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选录
六
关于国际大学,有一句话大家必须记住,就是我对它的想法和决心不是某一时刻心血来潮形成的,这个决心的种子一直存在于我的内心深处,是慢慢萌发出来的。其原因隐藏于我个人的经历之中,在我童年时代,我的心中就产生了现在的这种教学思想了。
你们知道,我对旧时的教学制度从不循规蹈矩,我在家中成长的方式事实上使我远离了自己的家,因为我大多独自一人生活。我童年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并不密切,我是在它的一个角落里长大成人的,关于这一点,你们可从我的《生活的回忆》这本书中了解到。因为那时我远离社会生活,所以常通过窗子瞅外面几眼。对我来说,远处的东西非常有吸引力。我那时住在加尔各答,活动范围就限于房前屋后那块小地方,我家四周都是高房子,透过它们的夹缝才能看到为数不多的几棵树和一个池塘。在我们住的小区之外没有多少大房子了,有点像是乡村的样子。
那时,外面的大自然好像总在召唤我。记得中午时,我常一人独自藏在屋顶的一个角落里,仰视万里无云的蓝天,耳听老鹰的啼叫和巷子里行人的各种各样的窃窃私语,这些生活中的断断续续的镜头竟引起了我极大兴趣。我想这大概是人性的召唤吧。夜晚,远处有时传来催眠曲;清晨,有时响起催人苏醒的歌曲;还有那节日的喧闹声,这些使我的心不能平静。雨季,浮云在天空瞬息变化;秋季,露珠挂在花园中的小草上;椰子串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这一切对我来说真是美妙极了。还记得为了看日出,我早早起床坐等的情景。清晨,阳光照在露珠上放出的金光在我心中激起了无限兴奋。苍天好像一次又一次地对我呼喊:“你是属于我的,虽然我希望把一切美好的东西与大家分享,但你不同,你我之间存在更加甜蜜的感情。”那时我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模糊地扩充着,外面的召唤使我这个被关在小房间里的人激动不已。
我还记得,我们城市里开始流行登革热时,这种流行病把出门都难得的机会带到我身边。于是我们在恒河岸边的一幢花园别墅里住了下来。这是我第一次靠大自然这么近,它多么令人陶醉,啊!简直难以用言语表达。你们中间很多人来自农村,很多人与农村关系密切,对于你们来说,看绿色的农田和树林是家常便饭,但你们恐怕不能理解我的心情。当一个人从被高墙铁栏包围的监狱出来,自由地置身于大自然之中时,他所产生的那种无限的感受多么令人向往!我多么希望在我的生活当中能够得到这种感受。早晨,达官显贵们乘坐的大船向南驶去,傍晚,它又向北驶来。河岸两边是滚滚人流,人与水的关系密切,村民们用水洗澡,舀水饮用,这一切情景竟也使我心旷神怡。一座座村庄像是拥抱着恒河的两岸,吸吮着她的乳汁。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恒河岸边。那时,那里的日落日出对我来说真是美不可言。大概是由于我们生于其中的缘故,我们对大自然在每个瞬间表现出的美妙已司空见惯,因而它们的诱惑力对我们来说反而削弱了。华兹华斯在其诗句中说道,大自然之美在劳动者那里变得无关紧要,也可以说根本就不存在,大自然的奥妙和诱惑不能引起他们心中的共鸣。天空一天天的变化就像一部奇妙的诗书翻开一页又一页,一次又一次地朗诵世界大诗人的佳作。我们置身其中,却因过分熟悉它而不能品尝它的滋味。可我要说的是,那时接触大自然在我心中产生的新奇之感至今仍未减弱,我在前言中已说过这一点了。我现在的生活方式就是受其影响而形成的,它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变化。
