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进士(1)

　　两年后我到上海读中学，一天晚上约了几个同学去看电影，半路上突然下起了大雨，我们就躲进了一家杂货店。店老板询问了几句，不相信我们这么小就成了中学生，我们只得拿出学生证给他看。他一一看罢，叹一声：你们全是秀才。

　　再过几年，我获得了上海市作文比赛的大奖，领奖时主持人说：这位就是状元。

　　——这些零散的记忆说明，直到我的少年时代，像“状元”、“秀才”这些科举概念，还是人们的日常用语。

　　几年前，我去四川阆中，仔细参观了那里保存得非常完好的科举考试场所——贡院。两位记者问我：“如果把时间倒退两百年，您会在这样的贡院里充当什么样的角色?”

　　我说：为了不让我父母伤心，我一定会来考，而且会考得很好，因此不久又会成为考官，主持这里的考试。但是，如果开始来考试时遇到不礼貌的待遇，我会拂袖而去，从此浪迹天涯。

　　可见，科举考试虽然已经废止了一百年，但对于现代中国文人而言，仍然是“前世今生”，一种集体的生命贮存。

　　但是，从少年时代开始，我们受到的教育，读到的书本，看到的戏剧，基本上都是否定科举制度的。陈世美、蔡伯喈、范进、孔乙己，这些妇孺皆知的艺术形象，都以自己的人格沉沦，阐述了否定的理由。

　　既然曾经与全国文人的命运息息相关，那么，身在其中的每一个人当然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褒贬好恶。我们这一代已经不在其中差不多一个世纪，距离给了我们冷静，理应对这个问题重新作出整体的理性判断。

　　除了阆中贡院外，我还参观过南京和北京的科举考试遗址。一个个小小的房间，密密层层地排列着，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所在?

　　科举制度在中国整整实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从隋唐到宋元到明清，一直紧紧地伴随着中华文明史。科举的直接结果，是选拔出了十万名以上的进士、百万名以上的举人。这个庞大的群落，当然也会混杂不少无聊或卑劣的人，但就整体而言，却是中国历代官员的基本队伍，其中包括不少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的杰出政治家和行政管理者。

　　我始终认为，中华文明能够成为人类各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特例，科举制度起了最关键的作用。

　　试想，在一千三百年的历史上，每隔三年就有大批文官选拔出来，参与管理庞大的疆域，这种奇迹，其他古文明连做梦都无法想象——它们始终没有构建起可长期持续的管理者选拔机制。更重要的是，选拔的标准是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这使一代代无数年轻的生命为了争取仕途而朝夕诵读，一旦考中为官，又以这种文化“治国平天下”。因此，文化也就获得了最有效的延续。这种情况，在其他古文明中也没有出现。

　　这还不重要吗?

　　此外，为了选出这些文官，几乎整个中国社会都动员起来了。而这种历久不衰的动员，也就造就了无数中国文人的独特命运和广大民众的独特心态，绝不是我们一挥手就能驱散掉的。

　　科举制度的诸多毛病，其实从一开始就有人觉察到了，许多智慧的头脑曾对此进行了反复的思考、论证、修缮、改良，其中包括我们所熟知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等等。不能设想，这些文化大师会如此低能，任其荒唐并身体力行。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不是科举，古代中国该如何来选择自己的官吏呢?这实在是政治学上一个真正的大问题。

　　世袭是一种。这种方法最简便，上一代做了官，下一代做下去，中国奴隶制社会中基本上采取这种办法，后来在封建社会中也局部实行，称之为“恩荫”。

　　世袭制的弊病显而易见：一是由于领导才干不可能遗传;二是这种权力递交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朝廷对官吏的任免权，分散了政治控制力。

