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我1834年出身于一个士族之家，少年时代在中津度过，受母亲和儒教主义的教育。1854年起游学长崎、大阪，并进入绪方学塾开始纯粹的学生生活，学习兰学(荷兰学)。1858年去了江户，给藩中子弟讲兰学，这是庆应义塾的起源，同时开始学习英语。1860年，我乘“咸临丸”号初次访美，后又访问欧美，对西方文明有了具体直观的认识。尽管日本国内“攘夷论”大为盛行，我坚持鼓吹西洋文明，著译、教学不辍。我继续发展庆应义塾，也常担心被暗杀。我主张独立，不愿做官。明治时代，我的一片言论能惊动天下人心。

　　【作品选录】

　　为还四十两债款而变卖家产　出外就须筹措旅费。谈到筹措旅费，本来因哥哥看病和在值勤期间的各种杂用就欠下大约四十两的债款，这四十两在当时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简直是一笔无法偿还的重债。如果这样拖下去，那是无法了结的，所以这笔债款不管怎么样非清理不可。怎么办呢?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变卖东西!我觉得只有卖掉一切家具才好清还债务。幸赖我父亲生前是个学者，在藩内藏书很多，按册数论竟有一千五百册之多，甚至其中有许多是社会上少有的版本。例如母亲告诉过我，我的名字叫谕吉。这个“谕”字的由来是因为天保五年(1834)十二月十二日我诞生的那天，父亲买到一部想望多年的明律《上谕条例》，全部竟有六七十册，还是中国版本。父亲当时非常高兴，恰好这天夜里便生了我这个男孩子，可说是双喜临门，所以便取了上谕的“谕”字给我命名。虽然家里有很多汉文书籍，非常珍贵，但同母亲商量之后，便决定把包括藏书在内的一切物件都卖掉。首先卖身边的东西，只要能卖的就卖掉它，因此便从字画之类卖起。其中比较值钱的有赖山阳的中堂，卖了二分;大雅堂的《柳下人物图》卖了二两二分;还有徂徕和东涯的书法，但这些没有甚么价值，不足一览。另外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杂件，记得起来的有大雅堂和赖山阳的作品。佩刀是天正祐定造，长二尺五寸，制得精巧，所以卖了四两。然后就是藏书了，但是中津人当中没有买主，因为藩内没有出得起几十两的藩士。可是我有一位汉学先生即白石先生，他在藩内曾因发表某种议论遂被逐出中津，而后成为丰后臼杵藩的儒学者，所以我想到如果去托这位先生或许可以卖掉。于是特意跑到臼杵与白石先生谈了一下，在先生的帮助下，全部藏书以十五两的代价卖给了臼杵藩。首先不管怎样，一下子得到一大笔款项——十五两。另外，所有的家具如瓷碟、茶杯、饭碗、酒盅等全都卖掉，好容易才凑上四十两，用这笔钱把债务都还清了。在藏书中有《易经集注》十三册，上面有伊藤东涯先生的亲笔详注。这部书是亡父生前在大阪买的，看样子好像对此书特别珍视。在藏书目录中，父亲亲笔写着“这部东涯先生批注的十三册《易经》是天下稀有之书，后代子孙应谨藏于福泽之家”。宛若遗嘱。我看了之后，感到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它卖掉。当时我想：“就留这一部书”，所以保留下来。这十三册《易经》至今仍收藏在我家里。与此同时留下来的还有两个中国窑的瓷碗。在当初卖家具杂项时，旧家具铺给价很低，两个碗才给三分。这三分还是中津的“藩币”，只合十八文，实在不合理。当时我认为这十八文有没有都一样，所以就没卖掉。