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我是一位酋长的儿子，父亲因为对抗英国政府被解除职务。在他死后，我被送到监护人的王宫接受教育，16岁经过割礼，我成为男子汉，后来因逃婚到了约翰内斯堡作矿工。南非严重的种族歧视使接受了大学教育的我逐渐成长为一名为争取独立解放而斗争的“自由战士”。1944年，我组织了青年团，参加各种政治活动，之后进入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因为宣传、组织罢工等抗议活动，我的行动多次受到禁止，1956年因“严重叛国罪”被捕，后释放，1960年再次被捕。因为参加政治活动，妻子与我离婚，此后我与温妮结婚，得到了她的支持。获得释放后，我转入地下活动，创建了军事组织“民族之矛”，计划武装斗争。1962年，我又一次被捕，经过1963年著名的“里沃尼亚”审判，被判处无期徒刑，度过了长达27年的监禁生涯，直到1990年在国内外各方的要求下被无罪释放。在狱中，我做苦役，受到各种虐待，但是依然通过绝食等方式与当局斗争，并使监狱条件得到改善。重获自由后，我与政府展开谈判，并在1994年的全民选举中当选为总统。
【作品选录】
在库奴，母亲掌管三间棚屋，我的记忆中，三间棚屋里总有小朋友济济一堂。事实上，儿时我基本上没有孤独一人的时候。家里的小屋时常挤满亲朋好友。在非洲文化中，姨和叔伯的儿女也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我们不像欧洲人那样，在亲戚里作详细的区分。我们没有所谓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母亲的姐妹就是我的母亲;叔叔的儿子就是我的兄弟;兄弟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
母亲的三间小屋，一间是厨房，一间是卧室，一间用来堆放食物和其他物品。卧室里基本上没有西方人所谓的家具。我们睡的是草席，没有枕头，在我去上学之前，还不知枕头为何物。母亲做饭用的炉子其实不过是开在地上的一个洞，我们在上面放上炉格子也就成了。屋里没有烟囱，炉烟从小屋一侧的一个小洞里排出。母亲自种自收苞谷。苞谷收上后，妇女们又用磨盘把谷粒磨碎。苞谷粉一部分被做成了面包，另一部分则被晒干后储存在坛罐里。苞谷的产量不是非常充足，有时会发生短缺，但自产的牛奶和羊奶则非常丰富。
很小时，我就喜欢溜出家门，与小朋友一起吃、一起玩、互相打架起哄。一位男孩如果整天待在家里、围在母亲的裙边打转，我们就会认为他没出息、太女人气，到晚上，我就同白天的玩伴们同吃一锅饭、同睡一张床。大约五岁时，我成了一名牧童，第一次走进大草原，放牧牛羊。也是在这时候，我了解了科萨人与牛近乎神秘的关联，牛不仅给人提供了牛肉和牛奶，甚至于财富，而且它也是上天的一种赐予，是幸福的源泉。正是在这儿，我学会了怎样用弹弓射落飞鸟、怎样采集野蜂蜜、野果和食用树根、怎样直接蹲伏在牛肚下吸食温暖香甜的牛奶、怎样在清冷的溪流和池塘里游泳、怎样用绞合在一起的尖锐的金属丝捕鱼。我还学会了怎样打木棍杖，这是非洲农村男孩们必上的一课。我谙熟了其中的种种技巧，我知道怎样躲避别人的打击、怎样声东击西、怎样手脚并用缓解困境。就是这段无忧无虑的时光，使我对大草原，对户外旷野、对自然的简朴之美产生了深深的眷恋。