在我住在帕德玛河岸边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令人快活的事。帕德玛河边上的那些芒果、荔枝和油菜田,早春二月那充满芳香的微风,静静的沙洲上那些叫个不停的野鸭子,黄昏星光下闪着粼光的清澈河水,这一切都曾令我陶醉不已。那时,我常有意从村民的生活与大自然的美妙之间那种自然结合之中寻求自己的乐趣。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得到过另一样东西。虽然我远离人群生活,与浩瀚无垠的大自然分开,但我却是在亲友们的文学、艺术和歌舞的熏陶中成长的。这是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从儿时起就辍学了,因惧怕老师而躲避他们。但我从宇宙间那些无形的老师那里不知不觉地学到了很多东西。在我们家里经常讨论英语和孟加拉语文学和歌曲,我是在这当中成长的。虽然我对这些知识没有系统学习过,但从它们的方方面面,经过潜移默化,我还是积累了许多有益的东西。我的大哥那时正在写小说《梦之死》。他撕掉的纸比写成的文章还要多,就像果树先大量开花结果,后又使许多花果枯谢而毫不后悔一样。在我们行走的小道上布满了那些碎纸,那些自由抒发情感的文学作品的碎纸堆给了我丰富的营养。
另外,你们知道,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文学,此后,又在褒贬不一之中从事写作。那时的有利条件是文学还不那么流行,文学的市场也不大,就在小集市上进行交易。所以,我对我不成熟的作品占据它的角落并不感到害羞,亲友们给予一点半点表扬和鼓励我就心满意足了。以后,孟加拉文学领域逐渐扩展,对它的研究也越来越广泛。人们向文学发起了进攻,看着看着,文学的天空就像夜晚星空布满繁星一样嵌上了作家们的无数作品。虽然如此,我在文学研究当中仍然一直是那样寂寞,这种罕见的孤单竟成了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伴侣。基于习惯原因,我对于抛头露面总是感到不舒服。直到四十至四十五岁,我一直在帕德玛河边上那所安静的房子里按自己的意愿进行文学创作,我的诗歌,不管是好是坏,都是那时写成的。
当我沉浸在文学之中打发日子的时候,我的心中传来一种呼唤,一种激励,它使我为了走到外面去而变得焦急起来。我所期盼的工作是教育,这真是一件奇事,因为我前面已说过,我与教育没有联系。我不得不接受这一重任的原因,我坚信,我们的教育制度中有严重缺陷,不消除它,教育就会脱离我们的生活,完全成为外来之物。但我不是说,这严重的缺陷只在我国才有,所有国家都未能普及教育,所有地方都把教育与生活割裂,把教育变成了学习实际知识的障碍。
那时,我脑子里出现了一幅遥远时代的画面。我不知道历史在多大程度上认可林中修行那种古老的传说,我自己认为可暂不对它评价,但净修林里的教育方式确实含有合理的成分。我们生于大自然之中,如果被剥夺学习它的权力,人类的教育就是不完整的。正如森林包含自然的亲情,当置身于自然,继承苦修者那至圣的知识财富时,处于关系密切而融洽的环境中也可以从老师那儿获得知识。在那里教育决不会再脱离人类生活,也不会可望而不可即了。置身林中修身养道,燃起火堆,以各种方式与大自然结缘,古代的这种生活方式促成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与那些修行的人在一起,过这样的生活,这本身就是一大教育。这样就在教育与生活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先生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就变得真诚和完整,大自然和人类之间的关系就变得甜蜜和健康了。所以,我认为,虽然那时在净修林里人类的发展是一件普通的事,但是那个时代至今未完,其中包含的真、善、美是属于一切时代的。即使现在,林中修行的生活,我们也不应不敢触及。