以后四十多年没有摔坏，现在当做笔洗用了，这也是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偷抄筑城书　这且不谈，在我因这次不幸事件而回中津期间曾做了一件事情：　当时奥平壹岐从长崎回来，我当然需要前去问候一番。有一天到奥平家去拜访，因是久别重逢，所以便闲聊了一阵。在闲谈中，主人顺便拿出一本原文书来给我看：“这本书是我从长崎买来的，是荷兰新出版的筑城书。”当然，像我这种人虽在大阪求学，但绪方的学塾是一所医校，所以除了一些医学理论书之外，一直没见过那样的原著。看后我不由得赞美一句：“真是好书!”因为当时正是佩里到日本来的时候，日本全国都在大谈海防军备之事。在这种热潮当中，能让我看到这种筑城书的确是件难得的事。我非常想读一下这部原著，可是想借又怕他不借。后来在随便闲谈当中，主人说：“这部原著买得很便宜，用二十三两就买到手了。”听他这话几乎吓破我这穷学生的胆子，自己无论如何也买不起。因此估计他不会轻易出借，我只好望着那部原著暗自叹穷。正在这时，我忽然想起一个主意。“的确这是一部好书，一下子恐怕不能读完，但我很想看看，哪怕是看看插图和目录也好。请借阅四五天可以吗?”我轻轻试探了一下，主人却满口答应说：“好，借你看吧!”能借给我，真是天赐的幸运。于是我拿回家来，立即准备好笔、墨、纸张，照原书从头抄起，记得全书大概有二百多页。抄这本书之事当然不能对任何人讲，不仅如此，即连抄写地点若叫外人发现也不得了。我躲在家里背静之处，任何客人概不会见。昼夜抄写，用尽全部精力。当时我在藩内的职务是看守城门，每隔两三天轮班一次，值勤一昼夜。到我值班时，白天就停止抄写，一到晚上，又把抄稿拿出，一直抄到第二天早晨开城门时为止，常常闹得整夜不合眼。可是即便这样拼命来抄，而社会上耳目甚多，一旦被人发觉那还能不叫我立即还书?最后要是露出马脚，我想不只是叫我还书就能了事的问题，由于家老大人的脾气很大，恐怕是很难吃得消的。想到这里，我非常担心。生来也没做过贼，可是推想一下，大概做贼心虚也就是这个样子。在这样担心的情况下，终于抄完了这部书。书中附图二幅也照样画了下来。啊!这可抄完了。虽然抄完，可是苦于无法校对。若不校对，问题就严重了。虽然如此，可是也有意外凑巧的事。中津会荷兰文拼音的只有一个人叫藤野启山，他是个医生。此人与我家关系很密，因我父亲在大阪时启山还是个学医的学生，曾寄宿在我家中，母亲也经常关照他。由于这个缘故，我断定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于是便到藤野那里去拜托他，“有件重大而秘密的事情对你讲一下，情况是这样：　我把奥平的原著已照抄下来，可是感觉困难的是校对的问题，那么请你给看一下这部原著好吗?由我来念这个抄本，请你帮我校对。本来我想在白天来校，可是又不能这样做，因为此事一旦被人发觉那可不得了。晚上我来，请你多辛苦帮我看一下吧!”经我这样恳求，藤野欣然应允，于是我便到他家校对了三四个晚上，全部校完。这时，手里好像握着连城之璧一样，我把这部原著看得非常宝贵，所以总是放心不下。于是假装没事似地到了奥平壹岐家，“多谢、多谢!托您大福才能看到这样的兵书。这种新从国外进口的原著如果翻译过来，那会对海防军事家大有好处。可是这么好的书不会落在穷学生的手中。谢谢您，谨此奉还!”这样，把事情办得非常漂亮，令人高兴。抄这部书用了几天的工夫我已记不清了，总之有二十多天不到三十天的样子，原著的主人一点也没怀疑。这样巧妙地把宝物的内容窃取过来攫为己有，实在像盗贼潜入宝库一样。