那时候，我们小男孩大部分时间都沉溺于自己的小天地。我们玩着自制的玩具，我们用泥巴捏制了各色地物和鸟兽。我们用树枝扎出了牛拉车。广阔的大自然成了我们玩耍和驰骋的天地。库奴村周围有许多平滑的大岩石，我们找来表面平滑的小石头放上，坐在上面，人便从大岩石上滑了下来。我们经常兴致盎然地反复玩耍，以致我的屁股都磨肿了，一坐下去就疼。我还学会了如何驾驭刚刚断奶的小牛犊，虽然被摔了几次，但不久就能随心所欲地驾驭了。
有一次，我骑一匹难驯的驴子，着实吃了次大亏。我们一批伙伴，大家轮流骑上又下来，轮到我时，驴子突然窜进了近旁的荆棘丛里。它低下头，躬起背，把我从上面摔了下来，我身上被摔疼，脸也被刺扎伤了，在伙伴们面前羞得无地自容。与东方人一样，非洲人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自尊感，或如中国人所说的“面子”。我在伙伴们面前失了面子，我羞得满脸通红。士可死而不可辱，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便知道了，你可以击败你的对手，但不可污辱他。
男孩子通常自己玩耍，有时他们也让姐姐妹妹们加入。男孩女孩们一起玩捉迷藏(Ndize)、碰了跑(Icekwa)之类的游戏。碰了跑是设法碰上别人腰以上的部位，然后在别人反身来拍你以前，设法躲避开。我最喜欢与女孩子们一起玩的游戏是过家家(Khetha)。这种游戏不需多少组织，大多是即兴之作，游戏的伙伴是一群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女孩，一旦被她们谁选定，那位被选上的幸运男孩就要唯命是从，护送选他的女孩出行。女孩子们很机灵，比我们这些愣头愣脑的毛小子聪明多了。她们常常串通一气，大家都选同一个男孩，而且一般还是最不起眼或最笨的男孩，这样，她们就可以一路无所顾忌地欺侮他了。
男孩子们最常玩的游戏叫辛提(Thinti)，与男孩子们玩的大多数游戏一样，它近乎一种模拟战争。两根木棒是两个目标，它们相距一○○英尺插进地里。我们分成实力相当的两组，每边向对方的目标摔木棒，把它打倒。同时又要设法保护本方的目标，不让对方捡到已扔出来的木棒。我们慢慢长大后，就组织起来同邻村人斗，在这种充满男子汉气概的游戏中表现突出的男孩，则受到很大的尊重，其礼遇不下于凯旋的将军。
从外面玩回来，我回到母亲的棚子里，一边听她说话，一边看她做晚饭。父亲讲的是一些历史战斗故事和科萨武士的英勇事迹，母亲则讲一些世代流传的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这些故事常常激发我童心的想象，而且故事中也常含有许多珍贵的道德寓意。记得母亲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年轻的小伙子在一次旅行中遇上了一位老妇人，老妇人是个瞎子，眼中蒙了一层厚厚的翳。老妇人向小伙子求助，小伙子起了同情心，给了她一些食物。老妇人又要小伙子擦干净她的眼睛，他虽然内心不乐意，但还是做了。于是，奇迹发生了，老妇人眼睛上的翳慢慢脱下来了，她变得又年轻又漂亮。最后，小伙子与她结了婚，过上了幸福、富有的生活。故事再也简单不过了，但是故事中的教诲却是亘古不变的： 美德和慷慨将得到无价的回报。
与所有科萨孩子一样，我获取知识的途径首先主要是观察。环境决定了我们只能通过模仿，而不是通过寻根究底来探寻学习。我第一次访问欧洲人家庭时，常惊异于孩子们对父母的问题之多、问题之天真以及父母们回答孩子问题之耐心。在我家里，提问题会被认为是幼稚;大人们只在自己，而不是小孩认为有必要时，才与孩子们共享认识和事实。
