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内容
一
野口先生:
读了您的来信,我万分惊讶。阅读您的作品,以及您我个人之间的密切交往,使我了解到的值得称道的日本精神,与您来信的情调和内容极不协调。想起来令人难过的是,在战争狂热的熏染下,某些领域卓有创见的艺术家竟陷入迷惘,天才人物竟把自己的名望和真诚供奉在战争魔鬼的祭坛下面。
记得您曾和我站在同样的立场上,谴责法西斯意大利蹂躏阿比西尼亚[1]。但您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评判对中国的侵略。评判应有原则基础的承托。日本采用从西方学到的野蛮方法,对中国人民发动一场残酷的战争,践踏文明的一切道德原则。这铁的事实,是任何辩解也改变不了的。您声称日本有特殊的社会情况,但您忘了扩军备战总有其特殊背景。那些高贵的军界头目相信能为他们的暴行找到新的理由,进行大规模的屠杀和破坏,他们从不向别人求教如何在自己头上罩上神灵的光环。
人类有许多缺点,但依然相信社会道德规范。所以,当您说,尽管惊心动魄,可是为了在亚洲大陆开创一个新世界,这是不可缺少的手段(我认为其含义是,为了亚洲,作为拯救中国的手段,要对中国妇女和儿童狂轰滥炸,夷平一座座古老的庙宇和大学)时,您把一种生活方式强加给了人类,这种生活方式在野兽中也不是无法避免的。它绝对不适用于东方,尽管东方偶尔脱离正确的道路。您想象中的亚洲,架在地狱的凯旋柱上。您说得很对,我相信亚洲的使命。但我没有想到,有人竟把这种使命与能让帖木儿开心的残酷屠杀相提并论。访问日本发表演讲时,我表示反对仿效西方。我把欧洲一些国家扩张帝国版图的野心与佛陀和耶稣宣扬的理想境界,以及凝成亚洲和其他大陆的文明的伟大文化和睦邻友好做了比较。我认为有责任告诫因伟大的英雄主义和武士道精神而闻名于世的国家: 科学的野蛮吞噬了西方的人道主义,把残忍注入困惑的群众的心中。这是不值得任何英雄的国家、在崛起的道路上奋进的国家以及前景辉煌的国家模仿的。您在信中阐述的“亚洲是亚洲人的”理论,不过是政治掠夺的一件武器,是应受到抨击的对欧洲的模仿。其中没有超越狭隘的政治、使我们团结起来的博大的人道主义。
近日我读了东京一位政治家发表的讲话,不胜惊诧。他说,日本与意大利和德国建立军事联盟,有“崇高的精神和道义方面的原因,不存在利益的得失问题”。讲得多么冠冕堂皇!然而,艺术家和思想家道出了把军事野心美化为精神崇高的险恶用心,这种险恶用心是不容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的。
西方不缺少伟人,他们在战争狂热日益高涨、危机四伏的年代,以人道主义的名义挞伐战争贩子的卑鄙行径的正义之声,压倒了战争的叫嚣。他们蒙受巨大痛苦,但不欺骗本国的良知。亚洲如向他们学习,就不会对欧洲亦步亦趋了。我至今相信,日本也有这类伟人。我们从日本报纸上未听到他们的呐喊,因为那些报纸害怕被查禁,不得已做了军阀的传声筒。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位著名的法国作家谈到的“知识分子的背叛”,正是当代的一个严重病症。您曾谈到日本人艰辛地积敛钱财,默默地忍受苦难,甘愿做出自我牺牲。您骄傲地承认,他们可怜的自我牺牲被利用于扩充军备,对邻国发动侵略战争,毫无人性地劫掠人类的宝贵财富。我知道,当今娴熟的宣传成了一门高超艺术,通过宣传,每时每刻散布毒气。缺少民主的国家的人民不能不深受其害。尽管如此,人们依旧企望知识分子和思想家珍惜自由的思辨能力。但显而易见的是,他们不能时时做到明辨是非。荒唐的论据后面,隐藏着效忠本民族的变态愿望。被这种愿望迷惑的当代知识分子,吹嘘他们的理想主义,诱逼本国人民走上毁灭的道路。我熟悉日本人。所以每每想到实施引诱中国的男男女女抽鸦片上瘾的罪恶计划的过程中,许多日本人充当帮凶的角色,我便义愤填膺。但他们是糊里糊涂地做坏事的。在当今中国,一批日本文化的代理人,对被玷污人类的阴谋之网罩住的不幸男女施展卑鄙的伎俩。从可靠的途径,已获得在满洲和中国其他地区迫使人走上歧途的确凿证据。然而,从日本未传来抗议的声音,日本诗人也未挺身而出表示反对。
