
我们早已习惯，不管站在何处，坐在哪里，首先察看周围形势，注意身边动静，看是否有不良的信息，是否有特殊的眼神。
中国文人历来主张“宜散不宜聚”，初一看好像是最讲独立，但是，虽散，却远远窥探，虽散，却单?趋同。法国文人即便相隔三五步也不互相打量，中国文人即便迢迢千里、素昧平生，也要探隐索微、如数家珍。
这些对比所包含着的文明差异，非常丰富。
一种集体的生态和心态，是由共同规则长期训练出来的。这样的共同规则，便是城市文明的基石，比楼房和街道还要重要，但在我们中国的城市间，形成不多。即便后来有了一系列规定，也往往缺少周致的理性衡定，更来不及沉淀为心照不宣的约定俗成。
在卢森堡，我在一系列观察中集中地思考了中华文明在都市逻辑上的薄弱，觉得这很可能是目前城市化进程中最大的软件障碍。我写道：
康德说，欧洲启蒙运动的巨大功效，是让理性渗透到一切日常生活中。
可惜，中国文化人接受西方文明，包括启蒙运动在内，总是停留在一些又大又远的概念上，很少与日常生活连接起来。结果，他们所传播的理性原则往往空洞干涩，无益于具体生活，也无法受到生活的检验;同时，他们自己所过的生活又往往失去理性控制，甚至非常不合逻辑。
其实我们生活中有太多的集体行为需要疏通逻辑，有太多的行业性逻辑需要获得整体协调，这本是文化人应该站立的岗位，然而奇怪的是，不少文化人不喜欢做这些事情，也不希望别人来做，反而乐于在一些最不合乎逻辑的情绪中异想天开。
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上很少有机会让文化人来参与都市逻辑的构建，也许那时的历史不在乎都市，也许那时的都市不在乎逻辑，也许那时的逻辑不在乎文化。这种情景所产生的恶果，现在由都市来承担。
在我的幻想中，最好的情形是，在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学人中，居然有几个静下心来，细细研究国际间和我国历史上的文明行为规范，对照现实社会的反面例证，写出一本本诸如《行为理由》、《必要禁忌》、《都市契约》这样的书来。
在欧洲考察过程中，城市文明的问题想得最多，到了比利时的布吕赫(台湾译布鲁日)栖息几日，还查阅了近来国际间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资料，作了一次归结性思考。这次思考的脉络，后来也写入了考察日记，发表时加了一个奇特的标题：((与平庸一起栖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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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要面对的另一个对比点，是沿途处处可见的一群群闲人了。我由此对当代中国民众在忙碌的经济奋斗中缺少人文目标的盲目性，作对比性思考。
在欧洲各地，总能看到大量手握一杯啤酒或咖啡，悠闲地坐在路旁一张张小桌子边的闲人。他们吃得不多，却坐得很久，有的聊天，有的看报，偶尔抬头打量街市，目光平静，安然自得，十分体面。
这又与我们中国人的生态构成了明显对比。
记得在意大利时曾通过翻译与当地的一些朋友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有很多中国移民特别是我们浙江移民在欧洲谋生，意大利朋友对他们既钦佩又纳闷。佩服的是，他们通过自己日以继夜的辛劳，快速地克服了地域、语言和文化背景上的巨大障碍，不仅在当地站稳了脚跟，而且还积累了可观的财富;纳闷的是，他们几乎没有闲暇，没有休假，让人看不到他们辛劳的目的。说是为了子女，子女一长大又重复这种忙碌。
平心而论，我比外国朋友更能理解我们同胞的行为方式。以前长期处于贫困，后来即便摆脱了贫困也没有能够进入欧洲式的福利社会，对自己家庭今后的日子缺少安全感，不能不以埋头苦干来积累财富，争取比较长久的安逸。但是，问题在于，当这种苦干扩大为一种群体行为，又由群体行为演变成心理惯性，在一个个目的达到之后还在无休止地延续，那就陷入了盲目。
我在罗马时，惊叹因绝大多数市民休假而几乎空城的景象，并由此想到了他们与中国人在文明生态上的重大差异。休假，牵涉到人与自然、艺术、体育的关系，所以这种差异在内涵上相当深刻。我写道：
中国人刻苦耐劳，偶尔也休息，但那只是为了更好地工作;欧洲人反过来，认为平日辛苦工作，大半倒是为了休假，因为只有在休假中，才能使杂务中断，使焦灼凝冻，使肢体回归，使亲伦重现，亦即使人暂别异化状态，恢复人性。这种观念融化了西方诸如个^权利、回归自然等等主干性原则，很容易广泛普及，深入人心……
中华文明注重实用理性，绌于终极思考，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较少关心人文理想。这一点，欧洲常常使我清醒。例如北欧有些国家，近年来经济发展的速度并不太快，其中大半原因，就是由于实行了比较彻底的社会福利政策。
为此，我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写下了一段话：
更值得我们留心的，是经济背后的文化理念。北欧和德国的经济学家们提出的以人类尊严和社会公平的标准来评价经济关系的原则，令人感动。
我学着概括了他们那里的一系列逻辑关系??