与当时多数科萨人一样，我的生活或多或少打上了传统、习俗和禁忌的深深的烙印。这些都是我们生存的基本事实，不容置疑。男人按他父亲安排的人生道路走完一生，同时又为儿子安排一生;女人则像母辈那样尽其一生。通过对传统习俗的观察，传统便融入了我的心中。不用人教，我不久便熟悉了男女之间种种复杂的繁文缛节。我知道，男人不可擅入刚刚生了孩子的别人的家里;新婚妻子不可在其丈夫之前跨入作为新房的圆棚;妻子不可在家里直呼其丈夫任何先人的名字;对家庭和祖宗不忠不孝会带来噩运和失败。如若你确对祖宗犯了不敬，弥补罪过的唯一途径是求助于巫师或部落里的长者，他们会与祖宗进行对话，传达你深深的悔恨。对这些事情我都非常习以为常。
在库奴村，我能遇到的白人寥寥无几。当然，地方官是一名白人，他也是最近的杂货店的店主。偶尔也有白人旅行者或警察路经此处。这些白人看起来都如天神般高大，在我只能敬而远之。但是，他们在我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很小，年少的我也很少考虑白人的事，以及我周围的人和这些奇怪而遥远的关系。
我不能明确地指出我是何时开始投身政治的，我是何时意识到将投身于自由斗争的。无论承认与否，身为一名南非黑人就意味着他从出生那一刻起就离不开政治。一个南非人的孩子是生在黑人专用医院里，坐黑人专用公共汽车回家，住在黑人区，并用黑人商店买来的婴儿食品喂食，如果他要上学的话，只能去黑人学校。
当他长大起来，他只可以找个黑人的工作维持生活，在黑人城镇租房子住，乘黑人专用火车，并且会在白天或夜晚的任何时候被拦截住，命令出示通行证，没有的话就会被捕并关进监狱，他的生活被种族主义的法律和法规所限制，这些阻止了他的成长，使其潜力难以发挥，并阻碍了他的生活。这就是现实，一个人可以有许多种方法来对付它。
我没有顿悟，没有得到特殊的启示，也没有取得瞬间的真理，而只有一种成千次的蔑视、成千次的侮辱、成千次不能忘记的时刻的积累，促成了我的愤怒和反抗，渴望同囚禁我的人民的制度进行斗争。我并没有在哪一天宣布从今以后我将把自己贡献给人民的解放事业，相反，我只是发现了自己正在这么做，而且不可能做其他的事情。
每天早晨五点三十分，巡夜的看守叫醒我们，他一边弄响走廊里的铜铃，一边嚷嚷：“醒醒!起床!”我一般起得很早，因此这个时间对我来说不是什么负担。尽管五点三十分就起床，但我们要在囚室里待到六点四十五分，五点三十分开始清理屋子，收拾铺盖。牢房里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厕所，只有铁皮卫生桶。卫生桶直径十英寸，上面有一瓷盖可以装些水。瓷盖中间凹下去，里面装的水供我们洗漱用。
六点四十五分，我们走出囚房，第一件事是清理卫生桶。在过道的尽头有污水沟，我们在那里把卫生桶彻底清理一番，否则就会有种难闻的气味。做这件事的唯一乐趣是我们可以利用早晨这段时间彼此说说悄悄话。看守站得远远的，这样就给我们一个轻声交谈的机会。
头几个月，早饭由普通区的犯人送到我们的牢房里。早饭有玉米粥和玉米、小麦做的食物，送饭人把粥倒进碗里，然后通过囚房的栅栏把碗递进去。这一招很聪明，要求送饭的人双手灵活，不能让粥溅出来。
几个月以后，早饭改在操场上，放在一个旧的铁桶里。我们自己用铁碗盛粥。每个人发一杯所谓的“咖啡”，其实是用碾碎的玉米焙到发黑以后，再用热水调一下做成的。后来，等我们能自己到操场上用早餐时，我就在早饭之前围着操场到处走走。
与监狱其他方面的事情一样，饮食也是有区别的。
总之，有色人和印度人吃得比黑人稍好，但区别不大。当局总是说我们的饮食均衡，的确均衡，不过是在难吃和不能吃之间。食物是我们抗议的理由，但起初看守总要说：“嘿，你们这些卡菲尔人在家吃的东西还不如监狱里呢!”