　　母病　外出获准之后，临要上船出走时，母亲突然病倒，实在令人为难。于是我尽力看护，到处求医。虽然护理得很周到，但据说是蛔虫闹的。若是蛔虫的话用甚么药治疗最有效呢?当时还没有“山道年”，听医生说“单蕊草”是一种特效药。然而这种药价钱非常贵，并且乡间药铺里也不容易买到。中津只有一家药铺有这种药，可是为了给母亲治病，那就谈不上药价贵贱了。我把还清债务后仅剩下的一点点的钱，用了二铢还是一分买了单蕊草让母亲服用了。这药究竟是有效没效也不知道，乡村医生的话当然不足为信，我只好把命运寄托给老天爷。要紧的是小心服侍，所以我就昼夜在旁看护。看起来幸而还不是甚么难治之症，大约只过了两个星期母亲便痊愈了。我终于定好日期准备前往大阪。动身之际，与我惜别、祝我平安的人只有母亲和姐姐，相识的朋友不用说送别，就连看望我的都没有，我好像逃亡一样乘船而去。哥哥死后不久，家财完全卖净，家里既没有了家具也没有钱，只落得一贫如洗。并且一个来访的人也没有，寂寥之极，有如古刹一样。我这次外出，使这寂静的家里只剩下老母和小侄女两个人，面对这种情景，就连我这心胸开阔的书生也感到有些脆弱了。

　　学费之滥觞　再说学塾从铁炮洲迁到新钱座是在明治元年(1868)即庆应四年。因为这是在明治改元以前，所以学塾就按当时的年号命名为庆应义塾了。这时，暂时四散的学生也都逐渐回校，因而学塾日渐发展。由于学生人数增多，有必要加强管理，于是拟定了校规。因为抄写费工，所以就把它印刷出来发给学生人手一册。校规中有许多条目，其中有一条规定学生每月应缴纳学费，这是庆应义塾的创举。从前日本的私塾大概是模仿中国的做法，学生入学时要纳束修，把教学人员尊称为老师。入学之后，在七月十五和年终两个节日，学生将各按其情况准备好钱或礼物并附上礼签自愿送到老师家里去。然而按照我们的看法，这样做不会出现积极工作的人。教学也是人们的一项工作，人做自己的工作而取代价这又有甚么不可以的?由于认识到这样做毫无关系，所以公然规定一个数额而收费，于是确定了“学费”这个名称，并规定每个学生每月缴纳学费二分，由学塾里的优秀生负责教授。当时在塾中寄宿的优秀生每月有钱四两就够吃饭的，所以每月把学生缴来的学费收集一起以后，按教师人数付给每人四两以维持生活。这样把基本开支除去以后，如有余额，便把它作为学塾的办公费。今天征收学费已经成为普通而当然的事了，但在当初开始实行这个办法时确实大惊天下之耳目。虽然通知学生说只收二分的学费，不要附上甚么礼签、礼绳，如果拿一两来还要找回零头，可是仍有学生规规矩矩地用礼绳扎好送来。于是对这种学生还要解释一下，告诉他们说：　你带着这种礼绳交来反倒妨碍验收。并且故意把封套退还给他们，这真是大煞风景，社会上的人所以感觉惊奇也不无道理。但今天，这种缴收学费的做法在日本全国已经习以为常，没有任何新奇的感觉了，这是很有趣的。不论甚么事都需采用新的办法去加以实践，这就是说事情不问大小，如果没有绝大的冒险精神就办不到。但是，若侥幸做得顺利，一旦在社会上形成一种风气，那对自己来说正好是如愿以偿，真是愉快无比了。

　　上野之战　新钱座的校址幸而未遭战火焚毁，教室总算好歹布置起来，而社会上却非常嘈杂混乱。明治元年(1868)五月，上野发生战争。在战争前后期间，各戏院、曲艺场、杂技场、饭铺、茶馆等都停止营业。八百八町一带一片漆黑，简直乱得一塌胡涂。可是在战争时期，学塾仍没有停课。上野方面不断咚咚地响着枪炮声，但是上野与新钱座相距有二里之远，所以不必担心子弹飞来。那时我正在使用英文书讲解经济问题。外面的情况非常紊乱，据说连硝烟都能看见，因此学生们感觉很有兴趣，都登上梯子站在房顶上眺望。这次战争从中午一直打到傍晚，但与学塾这一带无关，所以也没有甚么可怕的。