　　世袭制由于过于强调做官的先天资格而走进了死胡同，因此有的封建主开始寻求做官的后天资格。

　　一个贵族，平日见到有文才韬略的，就养起来，家里渐渐成了一个人才仓库，什么时候要用了，随手一招便派任官职，这叫“养士”。有的贵族在家里养有食客数千。这种办法曾让历代政治家和文化人都有点心动，很想养一批或很想被养，但仔细琢磨起来问题也不少。

　　十万进士(2)

　　大概是在汉代吧，开始实行察举制度，即由地方官员随时发现和考查所需人才，然后向政府推荐。考查和推荐就是对做官资格的论定。但是不难想象，各个地方官员的见识眼光大不一样，被推荐者的品位层次也大不一样，如果没有一个起码的标准，一切都会乱套。你说这个好，他说那个好，结果，小才任大职，大才任小职，造成行政价值系统的无序。为了克服这种毛病，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便形成了选拔官吏的九品中正制度。这种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派出专门选拔官吏的“中正官”，把各个推荐人物评为九个等级，然后根据这个等级来决定所任官阶的高低。这样一来，相对统一的评判者有了，被评判的人也有了层次，无序走向了有序。

　　但是明眼人一看就会发现，这种九品中正制的公正与否，完全取决于那些“中正官”。如果他们把出身门第作为推荐的主要标尺，那么这种制度也就会成为世袭制度的变种。不幸，事实果真如此，排了半天等级，不想最后拿出来一看，重要的官职全都落到了豪门世族手里。

　　就是在这种无奈中，隋唐年间出现了科举制度。我想，科举制度的最大优点是从根本上打破了豪门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向着尽可能大的社会面开放。

　　科举制度表现出这样一种热忱：凡是这片国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举拔上来;即便再老再迟，只要能赶上考试，就始终为你保留着机会。这种热忱在具体实施中当然大打折扣，但它毕竟在中华大地上点燃了一种快速蔓延的希望之火，使无数真正和自认的人才陡然振奋，接受竞争和挑选。

　　国家行政机构与广大民众产生了一种空前的亲和关系，它对社会智能的吸纳力也大大提高了。在宋代以后的科举考试中，来自各地的贫寒之士占据了很大的数量，也包括不少当时社会地位很低的市井之子。

　　然而，科举制度实实在在地遇到了一系列可怕的悖论。

　　首先是整个社会心态因它而发生了变异。

　　本来是为了显示公平，给全社会提供可能，结果九州大地全都成了科举赛场，一切有可能识字读书的青年男子把人生的成败荣辱全都抵押在里边，科举考试的内涵大大超重。

　　本来是为了显示权威，堵塞了科举之外许多不正规的晋升之路，结果别无选择的人们不得不把科举考试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恶战，创设科举的理性动机渐渐变形。

　　遴选人才所应该有的冷静、客观、耐心、平和不见了，代之以轰轰烈烈的焦灼、激奋、惊恐、忙乱，一千多年都凉不下来，几乎把长长的一段历史都烤出火焦味来了。

　　我们中国从很早开始就太注重表层礼仪，好好的一件事情总被极度夸张的方式大肆铺陈。早在唐代，科举制度刚刚形成不久，就被加了太多的装饰、太重的渲染，把全国读书人的心情扰乱得不轻。每次进士考试总有一批人考上，庆贺一下是应该的，但不知这么一来，没完没了的繁复礼仪把这些录取者捧得晕头转向。进士们先要拜谢“座主”(考官)，参谒宰相，然后游赏曲江，参加杏园宴、闻喜宴、樱桃宴、月灯宴，等等，还要在雁塔题名，在慈恩寺观看杂耍戏场，繁忙至极，也得意至极。

　　孟郊诗中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张籍诗中所谓“二十八人初上第，百千万里尽传名”，就写尽了此间情景。据傅璇琮先生考证，当时的读书人一中进士，根本应付不了没完没了的热闹仪式，长安民间就兴办了一种牟利性的商业服务机构叫“进士团”，负责为进士租房子、备酒食、张罗礼仪，直至开路喝道，全线承包。“进士团”的生意，一直十分兴隆。