早饭后，看守喊：“集合!集合!”我们就站在牢门处等待检查。每个犯人必须把卡其布衣服的三个扣子系好，看守经过时必须脱帽。如果扣子没有扣好，没有脱帽，或者房间没有打扫干净，我们就会被视为违反监狱条例，要处以禁闭或者饭食减量。
接受检查之后，我们就到操场里敲石头，一直到中午。中间不休息，如果有谁偷懒，看守就会嚷嚷着要你快点干。中午，铃声响了，午饭开始了，又是一桶食物被推进操场里。黑人的午饭包括煮玉米，也就粗糙的玉米粒。印度人和有色人吃的是玉米饭，是用碾碎的玉米做成汤一样的混合物。玉米粥里有时候放点蔬菜，要不就干巴巴地吃。
午饭时，我们经常能得到一点“强力剂”，这是一种用玉米和一点酵母制成的粉，用时把它放在水或牛奶中搅匀，如果比较稠的话，味道不错。但是监狱当局每次只给我们一点点，放在水里都没有颜色。我常常把几天的放在一起来喝，但是如果当局发现你私藏食物，这些东西就会被没收，你还要受到处罚。
午饭后一直劳动到四点钟，这时看守吹响刺耳的哨子，我们站成几排，再一次清点人数和接受检查。然后我们可以有半个小时的洗澡时间。浴室在走廊的尽头，里边有两个海水淋浴管，一个咸水龙头，还有三个电镀的铁桶，这就是浴盆。没有热水，我们或站或蹲在桶里，用咸水擦身，洗掉一天的尘土。在外边寒风刺骨的时候，用冷水洗澡不是什么愉快的事，但我们自得其乐。我们有时边洗边唱，水也显得不那么凉了。在岛上的最初日子里，这是我们仅有的交谈机会之一。
四点三十分整，有人使劲敲走廊头上的木门，告诉我们晚饭送来了。看守给每人盛饭，然后我们端回牢房去吃。还是玉米粥，有时里面有点胡萝卜、卷心菜或甜菜，不过你得仔细找才能发现。如果吃蔬菜，就一周从开始到结束都吃一种，直到胡萝卜和卷心菜变得又老又发霉为止，我们对此深恶痛绝。每隔一天，玉米粥里掺一小块肉，又小又硬。
晚饭时，有色人和印度人囚犯能吃到四分之一块面包(这种面包叫“猫头”，因为形状很像猫头)和一层人造黄油。根据当局逻辑，黑人不喜欢面包，因为它是“欧洲人”的食品。
有时，连规定的食物数量也达不到，原因是食堂里盛行偷窃。厨子们都是普通犯人，他们把最好的食物留给自己或朋友。他们还经常把最好吃的东西送给看守，从中得到好处或特殊待遇。
晚上八点，巡夜看守把自己锁在牢房的走廊里，把钥匙从门孔里递给外面的看守，然后他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命令我们睡觉。岛上从不喊“熄灯”，因为牢房里罩网的灯泡不分白天黑夜地点着。后来，那些攻读学位的人可以一直看书到十点或十一点。
走廊里的声音能够听得很清楚，入睡前我们总要聊一会。但是如果能清楚地听到有人小声说话，那可能是看守的声音，他会说：“不要说话!”看守不时地走来走去，监视我们是不是在看书或写东西。以后，我们在走廊撒上一把沙子，这样就能听到看守的脚步声，以便及时地停止谈话或收起某种违禁品。等大家都安静下来，看守就在他的小办公室里边靠在一把椅子上对付到天亮。
我并不是生来就渴望自由。我出生时是自由的——以我所知道的所有方式来说是自由的。自由地在我母亲住的小房旁边的田野里跑来跑去，自由地在穿过我们村里的清澈的小溪里游泳，自由地在日光下烤玉米和骑在慢悠悠的公牛的宽背上。只要我听父亲的话，遵守部族的习惯，上帝也好，人间的法律也好，都不会来找我麻烦的。
只有在我懂得少年时的自由只是一种幻觉，青年时发现我的自由已经被夺走了的时候，我才开始渴望自由了。起初，当学生时，我只想要自己的自由，即能晚上待在外边、喜欢读什么就读什么、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的暂时自由，但到了青年时，我来到了约翰尼斯堡，我渴望基本的和高尚的自由，即发挥我的潜能、能够维持生计、结婚和有一个家——合法生活中的不受妨碍的自由。