社会安全靠共同福利来实现;
共同福利靠经济发展来实现;
经济发展靠市场竞争来实现;
市场竞争靠正常秩序来实现;
正常秩序靠社会责任来实现;
社会责任靠公民义务来实现。
因此，财产必须体现为义务，自由必须体现为责任，这就是现代经济的文化伦理。
其实，这已触及到人类的终极关怀。
我说，想到这里，慢吞吞、暖洋洋的瑞典模式很值得处于高速发展中的国家关注。
那么，缩小了看，那些在欧洲很多街边可以看到的休闲人群，也值得我们进一步读解。正在快速积聚财富的中国人，有没有想过自己今后的生态模式呢?财富无限而生命有限，当人生的黄昏终于降临，你们会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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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那块巨石。我由此对中国文化历来看重老式荣誉、轻视法律意识的传统，作对比性思考。
从瑞典出发到冰岛，就一定要去看看辛格韦德利火山岩间的那块巨石，大家叫它法律石。
我去时那里非常寒冷，却咬牙忍冻站了很久。初一听，那是北欧海盗和他们的后裔们自发地接受法律仲裁的地方，去看看只是出于好奇。但我对着法律石却想到了中华文明的一大隐脉，后来回到冰岛的首都雷克雅未克之后花几天时间一连写了好几篇文童。
中华文明的这一大隐脉，就是武侠精神。以家族复仇为起点，神奇、痛快、亮丽、壮烈，充满了官方史记之外的世俗人格崇拜，成为诸多叙事艺术的不衰题材。
然而，在冰岛辛格韦德利的法律石前，我发现了当年北欧的好汉们如何花费几百年时间，痛苦地更换荣誉坐标，改写英雄情怀。
更换和改写的结果，是放下长剑和毒誓，去倾听法律的宣判，以及教堂的钟声。这就与中国好汉们遇到的招安还是不招安的问题判然有别了。如果说他们也被“招安”了，那也不是被朝廷和官府，而是被法律和宗教。这之间的区别很大，却又异中有同。我写道：
北欧的海盗凭着两只乌鸦的指引到达冰岛是九世纪前期，一百年后已陆续来了约两万人，他们多数已经是和平的拓殖定居者了，但控制着他们的还是让人热血沸腾又毛骨悚然的人生观念。
按年代比照，这是中国历史上相当于关汉卿、王实甫他们在吟咏着赵匡胤到李后主的故事。
很多好人本来是为了求一个社会公正而勃然奋起的，结果却给他人带来更大的不公正。这样的例子比此皆是，所以东、西方都会有那么多江湖恩仇故事，既无规则又企盼规则，即便盼来了最公正的法律也往往胸臆难平。这是人类很难通过又必须通过的精神险关，只有通过了这个精神险关，才能踏上文明之途，走向今天。
我特别注意的，是北欧的好汉们通过这个精神险关时的挣扎过程，以及《萨迦》对于这个挣扎过程的细致描述。相比之下，中
国好汉们心中的“社会公平”，一直是主观的，单向的，复仇式的，因此与法律的关系始终是对立的，冲撞的，不屈服的。
《萨迦》记载，“好汉中的好汉”尼雅尔和贡纳尔等人既看到了以复仇为基础的老荣誉，又看到了以理性为基础的新荣誉，而且，还看到了当时法律的代表者是一个小人，但他们还是愿意为新荣誉和法律，献出生命，并忍受讥笑。我在狂风卷窗的冰岛旅舍里写道：
这两个男人的关系已使人们看到，在当时的冰岛，男人们的终极追求是荣誉，而荣誉的主要标志是不计成败的复仇……
在复仇的血泊边，也有一些智者在开始构建另一种荣誉，这种荣誉属于理性与和平，属于克制和秩序，但一旦构建却处处与老式荣誉对立。尼雅尔和贡纳尔就长期在这两个荣誉系统间挣扎。他们眼前有亲属的哭诉、真实的尸体和雄辩的怂恿，他们都忍下了，同时也忍下了众人的讥笑和内心的煎熬。
他们已经意识到，只要稍有不忍，就会回到老式荣誉一边，个人受到欢呼，天下再无宁日;而如果能忍，则有可能进入一个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的新天地，但此刻却要忍气吞声。
这样的人物形象，在同时代的中国故事中找不到，于是后来也就更难找到了。
由此，我把法律石当作了一个重要的对比点。
这里发生的故事，曾使司各特、瓦格纳、海明威、博尔赫斯非常兴奋，但是，由于海险地荒，他们都未能到冰岛来看看。我来了，并在这里想着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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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主要对比点，是一面蓝旗。我由此对中国文化中越演越烈的民族主义偏执，作对比性思考。