贵国不少知识分子持有这样的观点,所以贵国政府允许他们“自由地”发表意见。对此我并不感到惊奇。我希望,他们为赢得这种自由而高兴。您规劝日本艺术家放弃自由,进入幽静的洞穴,遐想“幸福的未来”,品尝些许乐趣,给枯燥刻板的生活抹上一些新奇的色彩。依我看,大可不必如此。我不赞同把艺术家的职责和良知截然分开的主张。我认为,与顽固地捣毁国家生活基础的政府紧密勾结,从而得到政府的特别宠爱,而同时,把欺骗当作高尚职业,回避摆在面前的责任,是现代知识分子背弃人道主义的一个典型例子。不幸的是,有些国家担心伸张正义日后给本国带来祸患,像懦夫一样缄口不语。于是那些倒行逆施者无所顾忌地玷污他们的历史,永远抹黑了他们的名誉。但恰如隐形的病毒在病人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放肆地蚕食生命,倒行逆施者不虑及受惩罚的行径最终必然将他们送进坟墓。
我为日本人民感到悲伤。收到您的来信,我更加痛心。我知道日本人民总有一天会从噩梦中苏醒,花几百年时间清除疯狂的军阀摧毁的文明的废墟。他们终将明白,日本民族的优秀品质正走向衰颓,军事行动与这种损失无法相比。中国是不可战胜的。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下,中国文明展示着无与伦比的财富。空前团结的中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的新时代。突然面临一场残酷的战争,中国以气贯长虹的英雄气概保卫自己的山河。它彻底觉醒的灵魂,不会因暂时的失利而沮丧。在完全受西方精神鼓动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面前,巍然屹立的中国显示着大大多于日本的高尚的道德精神。心胸宽广的日本思想家冈仓为什么那样热情地对我说“中国伟大”,其原委,此刻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
您不明白,您宣扬贵国的光荣,是在为邻国增光添彩。关于这个话题,暂不多说。令人愤慨的是,日本正在培植各种鬼魂。您也许读过《观众》上发表的蒋介石夫人的文章。文章中说,它们是永世值得铭记的中国艺术中的鬼魂,是无可比拟的中国体制中的鬼魂,是受毒瘾折磨的喜欢宁静的男女中的鬼魂。蒋介石夫人问道:“谁来驱赶这些鬼魂?”
但愿不远的将来中国和日本携起手来,抹去令人悲痛的昔日的回忆。真正的亚洲获得新生,诗人们高唱和平之歌,人类社会的兄弟们不再用科学发明的武器互相残杀,而能毫不愧疚地宣告彼此的信任。
您忠实的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1938年9月1日
二
野口先生:
我感到荣幸的是,您觉得仍有必要不辞辛劳地说服我接受您的观点。但十分遗憾的是,我难以理解您要我理解的偏见。对我来说,似乎劝说对方接受我观点的努力,也是白费力气。因为我绝不能像您那样坚信: 日本拥有不容置疑的权力,胁迫亚洲其他国家成为日本政府的政策的支持者。我不相信把别国的权益和幸福当作牺牲品供放在本国祭坛上的行动是爱国主义,您嘲笑我这种态度是“精神流浪汉沉默不语”。
如果您能使中国人民确信,贵国军队轰炸他们的城镇,用您的话说,妇女、儿童未被炸成“残废”,而成了无家可归的乞丐,这是出于好意的举动,最后能使他们的国家得到“拯救”,那您不必再费唇舌,说服我相信贵国的崇高目的了。您对“卑劣的民族”表示正常的恼怒,斥责他们焚烧自己的城镇和艺术宝藏(也许还对本国居民开炮),借此诽谤贵国军队。您这话使我想起当年拿破仑进入杳无人迹的莫斯科,望着熊熊燃烧的宫殿露出的正人君子般的愤怒表情。
您是诗人,我有理由希望您想象到,一个民族在难以忍受的绝望中,才会主动焚烧自己古老的艺术宝藏。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难道您相信两国之间由于堆积如山的血淋淋的尸体,由于炸毁的城市废墟日益增多,你们两个国家才容易伸出双手,建立永久的友谊吗?