但那时我逐渐看到，不仅我不自由，我的兄弟、姐妹都不自由。我看到不仅我的自由被剥夺了，而且像我这样的每一个人的自由都被剥夺了。正是在这时我加入了非洲民族议会，正是在这时我对自己自由的渴望变成了对自己人民自由的更大渴望。正是这种愿望，即人民能够有尊严和自尊地生活的愿望，使我的生命充满了活力，把一个害怕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勇敢的人，把一个遵纪守法的律师变成了罪犯，把一个热爱家庭的丈夫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迫使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像苦行僧那样生活。我并不比旁人更善良或富于自我牺牲精神，但我发现，当我知道我的人民作为一个整体还不自由时，我甚至不能享受我被允许享受的可怜而有限的自由。自由是不可分割的，我的人民任何人身上的枷锁就是所有人身上的枷锁，而所有人身上的枷锁就是我身上的枷锁。
正是那些漫长而孤独的年月，使我对自己人民自由的渴望变成了对所有人自由的渴望，包括白人和黑人。我像知道其他任何事情一样知道，压迫者也需要解放，正像被压迫者需要解放一样。拿走别人自由的人是令人憎恨的囚犯，他被锁在偏见和心胸狭隘的牢笼里。如果我拿走别人的自由，我不会真正自由的，正像别人拿走我的自由时我不自由一样。被压迫者和压迫者同样是被剥夺了人性。
当我迈出监狱时，既解放被压迫者又解放压迫者成了我的使命。一些人说这已经达到了。但我知道情况并非如此。事实是我们还不自由;我们只是得到了自由自在的自由、不受压迫的权力。我们还没有完成旅途的最后一步，只是在一条更长更难走的路上迈出了第一步。因为自由并不仅仅是去掉身上的锁链，而是生活在尊重和提高别人自由的社会里。对我们投身于自由的真正考验才刚刚开始。
我已踏上了这漫长的自由之路。我曾尽力不摔倒;在此路上我也失过足。但我发现一个秘密，那就是，攀登过一座大山之后，只会发现还有更多的山要攀登。我借此机会休息一下，领略一下周围的大好风光，回头看一下走过的距离。但只能休息一会儿，因为与自由俱来的是责任，我不敢逗留，因为漫长的旅途尚未结束。
(何戟及奕丞小组译)
【赏析】
在经过了长达27年的牢狱生涯之后，1994年，其时出狱已经4年的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 1918— )当选为南非首位全民选举的总统。在就职典礼上，他的最后一句话是：“让自由主宰一切。”自由，多么高尚与宝贵的词语，在这个庄严而神圣的时刻，他能够站在这个位置，向世界宣布拥有掌握自己命运的主权与自由，实在是来之不易，这一历程正如自传的标题展示的，真正是一条“漫漫自由路”(Long Walk to Freedom)。斗争、流浪、审判、监禁、苦役，所有这些非正常的生活几乎构成了曼德拉一生的全部。作为一位生长在非洲的黑人，他深刻地体验了种族歧视带来的侮辱与残害，毕生致力于反抗歧视与压迫、为自由解放而进行的斗争，成为了一名“自由斗士”。可以说，20世纪的南非属于曼德拉，他是这一世纪的历史见证，正如红衣主教图图所言，可以“从(这)一个人的人生经历中看到一个民族斗争的故事”。
自由是曼德拉的毕生信仰，也构成了自传的核心与主线。“自由之路无坦途”，他的人生随着这一理念起伏跌宕。“我并不是生来就渴望自由，我出生时是自由的。”童年乡村的生活，自由而惬意，然而到了青年时期他才发现这种自由是虚假的，是被剥夺了内核的空壳，由此他开始认真观察和思考社会。白人的种族隔离与专制使他在学校、社会上经历了各种歧视与不公，比如一个白人在碰到他的衣服后就马上躲开，大大伤害了他的自尊，而“土著人通行证”制度则使黑人饱受欺压，如同“大卫之星”，是歧视和控制的象征，这些都促发了他自由意识的觉醒，于是决心抗争，这也正是那些曾经自由但如今失去自由的黑人的心声。他参加非国大，组织罢工、游行，深入宣传;意识到非暴力行为的脆弱无力，又开始组织武装运动。多次的禁止、拘捕、审判使他的斗争意识更加强烈，政治思想更加成熟，地位也越来越高。坚定的信念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为他赢得了最终的胜利，他成了自由的总统。因此，曼德拉的胜利代表着被白人统治者夺去的自由的回归，是被压迫了几百年的非洲黑人的胜利，他本身则成为自由的象征。