这是在八个主要对比点中最现代的，因此可以作为归结。
这面蓝旗，就是欧盟的旗帜，在欧洲到处都可以看到，却更权威地飘扬在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大堂门口。离欧盟总部仅四十公里，便是改写了欧洲近代史的滑铁卢战场。这种近距离的对接，让我不无震撼。
历史的话题、不朽的伟业、成败的英雄，总是维系在滑铁卢和其他许多战场上。永久的目光，总是注视着在炮火硝烟间最后升起的那面胜利者的旗帜。然而，欧洲终于告诉我们，最后升起的旗帜无关胜负，无关国家，无关民族，而是那面联合的旗，与蓝天同色。
我们中国人已经关注到了这个现实，但对这个现实中所包含着的深意，却还比较漠然。
就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而言，欧洲是最有声有色的。从古代到近代，世界历史上最英勇、最传奇、最残酷的篇章，大半发生在欧洲的民族国家之间，而其中突现而出的民族精神、爱国热情、感人言行、大将气魄，也都作为全人类的正面财富，深入人心。对此，欧洲居然有更宏伟的良知，提出了反证。
中华文明具有一种开阔无垠的天下意识。民族国家的概念，则兴盛于真正面临国破家亡的年月，例如宋末、明末和清代后期，而且一时成为文人官吏的人格操守，楔入中华文明的显赫部位。到了
近代，又因列强入侵而重新调集，隆重谱写。这一些，都是合理的，但如果在早已不同的时代环境中仍然作为我们应对外部世界的基本态度，显然不合适了。
人类社会存在着远远高于民族国家的普遍原则，每个个人也存在着超乎国家公民之上的人权身份，当代世界更存在着大量任何国家无法单独解决的共同课题。我在以色列、巴勒斯坦考察时已经感觉到，一种民族文化如果过度地夸张了自卫敏感，就会把自己的体量削尖，进入仇仇相报的永久轮回。目前，当中国终于大踏步走向国际社会的时候，既有可能因视野的打开而更显气度，又有可能因竞争的激烈而倒退回狭隘，两种可能都已呈现为大量事实。我还记得小时候在语文课上读到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时的感动情景。故事发生在因战争牵动土地归属和文化归属的敏感地带，我当时就想，像小佛朗士这样的孩子，长大后一定会成为爱国的士兵而浴血战场吧?年岁使我改变了这种预期，上一次到中东历险曾在戈兰高地和巴勒斯坦难民营与当地的许多孩子有过交谈，他们大多还是当年的小佛朗士，而我则已不希望他们再是那样。
到斯特拉斯堡，我知道，这正是都德《最后一课》的取材地，满街行人应是小佛朗±的后代，那里有欧盟的一个办公处，大厅最中心地位是一位叫做路易.韦丝的女士塑像，据说欧盟开会时与会代表都会向塑像敬礼，她是为欧洲联合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人物。我想，当年，在她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也读过都德的《最后一课》吧。但她的结论不是为国界而浴血奋战，而是用和平的脚步模糊国界。
由此，我想起在日内瓦的联合国欧洲总部的两幅壁画。在这两幅壁画之下，几十年来各国政要唇枪舌剑，但这两幅壁画却描绘了两个最根本的题材：什么是一个国家的胜利，什么是一个国家的失败。胜利的仪式上，年迈的老母亲们对着一具具烈士的灵柩呆若木鸡;失败的俘虏中，复仇的烈火已从双眼燃烧到了双拳。画这两幅壁画的是西班牙画家，我想，这是艺术家用自己的语言在各国政要的头顶发言。
于是，我觉得，在欧盟的那面蓝旗下，我有一些话应该写给中华文化：
康德终身静居乡里，思维却无比开阔。他相信人类理性，断定人类一定会克服反社会倾向而实现社会性，克服对抗而走向和谐，各个国家也会规范自己的行为，逐步建立良好的国际联盟，最终建立世界意义的“普遍立法的公民社会”。正是这种构想，成了后来欧洲统一运动的理论根据……我本人也更喜欢康德，喜欢他跨疆越界的大善，喜欢他隐藏在严密思维背后的远见。民族主权有局部的合理性，但欧洲的血火历程早已证明，对此张扬过度必是人类的祸殃，而人类共同的文明原则，一定是最终的方向。
欧洲的文化良知，包括我特别敬仰的歌德和雨果，也持这种立场。
我很注意康德提出的“反社会倾向”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接近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反人类”，而康德所说的社会就是人类有秩序的和谐组合。在他心目中，用人类的整体理性来克服反社会状态，远比费希特强调的民族精神和黑格尔强调的国家学说重要。