我是在担负圣蒂尼克坦的教学任务之后脑子开始出现这些想法的,值得庆幸的是,那时圣蒂尼克坦存在着支持我的林中修行的思想。我在童年时曾随父亲在这里度日,我亲眼目睹他是如何愉快地把自己的思想与世界柔和地联系在一起,在生活中品尝人生真谛的。我认为,对于他来说,这种感情不是外表的东西。他深夜两点坐在无遮无挡的房顶平台上聚精会神地欣赏满天繁星,每天坐在一方净土上斟满茶杯慢慢自饮。拥有整个世界,又把自己置于世界的背景之中,这就是他过的“神仙日子”。我想过,如果能把神仙修行的地方搬到圣蒂尼克坦来,我把我自己所能传授的知识教给学生后,其余的事就不用我操心了,大自然将满足他们的心愿,补上所缺少的一切。我们必须努力满足每个人与大自然交往中的不足部分,唤醒那些被剥夺与大自然交往权力的人们。
我那时的伙伴很少。布拉马班托·乌巴特约先生很喜欢我,并对我的毅力大为赞赏。他常来与我一道工作。他说:“你对教书不在行,让我来挑那副担子吧。”于是,我的职责就成了陪读了。傍晚我带孩子们一起读《罗摩衍那》,我让他们尝够其中苦乐,使他们时而开怀大笑,时而悲伤痛哭。除此之外,我还常编各种故事,本来一个短小的故事被我慢慢拉长,连续讲了五至七天。那时,我很擅长于口编故事,这所有编造的故事之中,许多已收入我的短篇小说集。就这样,我试图使孩子们的思想通过表演、讲故事、唱歌、读《罗摩衍那》等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我知道,以这种方法调整孩子们的情绪,培养他们良好的人生态度是非常重要的。每个人生于如此浩大的自然界和如此广大的人类世界,他获得的继承权是异常广泛的,因此,需要对他们的思想倾向进行净化。可在我们国家,在这灾难的时刻,对许多人来说,教育的最终目的只不过是找份工作,殊不知通过建立一种融洽的关系还可以得到世界财富,而我们却被排除在外。但是必须使人们认识到他们自己的权力,正如他们认识到要与大自然保持一致一样,他们也必须与人类世界融合在一起。
我们的人民忘记了这句格言: 痛苦途中有幸福。正因为如此,科学的执著追求者才承受人类难以忍受的痛苦开始向北极远征,向非洲内陆人迹罕见之地前进,为了寻求真理而把脑袋提在手上。同样,奋斗在科技和思想战线上的人们正不知疲倦地行进在痛苦的征程途中,因为他们知道,痛苦途中有幸福。如今我们忘了这句话,因而我们几乎每个人都在为很小的目标把自己局限在一个狭小的生活圈中。
在建学校的时候,我曾想过,我们必须把学生的生活从枯燥和胆怯中解放出来。就像源于山峰的恒河之水流经一地又一地,人们饮用恒河水,做好家中重要或普通的事情一样,源于人类智慧的知识正在无限度地发展,我们不应该把它囿于实现很小的利益的圈子里,而要用它来造福于整个人类。
造物主进行修炼,修炼之后创造了一切,每个最微小的物体之中都存在他的修炼成果。所以它们之中充满着矛盾和曲折。在造物主修炼的同时,人类也开始了修炼,并没有袖手旁观。因为人也是造物主,人的本职是创造,采纳和储存不是人的主要方面,他的真实面貌是通过牺牲来表示的。所以,人也在神修炼的地方进行自己的修炼。必须认识到,人是虔诚的,认识到这一点,就知道不管何时何地,修炼都是人类的本性。
如今,世界各国各民族都在修炼的圣地上占了一席之地,我们必须忘却分歧赶往那里。在我创立国际大学的时候,这一决心对我是起了作用的。难道因为我是孟加拉人,就把我们的文学研究局限于孟加拉文学之中吗?难道我不是生于世界这个大家庭吗?当你认识到世界上的哲学家、诗人、科学家都在为“我”[1]而艰苦地研究时,你难道没有自豪感吗?
