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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论气节》原文及赏析

2020-11-23 13:35:46

  论气节

  气节是我国固有的道德标准,现代还用着这个标准来衡量人们的行为,主要的是所谓读书人或士人的立身处世之道。但这似乎只在中年一代如此,青年代倒像不大理会这种传统的标准,他们在用着正在建立的新的标准,也可以叫做新的尺度。中年代一般的接受这传统,青年代却不理会它,这种脱节的现象是这种变的时代或动乱时代常有的。因此就引不起什么讨论。直到近年,冯雪峰先生才将这标准这传统作为问题提出,加以分析和批判:这是在他的《乡风与市风》那本杂文集里。

  冯先生指出“士节”的两种典型:一是忠臣,一是清高之士。他说后者往往因为脱离了现实,成为“为节而节”的虚无主义者,结果往往会变了节。他却又说“士节”是对人生的一种坚定的态度,是个人意志独立的表现。因此也可以成就接近人民的叛逆者或革命家,但是这种人物的造就或完成,只有在后来的时代,例如我们的时代。冯先生的分析,笔者大体同意;对这个问题笔者近来也常常加以思索,现在写出自己的一些意见,也许可以补充冯先生所没有说到的。

  气和节似乎原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意念。《左传》上有“一鼓作气”的话,是说战斗的。后来所谓“士气”就是这个气,也就是“斗志”;这个“士”指的是武士。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气”,似乎就是这个气的转变与扩充。他说“至大至刚”,说“养勇”,都是带有战斗性的。“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义”就是“有理”或“公道”。后来所谓“义气”,意思要狭隘些,可也算是“浩然之气”的分支。现在我们常说的“正义感”,虽然特别强调现实,似乎也还可以算是跟“浩然之气”联系着的。至于文天祥所歌咏的“正气”,更显然跟“浩然之气”一脉相承。不过在笔者看来两者却并不完全相同,文氏似乎在强调那消极的节。

  节的意念也在先秦时代就有了,《左传》里有“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的话。古代注重礼乐,乐的精神是“和”,礼的精神是“节”。礼乐是贵族生活的手段,也可以说是目的。

  他们要定等级,明分际,要有稳固的社会秩序,所以要“节”,但是他们要统治,要上统下,所以也要“和”。礼以“节”为主,可也得跟“和”配合着;乐以“和”为主,可也得跟“节”配合着。节跟和是相反相成的。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可以说所谓“圣达节”等等的“节”,是从礼乐里引申出来成了行为的标准或做人的标准;而这个节其实也就是传统的“中道”。按说“和”也是中道,不同的是“和”重在合,“节”重在分;重在分所以重在不犯不乱,这就带上消极性了。

  向来论气节的,大概总从东汉末年的党祸起头。那是所谓处士横议的时代。在野的士人纷纷的批评和攻击宦官们的贪污政治,中心似乎在太学。这些在野的士人虽然没有严密的组织,却已经在联合起来,并且博得了人民的同情。宦官们害怕了,于是乎逮捕拘禁那些领导人。这就是所谓“党锢”或“钩党”,“钩”是“钩连”的意思。从这两个名称上可以见出这是一种群众的力量。那时逃亡的党人,家家愿意收容着,所谓“望门投止”,也可以见出人民的态度,这种党人,大家尊为气节之士。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有所不为也就是不合作。这敢作敢为是以集体的力量为基础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气”与世俗所谓“义气”只注重领导者的个人不一样。后来宋朝几千太学生请愿罢免奸臣,以及明朝东林党的攻击宦官,都是集体运动,也都是气节的表现。

  但是这种表现里似乎积极的“气”更重于消极的“节”。

  在专制时代的种种社会条件之下,集体的行动是不容易表现的,于是士人的立身处世就偏向了“节”这个标准。在朝的要做忠臣。这种忠节或是表现在冒犯君主尊严的直谏上,有时因此牺牲性命;或是表现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国上。忠而至于死,那是忠而又烈了。在野的要做清高之士,这种人表示不愿和在朝的人合作,因而游离于现实之外;或者更逃避到山林之中,那就是隐逸之士了。这两种节,忠节与高节,都是个人的消极的表现。忠节至多造就一些失败的英雄,高节更只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汉,甚至于一些虚无主义者。原来气是动的,可以变化。我们常说志气,志是心之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里,志和气是配合着的。节却是静的,不变的;所以要“守节”,要不“失节”。有时候节甚至于是死的,死的节跟活的现实脱了榫,于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结果变了节,冯雪峰先生论到周作人,就是眼前的例子。从统治阶级的立场看,“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臣到底是卫护着这个阶级的,而清高之士消纳了叛逆者,也是有利于这个阶级的。所以宋朝人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原先说的是女人,后来也用来说士人,这正是统治阶级代言人的口气,但是也表示着到了那时代士的个人地位的增高和责任的加重。