事实早已证明，而且还将不断证明，很多邪恶行为往往躲在“民族”和“国家”的旗幡后面，我们应该撩开这些旗幡，把那些反人类、反社会、反生命、反秩序、反理智的庞大暗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这件事上，不应有民族和国家的界限。这是我今天在欧洲的“最后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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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个对比点，概如上述。其实，在欧洲寻找与中华文明的对比点，真可谓无处不见。小到生活细节，大到历史名邸，都让我感慨万千。就历史名邸而言，例如德国柏林斯泊利河畔那幢白楼，一百多年前中国公使馆的所在地，以及在英国、法国的类似地点，最可以用来作为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近距离对比的遗迹现场。而且，我本人也搜集过中国第一代夕卜交人员的种种资料，其中有些人物如驻英公使郭崧焘、刘锡鸿等人的政治文化纷争，很适合我的表述方式。但是，我又提醒自己，这是《文化苦旅》、《山居笔记》时代的题目，现在我的考察已承担不同的任务。
我写那两本书时，态度是诚恳的，却稍稍表现出一种现代人的优越感，似乎对笔下的种种事情，已经有资格远眺和俯瞰。这次在欧洲，我否认自己有这种资格，因此也舍弃了那些使馆老楼。
八个对比点，与上一次考察时发掘出来的中华文明延续至今的一系列原因，数目相近，如此一正一负，一阴一阳，也就构成了大体平衡。上次发掘出来的一系列原因，有明显的逻辑关系，这次的八个对比点，看似比较随意，其实逻辑结构还比较完整，读者不难寻找出来。
我的叙述比较匆忙，原因是要与国内的诽谤围攻者们争抢时间。在欧洲各座城市，只要遇到华文读者，交谈七八分钟之后必然会问起我被诽谤的种种话题，我都不知从何回答。由此想到，金牙齿和北京余某等人，实在是威力无边。我想不起在历史上有哪一个文人遭受过如此国际规模的伤害。但是，完全没有心思来做自我洗刷了，只想在下一拨恶浪来到之前快一点把我在欧洲的考察结果告诉读者。因为等到下一拨恶浪掀起，任何诚恳和叙述都会被彻底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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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考察，当然不会像上次那样恐怖，但也不是预想的那样安全。
西班牙北部的分裂主义集团在不断地制造事件，我们在那里时天天受到人们紧张的提醒，不能不小心翼翼德国的“新纳粹”专挑外国人动手，这又要让我们一直处于警觉之中;在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一带，我们被告知，即便是在街边停车吃一顿饭，出来时很可能被卸掉了一半车轮;一个当地人说：“我们这个区，至少有一半人进过监狱。”这可能有点夸张，但追捕黑手党的凄厉警笛却确实常在耳畔;欧洲各地都能遇到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流浪者，因此偷盗事件的发生如家常便饭，连法国图卢兹这样原以为最平静的城市，我们也遇到了大爆炸……
我们车队的勺重大失窃发生在巴黎，车上的几个大箱子都没有了。后来经过细致的回忆，发觉由于我们不熟悉市内交通而临时雇
来的司机有极大的疑点，他很可能是盗窃集团的成员，停车时故意没有把车门锁住。
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我们停在不同停车场的几辆车，车窗全部砸得粉碎，几台手提电脑不见了，连我的数码相机也不翼而飞，包括全部弥足珍贵的考察照片。去警局报案，警察平静地说，那是吸大麻的人没钱了才这么干的，但这样的案子天天发生，从来没有破过。，一这一切说明，尽管我一路都在以欧洲文明为坐标来寻找中华文明的短处，但欧洲文明自身遇到的麻烦也很多。人类的很多灾难是互渗的，连我在中东和南亚看到的种种危险，也都在欧洲有明显的投射。可惜，优秀的欧洲，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灾难已经失去敏感和关切，对于已经来到身边的危机也缺少应对能力。我写道：