最为可贵的是，曼德拉并不是狭隘的种族主义者，对他而言，“自由”是全部南非乃至整个非洲、整个世界所有人的自由，不分肤色与种族。他反抗白人的统治，同样反对黑人的专制，因为压迫者与被压迫者都不自由：“在我的生命中，我已投身于南非人民的斗争之中，我反抗白人统治，也反对黑人专制，我崇尚民主、自由社会的理想。”虽然和多数反抗者一样，他一生遭受了无数次的侮辱与损害，尤其是漫长的铁窗生涯，充满无尽的劳役、虐待、精神折磨，然而正是这种历练磨砺了他的意志，开阔了他的胸怀，从而让他走出了狭隘的民族视界，带有了强烈的人道主义与普遍关怀，体现了伟大的人格魅力。他说起获释出狱当天的心情：“当我走出囚室、迈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这种开阔的胸怀，加上他作为律师形成的法律意识，使他具备了高度的政治智慧与卓越的领袖气质，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建立了一个多民族和平共处的国家。不过他又非常清楚，成为总统，只是取得了个人的自由，广大民众的自由之路还要继续下去，所以在自传的最后他说：“因为与自由俱来的是责任，我不敢逗留，因为漫长的旅途尚未结束。”
从考撒族人、南非人、非洲人到世界人，作为政治家的曼德拉经历了巨大的思想变迁，然而激烈动荡的生活不能掩盖他内心深处的人性温情。他认为每个男人都有两种义务，一个是“对他的人民、社会、国家的义务”，这一点他已经问心无愧;另一个是“对家庭的义务”，对父母、妻儿的义务，这一点他总是耿耿于怀。他曾经说过：“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将为此(自由)而献身。”对政治的投入与牺牲精神覆盖了他作为一位家庭成员的生活，这导致第一位妻子与他离婚，温妮和孩子们长期独立生活，不但很少与他见面，还不断受到牵连。为此他感觉愧对家人。所以，自传在记述个人传奇式的经历时，字里行间无不充溢着对家人的爱恋，尤其是对孩子们的愧疚、对妻子温妮的诚挚感情、对家人的关怀。曼德拉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孩子问一位父亲：“为什么你不与我们在一起?”他只能回答：“有其他像你这样的孩子，好多好多……”作为一位丈夫和父亲，他却不属于一个家庭，虽然有坚定的斗争信念，但是言语中也常含着无奈与辛酸。其实，正如他多次提到的对故乡的思恋，曼德拉最喜欢的还是童年的乡村生活，他常常把自己当作乡下人，以至在他退休时说：“我已经演完了我的角色，现在只求默默无闻地生活。我想回到故乡的村寨，在童年时嬉戏玩耍的山坡上漫步。”这是另一种自由，不过对他来说，却是真正的和平、安宁与自由。这位饱经沧桑的老者，表达了最质朴的人生观念。
玛丽·本森称曼德拉为“一个会思考的非洲人”，“一个理智的人，而不是狂暴的人”，这样的描述确实非常精到，曼德拉的法律观念、政治素养和高尚人格都令人景仰不已。这部自传为我们呈现的，就是这位民族英雄一生的非凡经历与思考过程，留给后人对自由、人性的无限沉思。正如它的传主历经坎坷的一生，这部自传的写作也不同寻常。早在1975年，还在罗本岛监狱的曼德拉在朋友的鼓励下就开始写作回忆录。写自传的目的，一是为斗争的历史留下记录，二是鼓励争取自由者继续斗争。不过写作只能在晚上秘密进行，还被编成密码，但最终仍被警察发现，遭到了处罚。直到1990年被释放后，他才获得了写作的自由，使自传在1994年得以完成，因此显得弥足珍贵。虽然自传在语言上不事雕琢，略显粗糙，但是它丰富的细节描写、充沛的感情和个人生活的袒露大大提升了作品的文学品格，当然最为大家看重的还是它深厚的思想涵蕴与宝贵的历史记录。这部自传，有血有泪，有邪恶有正义，有残暴的历史也有温润的人性，不同的读者都能从中找到令人心动的篇章。
(梁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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