这话出于我口,听起来有点狂妄。说到当今的事情,我要说,我在欧洲得到的尊重是皇帝、国王们从未得到过的。这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 在人类的内心深处,情感的王国里是没有民族之分的。我拜访过许许多多要人,他们是人类的导师,但他们都自由而毫不拘谨地向我这个东方人致敬。我好像在那儿触摸到了人们心中的那根点金棍,我在欧洲大陆上,人们把我当成亲戚一样热情招待。想到这些,我自己也感到奇怪。同样,贾格迪什·巴苏先生也在那里发现真理之泉并把它献给人类,受到各国科学家们的亲切欢迎。
在西方的土地上正进行着知识的广泛交流。法国和德国虽然表面上打外交战,但在知识合作方面从未产生障碍。我们为什么要永远当别人的学生,先一点一点地背诵课本,而后参加考试,通过考试以后,又把一切都置于忘却的深渊之中呢?想到这些,我才决定邀请欧洲的知识分子来国际大学与我们一道工作。他们没有一人无视邀请,至少我们已亲眼见到了他们中的一位。他就是法国的东方学者希尔旺·勒维。如果你们与他关系密切,那么就会发现,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胸怀宽广。第一次见面时,我怀着拘谨的心情去向勒维教授提出我的建议。我对他说,我的愿望是在印度建立这样一所学校,在那里,所有的学者都能自由往来,在那里,将进行把印度的知识财富汇集起来的努力。那时,他接到了哈佛大学请他演讲的邀请。哈佛是世界名牌大学之一,可谁也不知道我们国际大学这个名字,即使如此,勒维先生怀着敬意接受了我们这所不知名的学校的邀请。
你们不要认为他到这里来就失去了尊严。他多次说过:“对我来说这是进了天堂。”他是一位大学者,很难说在这里找到了适合他教的许多学生,但他从未流露出轻视的神情。他为崇高的精神感到自豪,也体会到了工作的光荣,因此他对来这里感到心满意足。关于我们学校,你们应该知道这个消息: 圣蒂尼克坦得到了来自法国、德国、瑞士、奥地利等欧洲国家的大量赠书。
为使世界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在圣蒂尼克坦尽了最大努力,但正如一个巴掌拍不响一样,仅靠一个方面是不可能在精神领域进行合作的。印度难道不会打开将自己禁闭的大门吗?难道真的以为以自己的小聪明就能孤立世界,并为此自豪吗?
我的愿望是在国际大学创造这么一种环境,在这里,印度与世界的关系是自然的、有益的和亲切的。印度必须认识到,它有这么一个地方,在那里,把人当成亲戚不是不光彩或痛心的事,在那里,人与人之间关系不是尔虞我诈。我的西方朋友不时问我:“你们国家的人民会接受我们吗?”我总是用肯定的语气回答道:“是的,当然是,印度人决不会拒绝你们。”我知道,孟加拉人的心中存在着知识的自豪感,孟加拉人不会拒绝西方的知识。在政治领域里虽然有各种分歧和观点,但在印度的孟加拉地区,对各国知识的尊重已融于孟加拉人的血液中了。孟加拉邦那些极度贫困、受尽苦难的人们期望通过教育获得高雅的称号。孟加拉人知道如果得不到教育,他们是不能进入文明社会的。因此,孟加拉的寡母即便是卖粮食、纺纱、拼老命,也要让儿子上学。所以,我认为孟加拉人不会无视知识。由于同样的原因,我对西方科学家说:“你们可以无拘无束、毫无畏惧地到我们国家来,对你们的欢迎将是无可挑剔的。”
在国际大学,我的这一诺言的正确性将得到检验。希望我们在这里能够证明,在人类社会中,我们也有权为知识大厦添砖加瓦,我们也有权提出,所有国家和时代的知识财产也有我们的份。每个人都有权力从他人手中接受馈赠,我们也不要犯傻放弃这个权力,我们还没有野蛮到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否认知识的地步,也没有到了无视知识而不知羞耻,拒绝知识而不感到贫乏的地步。
加尔各答 1922年9月
(耿克璞 译)
赏 析
泰戈尔不但是一位文学家,还是一位教育思想家。在泰戈尔的思想中,教育思想始终占据着一席之地。他把自己的教育思想付诸实践。国际大学是泰戈尔在1921年一手创办的,是泰戈尔实践教育思想和从事社会改良的实验基地,也是印度民族教育的象征。泰戈尔多次为国际大学募集资金,在晚年,泰戈尔几乎把全部精力和财产都献给了这座大学。