　　这种超常的热闹风光，强烈地反衬出那些落榜下第者的悲哀。得意的马蹄在身边蹿过，喧天的鼓乐在耳畔鸣响，得胜者的名字在街市间哄传，轻视的目光在四周游荡，他们不得不低头叹息了。他们颓唐地回到旅舍。旅舍里，昨天还客气拱手的邻居成了新科进士，其仆役正在兴高采烈地打点行装。有一种传言，如能讨得一件新科进士的衣服，下次考试很是吉利;于是便厚着脸皮，怯生生地向中榜者的仆役乞讨一件。乞讨的结果常常讨来个没趣，而更多的落第者不愿做这种自辱的事，只是关在房里想着如何回家。

　　一个落第者要回家，不管是他本人还是他的家属，在心理上都千难万难。据钱易《南部新书》记载，一个姓杜的读书人多次参加科举考试未中，正想回家，却收到妻子寄来的诗：

　　良人的的有奇才，

　　何事年年被放回?

　　如今妾面?君面，

　　君若来时近夜来!

　　十万进士(3)
     这中间所造成的无数家庭悲剧，可想而知。《唐摭言》载，有一个叫公乘亿的人一直滞留在京城参加一次次科举考试，离家十多年没有回去过。有一次他在京城生了场大病，家乡人传言说他已病死，他的妻子就长途来奔丧，正好与他相遇。

　　他看见有一个穿粗布衣服的妇人骑在驴背上，有点面熟，而妇人也正在看他，但相别时间太长，彼此都认不准了。托路人相问，才知道果然是对方，就在路边抱头痛哭。

　　这对夫妻靠着一次误传毕竟团聚了。如果没有误传，又一直考不上，这位读书人可能就会在京城中长久待着，直到垂垂老去。钱易《南部新书》就记载过这样一位老人。他是一位屡试不第的老秀才，在京城中等着春试。除夕之夜，全城欢腾，他却不能回家过年。正沮丧着，听说今夜宫中有傩戏表演，就挤在人群里混了进去。

　　不想，进去后他被乐吏当成了表演者，一把推进表演队伍，跌跌撞撞地在宫内绕圈。绕了千百转，摔了好几跤，又要他执牛尾演唱，做各种动作。闹腾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黎明，老人已累得走不动路。让人抬了回去，一病六十日，把春天的科举考试也耽误了。

　　看来老人还得在京城熬下去。我不知道这位老人是否还有老妻在家乡等着，他们分别有多少年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子女，这些子女是否在挂念孤身在外的老父亲。除夕夜他在宫中转圈时明明体力不支，为什么不早一点拔身而出?难道他在傩戏的扮演中获得了某种有关人生恶作剧的感悟?

　　由于屡试不第给读书人和他们的家人带来了沉重的心理压力，一旦中举之后的翻身感也就不言而喻。喜报到处，怪事丛生。

　　我在《玉泉子》中读到一则记载，曾颇觉惊异，但那则记载的语气却非常平静，像是在谈一宗日常小事。

　　一位级别很高的地方官设春社盛宴，恭邀一位将军携家人参加。将军的家属人数不少，还带来一位已出嫁的女儿。这女儿嫁给一个叫赵琮的读书人，赵琮多年科举不第，穷困潦倒，将军的女儿抬不起头来。将军全家也觉得她没脸见人，今天既然一起跟来参加春社盛宴了，便在她的棚座前挂一块帷幔遮羞。

　　宴会正在进行，突然一匹快马驰来，报告赵琮科举得中的消息，于是将军起座高喊：“赵郎及第矣!”家人闻之，立即将赵琮妻子棚座前的帷幔撤去，把她搀出来与大家同席而坐，还为她装扮，而席间的她已经容光焕发。