上几代东方文化人多数是以歆羡和追慕的眼光来看待欧洲文明的，结果便产生了一种以误读为基础的滥情和浅薄。这种倾向在欧洲本身也有滋长，原因是它突然还清了一切旧账，随之也就卸除了多种历史负担，其中既有负面的负担，也有正面的负担……当历史不再留有伤痛，时间不再负担使命，记忆不再承受责任，它或许会进入一种自我失落的精神恍惚。
欧洲的旅途使我对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书所阐述的法国哲学家柯杰夫(AlexandreKojeve)的观点产生质疑。这种观点认为，欧洲集中了从基督教文明到法国大革命的多种营养，战胜了诸多对手，在物质的充裕、个体的自由、体制的民主和社会的安定等各个方面已进入了历史的终结状态，今后虽然还会有局部冲突，整体趋向却是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消费和游戏。
我觉得，这种观点，是一种躲藏在自己价值系统里的闭目塞听，是在全球一体化过程中对各地实际存在的危机、积怨、恐怖、暴力的故意省略，因此，也是对人类正义和公平的冷漠。欧洲的这种心态也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不安全，因为当一种文明不能正视自己的外部世界，也就一定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失去以往在与蒙昧和野蛮搏斗时沉淀的历史力量，削弱了自己的体质。
面对这种状况，我们在学习欧洲文明的时候，不能继续像文化前辈那样一味抱歆羡和追慕的态度，而应该用“旁观者清”的目光作出另一番透析。我一直在想：
凭我以前的阅读印象和实地探访，朦胧觉得欧洲文明应该有一具粗犷而强悍的生命原型，有一个贯穿数千年的历险情节，有一些少为人知的秘密角落，有一堆无法追究的羞耻和悔恨，有几句声调低沉的告诫和遗嘱。只有找到了这些，才能实实在在安顿我们原先熟悉的那些学说、大师和规程.结果，我一方面在寻找欧洲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一个个对比点，一方面又描绘起欧洲本身的魂魄图谱，并让它梳理成一个宏大的情节。宏大的情节居然由“散文”组成，只因它的主角是一片大地。昧，愚昧的行动是迫害，迫害的对象是智者，因此，佛罗伦萨的黎部大海边的远航，使这片土地知道了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巨大的文明脚步，伴随着巨大的人格灾难，也卷起了巨大的战争尘土，终于，由现代智慧抚摩着千古伤痛，而归于平静。以后会是怎样?还
我把欧洲文明放回到了灾难的边缘上，是为了进一步证明一切文明的第一本质在于它们与非文明的区别。这一点，远比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区别和冲突重要。因此，只要是文明，就不必在互相对比和冲突中过于自卑，或过于骄傲。
以此为归结，显然与现在多数欧美学者的主流思维有很大不同，这大概是因为我立足于中华文明的缘故。我在《行者无疆》自序里说：
这也体现了我们与亨廷顿教授的基本分歧：他只指出了各个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我们需要呼吁的是，这些文明如果真正称得上文明，一定有共同的语言，一定有共同的敌人。
我写这段话的时间是二oo一年二月三日，七个月后，发生了“九一一”事件。从“九一一”事件后的第二天开始，我不断收到很多读者来信来电，对我的预见表示赞扬。他们倒不是针对这番论述，而是针对我在《千年一叹》中指出目前全世界最恐怖地区的所在，并发出警告。韩国和日本快速地翻译了那本书，并把这件事说成是“亚洲人自己的发现”。
我的回答是“断言什么地方是目前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并不需要很高的水平。任何一个文化人，只要不把自己的生命看得太重，只要放下那些自欺欺人的概念游戏，睁大自己的眼睛去看，都会得出近似的结论。我自己更珍视的考察成果，是从对比中获得了对中华文明的重新认识。”《<千年一叹>修订版说明》)
至此，我对世界各大文明的考察，大体完成了吧?
