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我刚出生不久父亲就死了，二十出头的母亲安娜-玛丽只好带着我投奔巴黎外祖父家。外祖父查礼对子女非常严格，对我却格外钟爱，把我当作母亲赠与他晚年的一件礼物。我从小显现了不一般的才智，查礼对我报以很大的期望。在还没学会识字的时候，我就对外祖父书房里厚厚的书籍充满了兴趣。不久我开始阅读高乃依、福楼拜等大师的作品，在文字中，我发现了一个美丽的世界，不由自主沉浸于其中，而在现实生活中，我甚至不知道怎样和公园里的孩子们一起玩游戏。

　　不满足于阅读的我又开始写作，把我头脑里的冒险故事用文字写下来。我周围的亲友都以我将来能成为作家而荣，我已把写作确定为生活的目标和意义。我一直在家自由地读书和消遣，十岁时，我才被祖父送入巴黎亨利四世中学上学，接触了一些同龄的伙伴。但我的一生已经确定：　我将一如既往从事写作，词语就是我生命的中心。

　　【作品选录】

　　说实在的，他表现出的高尚有些做作。这是一个十九世纪的人，他也像很多其他人一样，自以为是维克多·雨果，就像雨果本人这么认为一样。我认为这位留着长胡子的美男子——他总是在等待着剧情的突变，就像酒鬼在期待着下一次喝酒——是当时新发明的两种技术的牺牲品：　一种是照相的艺术，另一种是做祖父的艺术。他的相貌是很上照的，就此而言他是幸运的，但也有不幸。他的相片充斥着整个房间：　由于当时尚未使用快镜摄影，他逐渐喜欢上了慢速曝光与活画。一切都可被他用作借口以便中止他的动作，摆出一个漂亮的姿态，使自己固定不动。他迷恋于这些永恒中的短暂片刻，这使他成了他自己的塑像。由于他对活画的嗜好，我还保存着他的几幅幻灯片似的僵硬画面：　那是在灌木丛里，我坐在一棵树桩上，那年我五岁：　查礼·施韦泽头上戴着一顶巴拿马礼帽，身着黑条子的乳白色法兰绒上装，白色凸纹布背心上横着一根表链，他的夹鼻眼镜在一根细绳上吊着，他正向我附下身来，提起一只带有戒指的指头，嘴里在说着什么。一切都是灰暗的，潮湿的，只有他的胡子是金黄色的，因而他的下巴四周像是有一轮光环。我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我当时因过于注意听以致什么也没听见。我猜想这位第一帝国的老共和主义者正在给我讲解公民的义务，叙述着资产阶级的历史：　从前的国王和皇帝都很残暴，人们起来把他们赶走了，于是一切都变好了……我们每天傍晚都在路边等他，我们很快就能从他那高大的身躯，以及小步舞大师的步子在涌出缆索铁道的乘客中把他认出来。他一看到我们，不管有多远，他会立即来一个“亮相”动作，好像有一个无形的摄影师在给他下命令似的：　长长的胡子随风飘拂，身子挺得笔直，双脚站立成直角，胸膛鼓起，双手张开。看到这个信号，我也立刻停止不动，身体略微前倾，就像准备起跑的运动员，像一只将要飞出相机的小鸟。我们就这样面对面相持片刻：　活像一对漂亮的萨克森瓷器。然后我带着水果与鲜花、带着外祖父的幸福向他冲去，扑在他的膝盖上，装出一副气喘吁吁的样子;他把我抱起来，朝天举起，直到双臂伸直，随后把我放在他的胸前，轻轻地说一声“我的宝贝!”这是行人极为注意的第二幅画像。我们在上演一出大型喜剧，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小插曲：　诸如调情、很快就烟消云散的误会、善意的戏弄、温柔的责骂、爱的怨恨、柔情的故弄玄虚，还有爱情等等。我们想象着我们的爱情受到了阻碍，为的是能享受排除这些阻碍后的快乐。我有时很专横，但任性并不能掩盖我的细腻感受;而外祖父，他也表现出适合于祖父身份的那种既高贵又天真的虚荣、那种轻率，还有雨果叮嘱要避免的溺爱。如果家里光给我吃面包，他就会给我拿来果酱，不过，那两个被吓怕了的女人会避免这样对待我的。更何况我是一个听话的孩子：　我与我所扮演的角色配合得如此默契，以致我再也离不开我的角色了。事实上，我父亲的突然退隐留给我一种极不完整的“恋母情结”：　没有超我，这我赞同，但我同样没有进攻性。我的母亲是属于我的，没有任何人因为我平静地占有她而向我挑衅：　我不知暴力与仇恨为何物。同时，我还被免除了学徒期间艰难的一课——嫉妒。由于我没有碰撞在现实的棱角上，所以，我首先是通过现实那欢笑的松软性才认识现实的。我反抗谁?又反抗什么呢?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试图将他的任性强加于我而成为我的法律。