　　家属尚且如此，中举者本人的反应就更复杂了。

　　对于多数士子来说，考上进士使他们感到一种莫名的轻松。虽然官职未授，但已经有了一个有恃无恐的资格和身份，可以比较真实地在社会上表现自己了。这中间最让人瞠目结舌的例子大概要算《唐摭言》所记的那位王泠然了。

　　王泠然及第后尚未得官，突然想到了正在任御史的老熟人高昌宇，便立即握笔给高昌宇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

　　您现在身处富贵，我有两件事求您：一是希望您在今年之内为我找一个女人，二是希望您在明年之内为我找一个官职。我至今只有这两件事遗憾，您如果帮我解决了，我将感恩不尽。当然您也可能贵人多忘事，不帮我的忙，那么说老实话，我既已及第，朝廷官职的升迁难以预料，说不定哪一天我出其不意地与您一起并肩台阁，共处高位。到那时会侧过头来看您一眼，你自然会深深后悔，向我道歉。请放心，我会给您好脸色看的。

　　这封无赖气十足的信，可以作为心理学研究的素材。是变态心理学还是社会心理学?都可以算，而我更看重它的普遍性。当年的士子们如果读到王泠然的这封信，也许会指责他的狂诞和唐突，但就他们的内心而言，王泠然未必是独一份。

　　科举像一面巨大的筛子，本想用力地颠簸几下，在一大堆颗粒间筛选良种，可是实在颠簸得太狠太久，把很多上筛的种子给颠蔫了、颠坏了。

　　科举像一个精致的闸口，本想会聚散佚处处的溪流，可是坡度挖得过于险峻，把很多水流都翻卷得浑浊了。

　　在我看来，科举制度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的心理痼疾和人格遗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伺机心理。

　　十万进士(4)

　　未曾及第，连家也不敢回;一旦及第，就成了明明暗暗的王泠然，气焰蔽天。由此倒逆回去，可以推知中华大地上无数谦谦君子、温文儒者，灵魂未必像衣衫那么素净，心底未必如面容那么祥和。他们有世界上最惊人的气量和耐心，可以承受最难堪的困厄和屈辱，因为他们知道，迷迷茫茫的远处会有一个机会。

　　气量和耐心也会碰撞到无法容忍的边界，他们就发牢骚、吐怨言，但大抵不会明确抗争。因为一切社会竞争都被科举制度提炼成一种官方竞争，而且只有这种竞争才高度有效。于是，中国书生也就习惯了这样怪异的平衡：愤世嫉俗而又宣布与世无争，安贫乐道而又暗示怀才不遇。他们的生活旋律比较单一，那就是在隐忍中期待，在期待中隐忍。

　　其二，骑墙态势。

　　科举制度使多数中国读书人成了政治和文化之间的骑墙派。两头都有瓜葛，两头都有期许，但两头都不着实，两头都难落地。

　　科举选拔的是行政官员，这些前不久还困居穷巷、成日苦吟的书生，包括那位除夕夜误入宫廷演了通宵傩戏的老人，一旦及第之后便能处置行政、裁断诉讼?这些从春风得意的马背上跳下来，从杏园宴、闻喜宴的鼓乐中走出来的新科进士，授官之后便能调停钱粮、管理赋税?即便留在中央机关参与文化行政，难道也已具备协调功夫、组织能力?

　　是的，一切都可原谅，他们是文人，是书生。但是，作为文人和书生，他们又失落了文化本位。因为他们自从与文化接触开始，就是为了通过科举而做官，作为文化自身的目的并不存在。学术文化的尊严、知识分子的使命，只有偶尔闪光，却无法贯串生命。

　　结果，围绕着科举，政治和文化构成了一个纠缠不清的怪圈：不太娴熟政治，说是因为文化;未能保全文化，说是为了政治。文人耶?官吏耶?均无以定位，皆不着边际，既无所谓政治品格，也无所谓文化良知。“百无一用是书生”，但在中国，常常因百无一用而变得百无禁忌。虽萎弱却圆通，圆通得没有支点，圆通得无所作为。