您指摘说,“不诚实”的中国人正进行充溢仇恨情绪的宣传,而日本人诚实,不愿干那种勾当。我的朋友,您难道不知道,善举所做的宣传是别的行为无法取代的?如果你们有高尚的行为,何需惧怕中国人的“狡诈伎俩”?如果日本国内不剥削穷人,工人仍认为他们受到公正的待遇,那您全然不必害怕“共产主义”这个“魔鬼”。
感谢您对我阐述印度的哲学。您机巧地援引雪山神女和湿婆神的故事,为日本在中国的大肆破坏辩护,以期得到我们的赞同。依我看,您从您极为谙熟的宗教撷取了一则教条,叩请佛陀支持您的论据。而我一时忘了,你们的艺术家和寺庙里的主持早已那么做了。我在1938年9月16日的《东京新闻报》和《大阪日报》上,看到巨型佛陀雕像的照片,塑造这尊佛像,是为祈求他的祝福,保护他们去屠杀邻国人民。
您若觉得我说话过于尖刻,请您原谅。您肯定知道,我写此信,不是出于恼怒,而是因为深沉的哀戚和羞惭。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无疑是令人震惊令人悲痛的,但不是我伤心的惟一原因。我深感悲哀的是,日本宣扬自己伟大,我却不能骄傲地向任何人举出日本伟大的一个例子。当然,其他地方也未出现更令人钦佩的楷模。西方所谓的文明国家也并未少暴露一点野蛮,它们甚至更不值得信赖。您若把贵国与它们比较,我无话可说。在它们面前,您如能树立更高尚的榜样,我将感到欣慰。关于印度,我不想说什么。自豪地谈论成就,只能在国策彻底贯彻之后,而不是之前。
我心里清楚,您在信中欲赋予我交战双方之间和平缔造者的殊荣。假如我能使中日两国停止惨烈的战斗,和睦相处,共同为建立“亚洲的新世界”而奋斗,我认为是我一生的荣幸。可您知道,除了您辛辣地嘲讽的“扩大道德影响”之外,我别无所长。您要我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但是,侵略者如不首先停止进攻,您说,我如何呼吁中国人停止自卫?您听了兴许感到吃惊,上星期,一位日本朋友向我发来访问贵国的邀请。我像愚蠢的理想主义者,有片刻工夫竟觉得,我也许真能为贵国服务,用慰藉的纱布包扎亚洲淌血的心脏,从它伤痕累累的躯体取出仇恨的子弹。下面是我给那位朋友的复信:
我目前的身体状况,完全不适应长久的出国旅行。另外,亚洲两个伟大的国家正在交战。如果让我按照心意,宣传重建两国的文明关系和民族友谊,也许我能认真考虑您的建议。但日本军事当局看来执意要实现既定方针,灭亡中国,是否允许我随意行动,是令人生疑的。所以现在赴日本参观访问在我是不适宜的,此行造成误解的可能性极大。不管什么缘由,倘若我抑制不住访问日本的欲望,我将终生难以宽恕自己。由于某种原因,我真心热爱贵国。现在我如访问贵国,我将亲眼看到,接到统治者的命令,一群群日本人全副武装开赴邻国,参与惨无人道地屠杀平民的军事行动,在人类历史上,永远留下他们污黑的姓名。我无法忍受目睹那种惨况的痛楚。
信寄出后,传来了广州、香港相继沦陷的消息。无力抵抗的残疾人被强悍的敌人击倒在地,对他来说,这不足为奇。但我不像您那样认为能够很容易地叫他们忘记身体的一部分已经斫除。
我不能祝愿我爱的贵国取得胜利,我祈祷它心中萌生悔悟。
您忠实的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1938年10月29日
(白开元 译)
赏 析
泰戈尔于1937年9月和10月分别写给日本诗人野口米次郎的两封信可谓是正义之声。此前,野口米次郎曾经访问国际大学,受到泰戈尔的款待。他在中日战争爆发后,两度向泰戈尔写信为日本侵华辩护,说那是在亚洲大陆建立新世界的必要手段,也是让中国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必要手段。野口米次郎呼吁泰戈尔与印度人民理解并支持日本军国主义者。在认清了野口米次郎的法西斯真面目后,泰戈尔义愤填膺地给他写了回信。他辛辣地嘲讽了野口米次郎的所谓亚洲观。