国际大学是一所独具特色的学校。与其说它是一座学校,还不如说它是一个村庄,泰戈尔称在他童年时代就产生了这种教学思想,“我所期盼的工作是教育,这真是一件奇事,因为我前面已说过,我与教育没有联系。我不得不接受这一重任的原因,我坚信,我们的教育制度中有严重的缺陷,不消除它,教育就会脱离我们的生活,完全成为外来之物”。泰戈尔意识到英国人在印度推行的教育政策是殖民政策的一部分,泰戈尔重视民族教育的思想与他反对英殖民主义的斗争联系在一起,他创办的国际大学是他民族教育思想的具体表现,摈弃了英国殖民主义的教育内容和目的。
泰戈尔几乎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主要依靠家庭教育和自学,他也非常排斥旧时的教学制度。泰戈尔主张与自然和谐的教育思想源自他从小成长的自然环境的熏陶,“因为那时我远离社会生活,所以常通过窗子瞅外面几眼。对我来说,远处的东西非常有吸引力。我那时住在加尔各答,活动范围就限于房前屋后那块小地方,我家四周都是高房子,透过它们的夹缝才能看到为数不多的几棵树和一个池塘。在我们住的小区之外没有多少大房子,有点像是乡村的样子”。泰戈尔认为人和自然是和谐统一的,而旧的教育体制严重限制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亲证,国际大学是他对教育体制改革的伟大实践。
印度的文明是森林文明,泰戈尔认为印度古老的净修林式的教育方式含有其合理的因素,他认为人天生和自然是一体的,如果剥夺了人与自然之间亲证的关系,那么这种教育是不完整的。“置身林中修身养道,燃起火堆,以各种方式与大自然结缘,古代的这种生活方式促成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与那些修行的人在一起,过这样的生活,这本身就是一大教育。这样就在教育与生活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先生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变得真诚和完整,大自然和人类之间的关系就变得甜蜜和健康了。”泰戈尔在圣蒂尼克坦的办学延续了印度的森林文明,实践了他的林中修行的思想。在现代社会,这是一种新的教育范式,是以达到人和自然的和谐为核心价值的。
除了人与自然和谐的教育思想理念,泰戈尔还拥有国际主义的教育眼光,而不是自我封闭式的。他认为在人类的内心深处,是没有国界和民族之分的,因此他欢迎各国来自不同文明的知识分子到国际大学工作、传播知识,还获得了大量来自法国、德国、瑞士、奥地利等欧洲国家的赠书。泰戈尔的愿望是“在印度建立这样一所学校,在那里,所有的学者都能自由往来,在那里,将进行把印度的知识财富汇集起来的努力”。这是一种开放的国际胸襟和眼光,泰戈尔的教育思想一方面体现了对本族文化的弘扬,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同世界建立自然、交往的关系,促进世界文化交流。国际大学就像一个鸟巢,充满着各国文明交流碰撞的声音。泰戈尔推崇多样化的教学模式,既推崇本民族古老的文化,又不夜郎自大、固步自封。泰戈尔认为开放的文化态度早就融合在他们民族的血液里了,将东西方文化熔于一炉也是泰戈尔办学的初衷,因此国际大学在1937年专门成立了中国学院,目的是维护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文化交往,很多来自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学者都在那儿学习和工作。中印的文化交往历史悠久,其中不乏名人志士以及优秀历史文化古迹,而国际大学的中国学院则继承和发扬了中印文化交往的历史,是现代跨文化交往的历史见证。
由此可见,泰戈尔的教育思想观在人性和谐论的统摄下,表现出民族性、国际性、反殖民主义等多种特点。
(李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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