　　其三，矫情倾向。

　　科举考试的成功率很低，因此必须割舍亲情牵连，让全家男女老少一起投入没有期限的别离和等待。一来二去，科举便与正常人情格格不入。上文所引一系列家庭悲剧，皆是例证。那些不敢回家的读书人，可以置年迈的双亲于不顾，可以将新婚的妻子扔乡间，只怕考不上。这样做开始是出于无奈，后来这些人互相间构建起一种价值原则——只有铁石心肠的男子才会被看成胸有大志而被充分赞扬，那就全然走向了矫情和自私。

　　铁石心肠不要感情，却并不排斥肉欲，那位王泠然开口向老朋友提的要求第一项就是要一个女人。俗谚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也是这个意思。

　　我曾注意到，当年唐代新考上的不少进士，一高兴就到长安平康里的妓院玩乐。平康里的妓女也乐意结交进士。交谈之下，新科进士常常发觉这些妓女才貌双全，在诗文修养、历史知识、人物评论等方面不比自己差。当然，她们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

　　面对这些妓女，新科进士们多年苦求、一朝得意的全部内容都立即褪色，唯一剩下的优越只不过自己是个男人。

　　男人以知识求官职，妓女以美色求生存;而男人的那一点知识，她们却在谈笑中一一降伏。我不知道这些男人是否因此而稍感无聊。

　　男人有家眷而抛舍亲情，妓女有感情而无以实现，两相对视，谁的眼睛会更坦然一点?幸好发现一条史料，说福建泉州晋江人欧阳詹进士及第后到山西太原游玩，与一妓女十分投合，相约返京后略加处置便来迎娶。由于在京城有所拖延，女子苦思苦等终于成疾，临终前剪髻留诗。欧阳詹最后见到这一切，号啕大哭，也因悲痛死亡。

　　这位进士之死，看似不登大雅之堂，其实颇为高贵，因为他把功名、官职全都放到了爱情之下。与他相比，其他很多功名中人反倒虚假了。

　　十万进士(5)

　　反作弊是从宋代开始的。在唐代，一切都比较宽松随意，在科举考试的同时托人推荐和自我推荐是常有的事，例如，大诗人王维、白居易、杜牧、李商隐都做过这样的事，如果没人推荐，他们很可能被数量不小的其他考生所埋没。在当时，这不算作弊。那种明目张胆的当场作弊，例如，请人代考，在唐代也是被禁止的，但禁止也仅止于禁止，没太当一回事。诗人温庭筠据说就是替别人代考的高手，有一次居然为八位考生完成了诗卷，真不知道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到了宋代，朝廷实行严格的文官制度，科举考试成了全国官吏的唯一来源，竞争日渐激烈，反作弊也就当做了一件大事。明清两代，这种制度越来越严格，如果再出现温庭筠这样的“枪手”，哪怕仅仅是代一位考生完成了试卷，他也必须在考场门外戴枷示众三个月，然后再万里流放。

　　如果是托人推荐，那么，在清代就变成了惊动朝野的科场案，结果很可能是推荐者、受荐者、被荐者，连同全体考官全部处死，并全家流放，株连九族。

　　我曾参观过一个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展览，面对那些实物，强烈感受到自宋以后，作弊和反作弊成了某些考生和官方之间层层递进的一场智力竞赛，而竞赛的结果是两方面都走向卑微。

　　考生作弊的最常用方式是挟带，把必然要考到的《四书》、《五经》、前科中举范文和自己的猜题习作，缩小抄写后塞在鞋底、腰带、裤子、帽子里。一切可以想得到的角角落落都塞，有的干脆密密麻麻地写在麻布衬衣里。