　　日本国内唯庆应义塾独存　学塾方面既是这样的踏实，整个社会又是如此的广阔而奇妙，所以即便是在兵荒马乱之际，而想了解西方文明的风气却在到处流行。上野的骚乱刚刚过去，奥州的战事又随之而起。就在这战事方酣的时候，入学的学生还是不断地增加，因而学塾日益发展。环顾当时的社会情况，德川幕府的学校当然早已解散，就连其教师也都去向不明，何况维新政府当时又不重视学校，所以日本国内论读书所在只有庆应义塾了。那时我曾对学生这样说过：“从前拿破仑作乱之际，荷兰的命运已经完结，该国本土固不待言，即连印度地方也被掠去，最后已无升挂国旗的处所。但它在世界上仍留有一处据点，那就是日本长崎的出岛。几年以来，出岛已成为荷兰人的租界，欧洲兵祸的影响也未波及此地。出岛的荷兰国旗经常飘扬在百尺竿头，至今荷兰人还在夸耀着说：‘荷兰王国从来没有灭亡过。’由此看来，这个庆应义塾为了日本的洋学与荷兰在出岛一样，尽管社会上发生任何暴动和变乱，也未使洋学的命脉中断，庆应义塾没有停过一天课。只要这个学塾存在，日本就是世界上的一个文明国家。你们心里不必牵挂着社会!”我就是这样地鼓励过很多青少年。

　　教育方针以数理和独立为本　说起来，我的教育主张是着重于自然原则，而以数、理两方面为其根本，人间万事凡是具体的经营都拟从这数理二字推断之。另外，在道德论方面，我认为人为万物之灵，假如自尊自重，就不会做卑鄙之事，也不会使品行失常。那些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的坏事，不论受谁所使，或为何事所迫也不会去做。我还主张应该修养身心，使之达于极其高尚的地步，以便能够安心于所谓“独立”这一点上。我之所以先打下基础而后即专心致力于实现这种主张，这是由于自古以来东方和西方彼此相对，而察其进步之先后快慢，两者的确有很大的差别。不论东方或是西方，都有道德方面的教育。也有经济方面的议论，文化武备各有短长。但从国事总体来看，说到富国强兵、绝大多数人享有最大幸福的情况，则东方国家必居于西方国家之下。国势如何果真取决于国民教育，则东西两方的教育法必然有所差别。因此拿东方的儒教主义和西方的文明主义相比，那么东方所缺少的有两点：　即有形的数理学和无形的独立心。不论是某个政治家处理国务，或实业家从事商业、工业，不论是国民富有报国之心，或家族拥有团聚之情，若究其根本，就可知道这些都自有其由来。往近处说，只要有今天所谓的立国;往远处想，只要有人类，那么可以说人间万事绝不能离开数理，也不能撇开独立。然而，这种极其重要的道理在我们日本国内却遭到轻视。这样下去，当前不会使我国做到真正开放而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我深信这完全是汉学教育之过。虽然学塾缺乏资金，而且设备也不够完善，因而目前很难设立专科，但还是尽量以数理为本来制订教育方针。另一方面我还提倡独立论，不论早晚，对学生哪怕说几句话的时候也要强调它的必要性。有时通过讲演或记笔记等方式来解释这个方针。而且自己也在想种种办法亲身实践，后来对汉学就越发地不崇信了。即在今天，每当听到本校的早期学生投身于社会之后，不管他们的身份、职业如何，都很通达数理、品质高尚，而且都有独立的意志时，就觉得这是我晚年的一大乐事。