　　我欣喜若狂，这些原来藏在袖珍植物图集中的干涩的声音，这些外祖父只要瞥上一眼就能使之复活的、他能听到而我却无法听到的声音，它们现在是属于我的了!我将倾听它们，把我的脑袋装满仪式般的话语，我将会无所不知。家里人听任我在书房里闲逛，我向人类的智慧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正是这一点造就了我。后来我千百次听到反犹太主义者指责犹太人无视自然的教诲与沉默，我想回答说：“在这一点上，我比犹太人更犹太人。”我徒然地在我身上搜索着乡村孩子对往事的繁复的回忆和那些令人愉快的无理取闹行为。我从未耕过地，也没有寻找过鸟窝，既没有采集过植物也没有向小鸟扔过石块。但我的书就是我的小鸟与鸟窝，就是我温顺的牲口，就是我的牲畜棚和乡村。书房就是一个映在镜子中的世界，它具有世界那种无限的茂密，它千变万化，令人难以捉摸。我投入了一次使人难以置信的探险。我必须冒着生命危险爬上桌椅;一旦引起雪崩，我将被彻底埋葬。书架上层的那些书，我很长时间都够不到;而有些书，一经我发现，家里人便立即从我手里夺走;还有一些书躲在某个地方：　我已把它们取出，并已开始阅读它们。我还认为已将它们放回了原处，可我往往要花一个星期的时间才能重新找到它们。我还会遇到一些可怕的东西：　我正打开一本画册，突然跌倒在一块调色板上，我看到一群可怕的小虫在乱钻乱动。我躺在地毯上，在丰特内勒、阿里斯托芬、拉伯雷等人的作品中作着艰难的旅行：　其中的句子像物体一样抵抗着我的进攻，这时必须在它们前后左右作一番观察，我佯装离开了它们，然后出其不意杀他个回马枪以期能够活捉它们，可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仍拒不透露它们的秘密。我就是佩鲁兹、麦哲伦、瓦斯科·德·加马，我还发现了一些外国土人：　如我在一本用亚历山市，伟大人物以及自己的战役，我艰难地把它放在外祖父的带有吸墨纸的垫板上，把它打开。我从书中的鸟巢里掏到了真正的小鸟，我追逐着停息在真正的花朵上的真正的蝴蝶。其中的人与物都以真身亲自出现，图画是它们的躯体，文字是它们的灵魂，它们的独特本质。而人们在室外看到的只是一些粗略的毛坯，这些毛坯只是多少有些接近原型而远没有达到完美：　动物园里的猴子就不是完美的猴子，卢森堡公园里的人也不是完美的人。

　　我这个职业的柏拉图主义者是从知识走向其对象的，我感到理念比事物具有更多的实在性;因为理念是我首先接触到的东西，其次理念本身也表现为事物。我正是在书中才与世界相遇：　这个世界已被作过比较，被分了类，被贴上了各种标签，被思考过，尽管它依然令人望而生畏。我把自己从书本上获得的杂乱无章的知识与现实事件的难以把握的进程混为一谈，由此导致了我的唯心主义，我后来花费了三十年时间才摆脱了它。

　　我开始发现我自己。我几乎什么也不是，至多不过是一种没有内容的活动，然而也无需更多的东西了。我摆脱了表演;我虽然尚未工作，但我已不再演戏了，骗子在编织其谎言的活动中找到了他的真实。我是从写作中诞生的，在写作之前，有的只是镜子的把戏，自我的第一篇小说诞生后，我已知道，一个孩子溜进了玻璃宫殿。我通过写作而存在，并由此摆脱了大人。确实，我之所以存在仅仅是为了写作，当我说，我，这里指的就是那个在写作的我。这没有关系，反正我体验到了快乐，一个公众的孩子开始为自己安排私人约会了。