　　于是，堂皇的经典踏在脚底，抖索的肉体缠满墨迹，一旦淋雨或者出汗，烂纸污黑也就与可怜书生的绝望心情混作一团，一团由中国文字、中国文明、中国文人混合成的悲苦造型。

　　作弊挟带的，也不见得全是无能之辈。例如，一○一二年的一次考试，搜出挟带者十八人，于是重考，十八人中还是有十二人合格。由此我一直怀疑，许多主持考试的考官说不定也有未被查出的作弊历史。作过弊的考官对作弊的防范只会更严，也许是为了掩饰自己，也许是因为深谙其诀窍，他们会想出许多搜查挟带的机智办法。未曾作过弊的考官则会对作弊者保留着一种真诚的气恼，一旦有权，气恼也就化作了峻厉。

　　无论是机智还是峻厉，最终都要交给看守考场的士兵来操作。有时还公开悬赏，搜出一个挟带者奖赏一两银子。士兵们受此刺激，立时变成凶神恶煞，向全体考生扑来。

　　到清代，考生头上的辫子也要解开来查过，甚至还要查看肛门，实在有辱斯文。北方无论是春闱还是秋试，都会遇到寒冷的日子，为了防止考生在羊皮袄里挟带，规定一切进考场的羊皮袄不能有面子，只能把单张羊皮穿在身上。一眼看去，考场内外一片白花花，宛若纷乱的羊群。

　　这景象在我想来是触目惊心的。这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群读书人，只能以动物的形态来表白自己对文化的坦诚?只能以最丑陋的仪仗来比赛自己的文明?

　　任何考试都应该反作弊，这没有错。但是，我们中国常常会遗忘一个最重要的前提：一切防范都不应该剥夺所有无辜者的尊严。当人的基本尊严可以被随意糟践时，文化的意义又在哪里?

　　几百年反作弊的夸张行动也给中国文化本身带来一个毛病，那就是特别注意记忆功能。直到现代，很多人被尊为国学大师、学富五车，基本上都是在称奖他们的记忆功能，而不是创造功能。我认为，这完全是出于那些挟带不成的考生对于不必挟带的考生的佩服，居然延续至今，成为一种文化心理定式。

　　反作弊的夸张行动，反映出考官和考生之间的极度不信任。在这种不信任的气氛中，考官也不能不战战兢兢。

　　例如，公元一五一一年的那次会试，公布的一份优秀考卷中有一个很小的知识性误差。估计当时考官太欣赏文章的立意和文辞了，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结果，落第考生大哗，写出大字报到处张贴;所有的考官都觉得丢尽了脸面，不敢吱声。

　　又如，清代有一个考生在考试前外出游玩，在路边见到过两棵槐树之间一口井这样一种普通的景象，不知怎么就记住了。临到考试，他怨恨自己肚子里典故太少，写出文章来容易被人觉得没有学问，便决定杜撰几个出来，灵机一动，写出一句“自两槐夹井以来”，如此等等。

　　十万进士(6)

　　我们可以设身处地为这位考官想一想，即便他大体猜测到这位考生有可能是杜撰典故，也不能保证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绝对没有“两槐夹井”一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因而只能闭一只眼睛算他“用典有据”。这是考生对考官的一次成功逗弄，就像老鼠逗猫一般。

　　一些大学问家也经常遇到这种麻烦。一八九二年廷试，阅卷大臣发现一份优秀考卷中有“闾面”二字不可解，问主持其事的翁同?是否可能是“闾阎”的笔误。翁同?以知识广博闻名，低头一想说，以前在书中见过“闾面”对“檐牙”，应该算对。事后问那位考生，确是笔误。这一下翁同?闹了笑话。但我们在笑翁同?的时候，还是应该相信他确实看到过“闾面”。沉淀了数千年的文史深潭，几乎能为任何一种肯定和否定都提供可能性，因此学问越大越会遇到判断的困惑。

　　考官和考生在这方面的长久对峙，挑动了中国文人在文史细节上数百年的不正常敏感，常常使中国语文亲切、活泼、灵动的美好风范，变得刺猬般地不可接近。

　　科举制度积累了很多问题，而最大的问题是它遇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十九世纪的中国，面临着列强的船坚炮利，突然发现自己最缺少的就是人才，这一下使科举制度和中国文人一起晕眩了。

　　一千多年前当科举制度刚刚盛行的时候，中国在世界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科举制度不就是要发掘更多的人才来为这个形象增色添彩的吗，怎么增添了一千多年反而成了人才空缺?