  “士”或称为“读书人”,是统治阶级最下层的单位,并非“帮闲”。他们的利害跟君相是共同的,在朝固然如此,在野也未尝不如此。固然在野的处士可以不受君臣名分的束缚,可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但是他们得吃饭,这饭恐怕还得靠农民耕给他们吃,而这些农民大概是属于他们做官的祖宗的遗产的。“躬耕”往往是一句门面话,就是偶然有个把真正躬耕的如陶渊明,精神上或意识形态上也还是在负着天下兴亡之责的士,陶的《述酒》等诗就是证据。可见处士虽然有时横议,那只是自家人吵嘴闹架,他们生活的基础一般的主要的还是在农民的劳动上,跟君主与在朝的大夫并无两样,而一般的主要的意识形态,彼此也是一致的。

  然而士终于变质了,这可以说是到了民国时代才显著。从清朝末年开设学校,教员和学生渐渐加多,他们渐渐各自形成一个集团;其中有不少的人参加革新运动或革命运动,而大多数也倾向着这两种运动。这已是气重于节了。等到民国成立,理论上人民是主人,事实上是军阀争权。这时代的教员和学生意识着自己的主人身份,游离了统治的军阀;他们是在野,可是由于军阀政治的腐败,却渐渐获得了一种领导的地位。他们虽然还不能和民众打成一片,但是已经在渐渐的接近民众。五四运动划出了一个新时代。自由主义建筑在自由职业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教员是自由职业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补的官。学生也可以选择多元的职业,不是只有做官一路。他们于是从统治阶级独立,不再是“士”或所谓“读书人”,而变成了“知识分子”,集体的就是“知识阶级”。残余的“士”或“读书人”自然也还有,不过只是些残余罢了。这种变质是中国现代化的过程的一段,而中国的知识阶级在这过程中也曾尽了并且还在想尽他们的任务,跟这时代世界上别处的知识阶级一样,也分享着他们一般的运命。若用气节的标准来衡量,这些知识分子或这个知识阶级开头是气重于节,到了现在却又似乎是节重于气了。

  朱自清《论气节》读后感

  假期重翻《朱自清文集》,其中有一篇《论气节》,里面说“气,是敢做敢为;节,是有所不为。”这样看来,其实我们做什么事情之前,常常考虑的是“后果是什么”,所以培养了怯懦、贪婪的品质,假如我们考虑的是“应不应该做”,应该做,则“虽千万人,吾往矣”,假如不应该做,则无论利益有多大,而能够“君子有所不为”,这样培养的才是正直、勇敢的气质。

  其实我们学校或家庭的教育也应该注意这一点,建立在惩罚机制上的教育,实际上是专制制度下的教育,带给孩子的思考是“这件事带给我什么后果”,这样,关注的往往是,事情做了之后利害的评估,侥幸心理必然滋生,投机行为层出不穷,最终“管不胜管”。

  假如我们的关注点在于引导孩子认识这件事,我究竟该不该做,也许能够多培养一些有正义感的正直之士。

  教育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管理只是收到表面的效果,真正有作用的,往往是“润物细无声”观念渗透,带着孩子们多学一学历史上那些正直的士大夫们或学子们,为了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前途,舍生忘死,不计利害的动人事迹,比用一些虚假的宣传达到的效果要好得多。