　　这件事太美妙了，可惜未能持久。如果我在地下状态中继续下去的话，那么我仍将是真诚的，可人们却把我从地下状态中拉了出来。因为我已到了资产阶级的孩子们应该表现他们最初志愿的年龄了。家里早就让我知道，我那些住在盖里尼的施韦泽家族的表兄弟们，他们将成为工程师，就像他们的父亲。我也必须争分夺秒。皮卡尔太太想成为给我相面的第一个人，她充满自信地说，“这孩子将来是搞写作的。”路易丝有些不快，冷冷地微微一笑。布朗谢·皮卡尔转过身来严肃地对路易丝重复道，“他将来是搞写作的!他正是为写作而生的。”母亲知道查礼并不赞成我，她怕由此又引起麻烦，她以其短浅的目光打量着我，“你是这么认为的吗?布朗谢!你真是这么认为的吗?”可一到晚上，当我穿着衬衣在床上蹦蹦跳跳时，她紧紧地搂着我的肩膀，微笑着对我说，“我的小娃娃将从事写作喽!”母亲谨慎地把这件事告诉了外祖父，她害怕他会发火，他只是点了点头。而在第二个星期四，我却听到他对西蒙诺先生吐露了自己的心里话：　看到一个天才初露锋芒，任何一个进入垂暮之年的人都会激动不已的。可对我的乱涂乱写，他仍然不予承认。然而当他的德国学生来我家吃晚饭时，他则用手按着我的脑袋，一再地说，“他有文学天才”，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把每个音节都念得很清楚，以便不失时机地用直接教学法向他们教授法语的短句。

　　可他并不相信他所说的每一个字，事情就是如此。反正我的恶习已经养成了。如果谁公然攻击我，他可能使事情更趋恶化，因为我可能会固执己见。卡尔宣布了我的使命，可目的却是希望我能离开文学这一使命。他与犬儒主义者所做的正好相反，不过他年纪大了，他的激动会使他疲惫不堪。我可以肯定，在他的心灵深处，在一个罕无人迹的寒冷的沙漠上，他对我，对家庭，对他自己都是心中有数的。有一天，我躺在外祖父的两腿之间在看书，房间里一片无休止的寂静，时间好像静止不动了——这是他强加于我们的，突然，他头脑中闪过一个念头，这使他忘记了我的存在，他看着母亲，责备地说，“如果他想以笔谋生呢?”外祖父很欣赏韦莱纳的诗，他还有后者的一本诗选。可他相信在1894年曾看见韦莱纳“醉得像一头猪似的”走进圣—雅克路上的一家小酒店。这一件事使他对职业作家抱有难以消除的蔑视。这些滑稽可笑的魔术师为了一个金路易可以不惜夸口骗人，为了一百个苏，他们最后也会展示他们的臀部。母亲一副惊恐的样子，她没有回答：　她知道查礼对我另有打算。在许多公立中学里，德文教师一般由选择了法国的阿尔萨斯人担任，有人想对他们的爱国主义行为有所补报：　因为他们介于两个民族、两种语言之间，加以他们原来的学习程度不太一致，在学问上也参差不齐，他们为此深感痛苦，而且他们同事的敌视态度也使他们远离教育团体，对此他们也十分不满。我将为他们复仇，为我的外祖父复仇：　我既是阿尔萨斯的外孙，同时也是法兰西的法国人，卡尔将使我获得渊博的知识，我将走上一条康庄大道：　阿尔萨斯这位受难者将通过我而进入高等师范学校，我将出色地通过大中学教师学衔考试从而成为这样一位王子：　一个文科教师。一天晚上，外祖父宣布要与我作一次男人与男人之间的谈话，女人们自然都退了出去，他把我抱在他的膝盖上，神情严肃地和我谈论起来。我将来会写作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应该是非常了解他的，完全不必怕他会反对我的爱好，然而还必须清醒地正视现实：　文学是填不饱肚子的。他问我是否知道有许多著名的作家都死于饥饿，另一些人为生活所迫只能卖身投靠。如果我要保持我的独立，那么我最好再选择某种第二职业。做教师可以有许多空闲时间，而且大学教师的工作与作家的工作是相通的：　我将在这两种神圣的职业中逍遥自在;我一方面与那些伟大的作家们交往，同时又向我的学生阐述他们的作品，我自己也可以从中汲取灵感。我可以通过写诗，或者把《贺拉斯》翻成无韵诗来排遣我那外省人的孤独，我还将为地方报刊写一些文学小品，给《教育杂志》撰写一篇出色的论希腊语教学的论文，再写一篇关于青少年心理学的文章，如此等等。在我死后，人们将在我的抽屉里发现一些未出版的手稿，其中有对大海的沉思，有一出独幕喜剧，还有关于奥里亚克古迹的几页知识渊博、才思敏捷的文字，我生前的学生将把这些文稿整理成一本小册子出版。