　　是中国上了科举制度的当，还是科举制度上了中国的当?或是它们彼此上当，或是大家都上了一种莫名的历史魔力的当?

　　据齐如山先生回忆，直到十九世纪晚期，中国大地仍然愚蠢地以科举制度抵拒着商业文明。一个人参加了一次哪怕是等级最低的科举考试，连秀才也没有考上，在当时也算是文童了，有事见知县时可以有座，也可以与官员们同桌用餐。与此相反，一个商人，即便是海内巨贾，富甲一方，见知县时却不会有座，也不准与官员们同桌用餐。

　　于是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有象征意义的历史造像：一个读了几年死书而没有读出半点门道的失败者傻乎乎地端坐着，一个已经创造了大量财富而且有可能给中国带来新的活力的实践者像仆役一样侍立着。这一历史造像，离我们并不遥远。

　　那么，这些端坐着的人在十九世纪晚期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参加考试的呢?周作人先生回忆道，那是大寒季节，半夜起床，到考场早早坐定，在前后左右一片喧嚣中等到天亮。天亮后有人举着一块木板过来，上面写着考题，于是一片喧嚣变成了一片咿唔，考生们边咿唔边琢磨怎么写八股文了。一直咿唔到傍晚，时间显得紧张，咿唔也就变成呻吟：

　　在暮色苍茫之中，点点灯火逐渐增加，望过去真如许多鬼火，连成一片;在这半明不灭的火光里，透出呻吟似的声音来，的确要疑非人境。

　　齐如山先生对此还作了一个小小的补充，即整整一天的考试是无法离座大小便的，于是可想而知，场内污秽横流，恶臭难闻。

　　读到这类回忆，我总是蓦然发呆：灿烂的中国文明，繁密的华夏人才，究竟中了什么邪，要一头钻进这种鬼火、呻吟和恶臭里边?

　　出于时代的压力、国际的对比，一九○一年慈禧下令改革科举，考试内容中加中外政治历史、艺学，仍考四书五经，但不再用八股文程式。同时，开设新式学堂，派遣学生到国外留学。

　　这个弯转得既没有基础又不彻底，结果发生了很多并不轻松的趣事。为了要加入西洋文化的内容，有一次考官出题时把法国的拿破仑塞进去了，而且把中国古代的一位失败英雄项羽与他作对比，成了一道中外比较的试题——《项羽拿破轮论》(当时译名初设，把拿破仑译成拿破轮)。出题的考官赶时髦，但来自全国各地的考生怎么跟得上呢?一位考生一开笔就写道：

　　夫项羽，拔山盖世之雄，岂有破轮而不能拿哉?使破轮自修其政，又焉能为项羽所拿者?拿全轮而不胜，而况于拿破轮也哉?

　　十万进士(7)

　　当我在舒芜、吴小如先生的文章中读到这则史料时，像其他读者一样不能不哑然失笑。我想，科举考试在当时确实已成为一个破轮子，它无论如何不能再向前滚动了。为了不让这个破轮使整个大车倾翻，在鼎沸呼声中，科举终于被废除。

　　科举废除后，新式学校一所接一所办起来了。这不仅释放了一大批原先已经走上科举之途的读书人，如上文提到的齐如山、周作人他们，而且实实在在地造就了一大批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新型人才。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光明面，基本上是由这些新型人才造就的。如果科举制度再延续一些年月，那么中国在二十世纪将会更加死气沉沉、无所作为。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没有理由嘲笑它。它支撑了中国千余年社会管理人才的有序选拔，维系了中华文化的有效延续，而且如上文所述，它又塑造了中国文人的集体人格。