　　不风流之由来　原来我天生也并不是一个不懂风趣的人，我想人之天性恐怕不是注定就无一技之长、不懂风趣的吧!总之，并不是我的性情古怪，怕是从小时候，由于种种事情而使我变成这样一个人的。首先，在我幼小时候就没人让我去受教育，因此我不是经过正常的学习而成长起来的，直到今天我还不能写出一笔好字。长大以后，仍觉得自己如能照帖学习就好了，但是当时已然步入洋学之门而以天下的儒家为眼中钉。不论甚么，如果是出于儒家之手，我都感觉不顺眼，特别认为他们的品行不好。嘴里讲的是忠孝仁义，可是一旦叫他去做的时候却没有那么大的志气。尤其是品行不好，诸如饮酒作诗、字写得好评价就好等等，所有这一切我都看不下去。而我们这些洋学派总想相反从事。正如我在江户剑术盛行的时代，把刀卖掉，就连早先自己所好的刀法也都扔下，而且还伪装不懂。在这种情况下，儒家们如果说会作诗，我就故意装不会作;如果说他们善于书法，那么我就更视如等闲，特意叫他们看我不会写字。因此，就在这些意想不到的地方我没有努力去学，这是我一生失策之处。提起我家的传统来，父兄都是文人，尤其是哥哥，能书善画，而且还会篆刻，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可是他这个弟弟却是如此无能，书画不必谈了，即对古董、美术作品也毫无兴趣。住房任凭木工设计;庭园中的树石则由园丁管理;至于四季衣服流行甚么我是毫无所知，而且也不想知道，别人叫我穿甚么我就穿甚么。有一次妻未在家，而我又因急事要出去，想换件衣服，遂打开衣橱的抽屉把放在最上面的衣服拿出来穿上就出门了。回家之后，家里人一看我所穿的衣服原来是件衬衣，于是把我笑话了一大阵。我这样不懂风趣也真有些出奇，决不是什么值得夸赞的。总之，这是从小时候为种种事情所迫而造成的，我将要如此终此一生。世人所高兴的事对我来说并不以为乐，这实在是一种不利的习性。因此，近来我也看看戏，或者把艺人招到家里来表演。虽然如此，但仍不觉得这是最乐的事，只是把子孙招聚一起共同取乐，或叫他们学习各种技艺，或给他们爱吃的食物，全家老少和睦融洽，有说有笑，我也就把这种谈笑之声当做一种音乐以娱晚年。

　　愿做独立的榜样　第四，关于勤王佐幕这些轰动一时的争论暂且不谈。再说维新政府的基础方定，日本国内的士族不消说了，就连一般农民、商人的子弟，只要稍识一点字的就想做官，即便不能做官，也总想靠拢政府以图发财，那种情况有如苍蝇麇集在腐食上一样。全国人民都认为不依赖政府就没有发迹的机会，因而毫无自身独立的想法。偶尔有些从外国回来的留学生，觉得自己有决心毕生保持独立，不想在政府里做官，跑到我这里来这个那个地装模作样地夸夸其谈一番。对这些人的话，我从开始就不相信，只是抱着马马糊糊的态度置若罔闻。那些“独立先生”是看不长的，后来一打听，有的一下子就当上政府某省的秘书了，运气好的做了地方官。我并不是指责他们，每人的进退行止要凭其自由。但是全国的人只认定政府是唯一的目标，除此之外别无出头发迹之道。这种看法毕竟是汉学教育的遗害，所谓宿昔青云之志乃是祖先遗传下来的一种迷信，我希望现在能从这种迷惑中把人们唤醒，使之懂得文明独立的本义。为此，即便天下只有我这样一个人，也想叫人们看到真实的榜样，说不定自然也会有人倾向于这个方针。我认为：　一个国家所以能够独立，那是由于国民具有独立之心。如果举国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奴隶性，那么国家无论如何也不能维持。至于能否做到这一点我暂不去考虑，我想到的只是自己要做那样一个榜样。我已下定决心，对于人间一切事情都无需介意，只有坚持独立自主。因此，既不想依靠政府，也不想依赖官吏。穷的话就不花钱;有了钱自己就可以随便使用。与人相交尽量待之以诚。尽管如此，如果别人不高兴这样，那么可以不必交往。招待客人则按自己的家风，用心款待。如果讨厌这种家风而不来做客，我也不以为苦。我这方面是尽力而为，如有过高的要求那就是对方的问题了。别人是夸赞、是讥笑、是喜、是怒都悉听尊便，即便夸赞，我也不会那么高兴;即便讥笑，我也不会那么生气。我认为到头来脾气不相投时，彼此可以疏远，不必交往就算了。对于一切即不论对人、对物，都不强求。也就是说，我将舍身度此一生。因此，不论怎样我也不能投奔政府去做官。这种作风作为社会的榜样来说究竟是好是坏，我不管它。如果好，那是最好不过了;如果坏，也就坏到那种示范的程度，至于再进一步有何坏的影响，我就不想多负其责了。