  在朱自清的文章中,引述的主要例证是明朝“东林党”人的故事。

  在我的内心深处,最感人的一个是宋朝文天祥的故事,一个是清末谭嗣同的故事。

  少年时,不懂事,读了文天祥写的〈过零丁洋〉,觉得为了一个“留取丹心照汗青”,而去所做的一切,未免风格不够高。这些年,接触到的史论逐渐增多,才渐渐认识了文天祥的价值,诚如后人所言“慷慨就义易,从容赴死难”,当外族入侵、国家破碎之际,一介士大夫,能不辞万难,历经百死,不断地组织起武装力量与强悍的元兵对抗。失败了再来,失败了再来,这份执着和勇气,确实已经令人不得不佩服了,更何况,他被元军俘虏后,囚禁三年而其志不改,最后被害,这需要怎样的意志和坚强的信念才能支持得往一千多个日子?只有真正了解他的经历之后,那首真正表达其胸中志向的〈正气歌〉,读来才犹觉沉郁慷慨,其力量汹涌却不喷勃,如一股岩浆在地壳下涌动:“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

  谭嗣同的故事,学过中国近代史的朋友,都不陌生的了,在李敖的《北京法源寺》中,剖析得最是深入,当戊戌变法失败,康梁等首要分子纷纷四散逃亡之际,谭嗣同毅然拒绝了日本朋友接其进使馆避祸的请求,从容留下,给父亲留了一封信,为其脱罪,又再三声明,逃走的比留下的担子更重,来安朋友之心。但是他自己,则选择“为变法流血”。原因其实很简单,无论是变法还是革命,必得争取民众的支持,才能真正获得成功,假如事情一旦失败,为首者纷纷作鸟兽散,只留得一些凭着一腔热血,受了思想号召的小人物来作牺牲品的话,将来还有谁愿意跟着理想主义者们前行?

  所以,从价值的角度来讲,首脑当中,必得有人要牺牲,才能真正激发民气,沸腾民血,使救亡兴国的努力不至于湮没于历史浮尘......

  所以有了谭嗣同,后来又有了陈天华......

  谭嗣同也不是一时热血沸腾之举,他深思熟虑,把一切后事安排得井井有条,而且充分体谅朋友,为康梁的出走提供了足够的理由,“忍死须臾,留下火种,承担更重要的责任”,这份体贴和义气,也足以令人感佩了。

  这些名字刻在历史上,其精神足以照亮千古的义士,他们的气和节,莫不体现得淋漓尽致,其事迹,令人胸中气血涌动又深思不已。他们之行为言论,决不高调,所行所言,莫不深思,所思所谋,但在“义所当为”而不在“后果如何”,所以他们勇敢而不激愤,行事果断而不莽撞,思虑周详而不怯懦。千百年来,感动了无数人,也指引了无数人。

  我们再来看一看写了《春》,写了《匆匆》,写了《荷塘月色》这样一些风格细腻委婉的散文,仿佛文弱的散文家朱自清,他是怎样最后用生命来书写自己对“气”“节”这两个字的理解的吧:

  “在反饥饿、反内战的实际斗争中,朱自清身患严重的胃病,仍签名于《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并嘱告家人不买配售面粉,始终保持着一个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的高尚气节和可贵情操。

  1948年8月24日,朱自清先生因患严重的胃病(严重的胃溃疡导致的胃穿孔),不幸逝世,年仅50;临终前,他用颤抖的手抓住妻子陈竹隐断断续续地说:“要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我们家以后不买国民党的美国面粉。”

  还有一个细节,不记得是在哪里读到的,朱自清的收入虽然在当时算是比较高的了,但他家人口多,加上货币大幅贬值,物价飞涨,家中情形,已是很困窘,当时,拿着《宣言》来找他签名的另一位名教授(名字我却记不得了,一时也没有查到资料),看着他卧病在床,家中情形惨淡,却不忍拿出来给他签名,他问过来意后,坚持要签,不仅签了,而且做到了。

  朱自清先生一旦去世,家中本就失去了经济来源,余下的孤儿寡妇,度日必艰,我们可以想知,他叮嘱妻子之时,会是怎样的心情。

  还是那句话“慷慨就义易,从容赴死难”,在思虑周详、冷静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坚持自己的理想,做当“义之所在,百死不辞”,“义所不在,百利不能动其心”,才能当得起“气”“节”二字,才能真正鼓舞人,激励人自觉地追随他们前行的脚步。

  让我们一起来随着文天祥的《正气歌》来吟诵,来感悟其中蓬勃而深沉的力量吧: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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