　　十万进士、百万举人，都是我们的文化前辈。中华文化的大量奥秘都在他们身上。他们被污辱、被扭曲、被推崇，都是代表着中华文化在承受。因此，他们是我研究中华文化最根本的坐标。

　　不要糟践他们，也不要为他们过度辩护。由于他们传代久远，由于他们庞大的人数，更由于他们的基本功能，我们还是应该给予尊重。这也是我对中华文化的整体态度。

　　科举实在累人。考生累，考官累，整个历史都被它搞累，我写它也实在写累了。我估计，读者也一定已经读得很累，那就到此为止吧。

　　眼前突然浮现一个舞台场面，依稀是马科导演、陈亚先编剧的《曹操与杨修》。曹操新当政，急需管理人才，下令在全国招贤;一个年轻的差役满街敲锣，敲一下喊一声：哐!“招贤?!”哐!“招贤?!”……

　　曹操的时代还没有科举，但那几下锣声，足可概括千年科举的默默呼喊。

　　戏一场场演下去，招来的人才卷入了纷争的旋涡，困顿、后悔，直到死亡。但在每一场幕间，招贤的锣依然在敲，一声比一声怪异，一声比一声凄凉。记得最后一场，年轻的差役早已须发皓然，步履蹒跚。锣破了，嗓子哑了，但那声音分明还在一声声传来：哐!“招贤?!”哐!“招贤?!”……

　　那个场面好像下了雪吧?积雪的土地仍然埋藏着对人才的渴望吧?敲锣老人的脚印深一脚浅一脚地排过去，凛冽的寒风卷走了锣声和喊声。

　　但是，锣声和喊声都会有人听到，渴望的大地总会等来大批脚印。很多历史悲剧，站远一看，都成了历史幽默。

　　一个理想主义的天才构思，实行了一千多年竟然变成了幽默，实在让人悲欣交集，归于蔼然。

　　点评一：

　　状元、进士、举人就是早先的文化人，他们不应是一个被嘲弄讽刺的对象;作为文化的承载者，他们理应得到尊敬。选拔人才直至今日依旧是一个沉重的话题。高考制度制造的黑色幽默并不比科举少。对悠悠千年的文化现象，我们何时方能客观、公正地予以评判呢?(老愚)

　　点评二：

　　对古代权力系统向寒门读书人开放从而改变人生命运的科举制度的本质揭示，再没有比“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句话更为形象的说法了。

　　延续千年的科举制是帝国政治学中最了不起的制度安排，它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儒家文官系统，维持帝国的行政运作，所谓“治国平天下”。科举制甚至启迪了美国、英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国的人才选拔制度。但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制度创新，也有可能在实施过程中被人念歪了经。科举终于被演绎成帝国僵硬的人生博弈。1905年，选拔过“十万进士，百万举人”的科举制被废止。这以后是新式学堂的开设，是如今的新科举式的高考。可以说，科举塑造的民族心理结构至今未变。(马策)

　　点评三：

　　打破垄断，全面开放，将文化水准列为首选条件，曾经让整个国土燃起希望之火、让天下学子枯守寒窗孜孜以求的科举，最终竟沦落到如张之洞所说的“一日不废，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的地步。当其盛时，个人的命运沉浮荣辱变迁被举世所瞩目，进而被融入最广泛的社会心态，造成了展开方式的严重失度，于是，天平失衡了，负面成了主流，伺机心理、骑墙态势、矫情倾向由此衍生并蔓延，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人格急遽退化，科举顿时走向悖论。

　　本文结构宏大，纵横跨度极大，但作者思接千载，从容拾掇，其情其理，各得其宜，各尽其妙。(傅应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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