　　(马斌译)

　　【赏析】

　　有“日本伏尔泰”之称的福泽谕吉是日本由封建制过渡到资本主义时期的一位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他终生致力于介绍并传播西方文明，促进本国的进步开化，是日本近代文明的重要缔造者。《福泽谕吉自传》是传主晚年根据他的口述速记稿而加工整理的，叙述了福泽从幼时到老年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变化，是了解他思想与个性的第一手资料。

　　在自传中，福泽谕吉多次自称是一个“不懂风趣的人”，这种说法与世人眼里那个颇具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的形象多少有些不对称。一个毕生与西方文明打交道的人，何以竟不懂风趣?又如何不懂风趣?

　　《福泽谕吉自传》中的福泽是一个品行端方、勤奋好学而又感情丰富的人。父亲虽然早逝，但其遗风以及母亲的言传身教却对福泽谕吉的性格养成产生持久的影响。通过他的讲述，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待人和蔼可亲，注重知行合一，反对夸夸其谈，厌恶坏品劣德的人。福泽早年曾接受汉学教育，对《左传》等典籍非常熟悉，但出于对门阀制度和当时陈腐汉学的反感，他转向其时正在国内兴起的洋学。虽然家境贫困，哥哥病故又雪上加霜，但福泽一心向学，为了还债不惜变卖家产，渴慕原著至于昼夜抄书。虽然身处困厄，但他并没有违情悖理。在变卖家中藏书时，看到父亲的手书“这部东涯先生批注的十三册《易经》是天下稀有之书，后代子孙应谨藏于福泽之家”后，他视如遗嘱，终生遵守。在动身外出求学时，母亲突然病倒，他又四处求医，小心服侍。虽然因为幼时没有受到正常的教育，他不谙书画，对艺术鉴赏少有兴趣，衣着也很随便，但晚年的福泽仍能够把家人老少团聚的谈笑之声当作一种音乐来享受。这样的福泽谕吉不能说是一个“不懂风趣的人”。

　　福泽谕吉三次出访欧美，在亲眼目睹东西方的巨大差距后，他更加坚定地鼓吹西洋文明，希望日本能够早日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除了著书翻译外，开办庆应义塾是他传播洋学的又一举措，在他的一生中具有重要意义。福泽谕吉认识到，社会变革首先是观念的变革，而革新观念最直接的做法就是培育一批又一批具有新思想的人。出于这种务实而有远见的考虑，他把相当多的精力投入到学校的兴办之中。庆应义塾从1858年草创，1868年正式命名，以后影响不断扩大。在福泽谕吉眼里，庆应义塾传承的是他从西方盗来的文明圣火，是日本之所以为文明国家的象征。即使在炮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许多学校已经解散的情况下，庆应义塾仍然书声琅琅、弦歌不绝。他把义塾比喻为拿破仑时代荷兰人在日本的出岛，并激励学生说：“出岛的荷兰国旗经常飘扬在百尺竿头，至今荷兰人还在夸耀着说：‘荷兰王国从来没有灭亡过。’由此看来，这个庆应义塾为了日本的洋学与荷兰在出岛一样，尽管社会上发生任何暴动和变乱，也未使洋学的命脉中断，庆应义塾没有停过一天课。只要这个学塾存在，日本就是世界上的一个文明国家。”这番掷地有声的言辞无疑是一个胸怀广阔、意志坚定、使命感强烈的启蒙思想家和爱国志士的精神写照，这样的福泽谕吉不能说是一个“不懂风趣的人”。