我自己默默点头。
在赫尔辛基，一位芬兰教授说我“可能是世界上走得最远的文化人”。他的理由有两点：一、很多年来没有发现欧美文化旅行者走通过从埃及到南亚的危险长途;二、即使有个别人走通了，也一定没有深入地考察过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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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中国时报》的朋友们兴奋地来电告知，我因两度大规模的越野考察和写下的考察日记，获得了“白金作家奖”。怕我对这个奖项不重视，还特地告诉我，前次获奖的是美国最著名的刑侦专家李昌钰博士。
我与妻子立即商量决定，这个消息与以前的其他类似消息一样，暂时不在中国大陆透露。因为在我考察欧洲期间，对我的诽谤声势更大了，而诽谤的内容，则越来越不知所云。我从来就没有怕过他们，但怕奖项受污。’大陆有些记者从海外网络上看到这个消息，打电话来询问，妻子总是回答：“没听说，可能是误传。”
不久深圳书城的总经理陈锦涛先生打来电话，说据市场统计报表，近五年国内十大畅销书的排列中，我一个人占了三本。妻子马上就希望他不要对此作任何宣传。妻子也早已不怕那些诽谤，只是不想自家窗外有太多的蚊蝇和异味。考察欧洲时，她陪了我一小段就回国了，主要原因是上海的家要搬，她要回来张罗。
我家最多的是书，整整一百二十箱，全由她一个人整理、捆扎、装箱。只向在汇金百货公司工作的朋友金国良先生借了一批用过的纸箱，没让其他人帮忙。这事后来被我责怪，她说：“花费几个月时间翻阅那么多书，翻完一叠捆扎一叠，实在是得益不小。”
她还要整理我的全部来信，把海内外重要的学者、作家的书信按时间一一排好，却又惊讶地发现，现在对我诽谤最凶的那些人中，以前大多写来过最甜腻、最恭敬的信，只是我从来没有回过。整整一百二十箱书，整整几个月时间，仅仅她一个人，如此耐心，如此刻苦，还是让人费解。其实，这与她知道我在远方正做着什么事情有关。四周都在叫骂着我的名字，而被叫骂声包围的屋子里边，并没有我。只有一个女人在慢慢地打理我的书籍，悄然无声。她喜欢这种感觉。
这情景，有点像日本风格的古典唯美主义电影。黑发垂地，素面黄卷，纸门布袍;屋外有冷铁刀兵，杂牌武士，如林如墙，在月光下低吼声声，要捉拿房舍主人。
月光也穿过窗棂照见了屋内的情景。房舍主人不在屋内，在万里之外，也在女人心中。即便杂牌武士破门而入，也不能改变屋内的平静。依然是黑发垂地，素面黄卷，好像没有听见刀剑撞击的声音。明眸仍如深潭，不起一丝波纹。
搬家不只是搬书，杂事极多，她都慢慢地独自处理。我回来后金国良先生告诉我：“太厉害了，那次我在汇金百货公司见到她，不仅两手提满了口袋，肩上背上都挂满了东西，就她一个人!”
我听了，看了妻子一眼。她笑笑，没说什么。
我的被骂，她的被逐，都出于对方一堆堆难于启齿的原因，因此也可以说是没有原因。那么，最好的回答就是这样：不向任何人求告，静静地过着最寻常的生活。
如果连这样的生活也不让过了，我们也不和他们打斗，只是一味躲避。躲到这个城市又被骂，那么再换一个城市，一路逃下去。最后，也有可能放弃城市。好在就像我们在耶路撒冷的咖啡馆里说过的那样，我们国家幅员辽阔，空间很大，有地方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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