泰戈尔在信中痛斥日本的侵略行为:“日本采用从西方学到的野蛮方法,对中国人民发动一场残酷的战争,践踏文明的一切道德原则。这铁的事实,是任何辩解也改变不了的。您声称日本有特殊的社会情况,但您忘了扩军备战总有其特殊背景。那些高贵的军界头目相信能为他们的暴行找到新的理由,进行大规模的屠杀和破坏,他们从不向别人求教如何在自己头上罩上神灵的光环。”泰戈尔认为科学的野蛮吞噬了西方的人道主义,而日本的侵略则是步西方的后尘,而很多日本学者却将他们的军事野心美化为精神崇高的目的。其中,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走卒野口米次郎在写给泰戈尔的信中,把日本的侵略行径无耻地称为“为了建立东亚新秩序不可避免地采取的手段”。这遭到了泰戈尔严厉的痛斥,他说如果这些暴行能称之为建立东亚新秩序的话,那无异于把兽类的生存方式当作人类生活的准则来顶礼膜拜。
泰戈尔在对待日本侵略者的态度上,展现了怒目金刚的一面。而对中国则抱以无限的信心,他认为:“中国是不可战胜的。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下,中国文明展示着无与伦比的财富。空前团结的中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的新时代。突然面临一场残酷的战争,中国以气贯长虹的英雄气概保卫自己的山河。它彻底觉醒的灵魂,不会因暂时的失利而沮丧。在完全受西方精神鼓动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面前,巍然屹立的中国显示着大大多于日本的高尚的道德精神。”
泰戈尔在其第二封信中表示,他要为共同建立“亚洲的新世界”而奋斗,他还在自己的名诗《敬礼佛陀的人们》中以艺术的形式揭露了日军在中国的暴行,讽刺了他们的虚伪,表现了对法西斯的深切仇恨和仗义执言的凛然正气。而野口米次郎仍不死心,又给泰戈尔去信,用狡辩和恫吓的语言来迫使泰戈尔改变对日寇暴行的看法,遭到泰戈尔的迎头痛击。泰戈尔在回信的结尾处对野口米次郎说道:“我不能祝愿我爱的贵国取得胜利,我祈祷它心中萌生悔悟。”
泰戈尔的这两封信,代表了人类的良知和印度人民的心声,对于处于最艰苦岁月中的中国人民是一个莫大的精神鼓舞。泰戈尔对亚洲的认识是跨越地区与国界的,泰戈尔期望“用慰藉的纱布包扎亚洲淌血的心脏,从它伤痕累累的躯体取出仇恨的子弹”。泰戈尔强调亚洲各个国家的联合,解构了亚洲不同文化间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狭隘的思维模式。泰戈尔亦强调对东方价值的守护,他希望中国和日本能够携起手来,这样真正的亚洲才能获得新生。泰戈尔认为当西方已经变成剥削者时,我们必须用人类道德和精神力量去战斗。
1941年,泰戈尔临终前写了《文明的危机》,在结尾说:“我环顾四面八方,看见一个骄傲的(西方)文明倒塌,变成一大堆枉费心机的垃圾。”又说:“可能从这地平线上、从太阳升起的东方,黎明将会来到。”可见,泰戈尔始终在思考亚洲的问题,他认为亚洲国家不仅山水相连,而且文化相通,各个国家之间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关系,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佛教的传播对亚洲国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些共同的文化基因都是建构亚洲精神的文化基础。而野口米次郎在信中阐述的“亚洲是亚洲人的”理论却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借口,这种狭隘的亚洲观没有超越狭隘的政治。泰戈尔借反对日本侵华的行为呼吁建立有别于西方的亚洲精神,进而拯救深陷西方物质文明的人类世界。
(黄 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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