　　无论是在制度安排还是在教学内容的设置上，庆应义塾都体现了鲜明的“维新”倾向。福泽谕吉大胆废除学生入学纳束修、并用礼绳礼签封扎的旧制，在日本首创学费制度。此举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校管理制度的改革，而是要在人们心中树立一种新的利益观和金钱观。福泽的这种做法在那个普遍轻视钱财、耻谈利益的时代可谓是“大惊天下之耳目”的行为，也曾被讥讽为拜金主义。但他在《文明论概略》中说，争利就是争理，在靠劳动生存的社会，利益要求本身就是自然而合理的，教学工作作为一种社会劳动，其利益价值当然应该受到肯定。

　　从教育理念看，庆应义塾倡导“实学”，又以立人为本，也就是福泽谕吉所说的“有形的数理学和无形的独立心”。福泽大力提倡以“接近世间一般日用的实学”来代替旧的学问，认为人间万事的经营都离不开数理。一方面，这与他从小就心灵手巧、对手工制造兴趣浓厚有关，另一方面也是西方科学技术观念影响的结果。早在1868年，他就出版了《穷理图解》，鼓吹物理学的精神，希望日本人能够在认知方式上从以伦理学为基础的儒学转变到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新学上来，认识自然，认识社会，发展工商业，从而实现“富国强兵”的社会理想。因此，在教学实践中，福泽更注重讲授自然科学及经济学等，以开启民智，提升实际国力。至于“无形的独立心”，则是他更加关注并率先垂范、终生践行的一个方面。福泽谕吉认为，现代人格应该是独立不依的，“一个国家所以能够独立，那是由于国民具有独立之心。如果举国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奴隶性，那么国家无论如何也不能维持。”他有一句著名的论断：“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这是西方启蒙思想“天赋人权”的个性化表达，是他认为人人独立的逻辑基础。但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当时的日本民众大多以实现青云之志为成功人生的标杆，即使是那些接触了一些西方思想的留学生也难以摆脱旧观念和大环境的束缚，最终投入政府权力的怀抱。在这种情形下，福泽谕吉坚持独立自主，不依傍，不从众，自甘寂寞，显示出其作为一个“独行其道”的大丈夫的勇气和品格。这样的福泽谕吉也绝对不是什么“不懂风趣的人”。

　　福泽谕吉看似以不懂风趣自贬，实际上是要向世人展示一个不同流俗、特立独行、境界高远的自我形象，这种新型的自我虽然在传统的观念看来确实是一个不会享乐、不识时务、不自量力，一言以蔽之是个不懂风趣的人，但其思想与精神的高拔却显示出他超乎群伦、领先时代的“风趣”。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他才敢于在自传中像卢梭那样暴露自己的缺点，比如嗜酒如命、胆小怯懦、以卖原版书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等等，这些暴露与其说是自我抹黑，不如说是伟大的一种反衬。当然，暴露可以看作是自传之真实性的充分证明，但有时也难免会成为掩盖真相的幌子。生活中的福泽谕吉与自传里的福泽谕吉究竟有多少距离，这一点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他不事雕琢、事实味很浓的口语化叙述中，我们还是能够感到一股真实的力量。

　　《福泽谕吉自传》大体上按时间顺序讲述生平，不刻意进行艺术加工，有些章节如“担心暗杀”、“杂记”、“一身一家的经济来源”、“品行家风”等又脱离了时间线索，似乎与其他章节没有明显的逻辑联系。这一方面是口述历史的文体特点，也是口述者的用心之所在，毕竟福泽谕吉不但在每次口述后都亲自校订记录稿，而且还有关于口述项目次序的备忘录。他也许是希望自传能够成为他个人生活及思想的一次“实录”。正是这种讲求“实录”的述说方式，让我们看到了福泽谕吉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他的另外一面。《福泽谕吉自传》在提到中国等亚洲邻国时语气往往多有不屑，中日甲午战争中他听到日本胜利的消息后兴奋异常，竟喜极而泣。一个终生鼓吹文明开化、倡导民主平等的启蒙思想家，骨子里却有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这已经不是“不懂风趣”所能搪塞得了的。

　　(高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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