　　这使我颇为伤心：　因为我已全副武装，准备保护人类免遭灭顶之灾，然而所有的人都向我保证说，人类正稳稳地朝着尽善尽美的方向发展。外祖父培养了我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尊敬，我理应自觉地以笔作剑来捍卫这种民主。然而在法利埃任职期间，连农民都参加选举了，还能有什么更进一步的要求呢?当一个共和主义者有幸生活在共和国之中，他还能干些什么呢?他只能过着无所事事的生活，或者他去教希腊文，去讲解奥里亚克古建筑，不过这也是打发时间罢了。我重又回到了我的出发点，我感到我又一次在这个毫无冲突的世界里窒息了，这个世界使作家无活可干。

　　这一次又是查礼把我从痛苦中解救出来，当然这是他无意中做的好事。在两年之前，他为了让我感受人道主义的精神，曾向我阐述过一些思想，可他后来唯恐会助长我的疯狂而对此不置一词，但这些思想却早已在我的心灵深处扎下了根。这些思想悄悄地发挥了它们的毒性，为了保住精华，它们逐渐把作家—骑士变成了作家—殉道者。我曾说过，这位漏网的牧师为了忠实于其父的意愿而保留了神性以便将神性注入到文化中去。从这种大杂烩中便产生了圣灵，这是无限实体的象征，是文学与艺术、古今语言和直接教授法的保护者，这只白鸽以其幽灵般的显现而使施韦泽一家欣喜若狂，它每逢星期天便在管风琴、在剧场乐池上空飞舞，在工作日则栖息于外祖父的头顶上。卡尔早先说过的那些话在我的头脑中合成了一个推论：　世界是邪恶的猎物，唯一的拯救方法是弃绝自我，弃绝世界，从遇难的海底来凝视那些不可能实现的观念。由于不经过困难而又危险的训练便无法做到这一点，于是人们便把这一工作托付给了一群专门家。全体教士由此便承担了全人类的责任，并以功罪的轮回来拯救人类：　尘世间大大小小像野兽一样生活的人们，他们尽可以从容不迫地去自相残杀，或者在蒙昧中度过那种没有真理的一生，因为作家与艺术家已代替他们去思考美和善了。为了不使整个人类堕落为野兽，只需具备两个条件： 其一，必须在极为秘密的地方保存有已故教士们所留下的圣物，诸如画布、书籍、塑像之类;其二，至少还得有一个活的教士幸存下来，以便继续众人委托的工作，并制造未来的圣物。

　　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傻话，我囫囵吞枣地把它们咽下，直到我二十岁时我还相信它们。因为它们的缘故，我很长时间一直把艺术作品视为一件形而上的事情，其产生涉及到整个世界。我挖掘出了这种残暴的宗教，把它变成了我的宗教，从而将我那晦暗的使命镀上了一层金色。我吞下了那些本不属于我，同样也不属于外祖父的怨恨和乖戾，福楼拜、龚古尔兄弟、戈蒂埃的陈腐胆汁毒害了我，他们对人类的抽象的恨打着爱的旗号潜入我的心中，这使我染上了新的奢望。我成了一个纯洁派，我把文学与祈祷混在一起，并把文学变成了人类的祭品。我心想，我的同胞们仅仅要求我用我的笔来赎救他们，他们正痛苦地忍受着存在的不足，倘若没有圣人为他们说情，那么这种不足将使他们遭受万劫不复的命运。如果我每天早晨睁开眼睛，奔到窗前，看到那些活着的先生太太们还在马路上行走，这就说明，从前一天夜幕降落一直到第二天黎明，有一个在家里干活的人拼搏了一夜，为的是写出不朽的一页从而使我们众人获得一天的缓刑。一旦傍晚来临的时候，这个人又要重新工作，今晚，明晚，天天如此，直至劳累而死;我将接替这个人，我也将通过我的神秘的祭品、我的作品而使处于深渊边缘的人类不致坠落下去。

　　有人为其邻人或为上帝而写作，而我则决定为上帝写作，目的却是为了拯救我的邻人。我需要的是受恩惠的人，而不是读者。轻蔑的态度会曲解我慷慨的侠义行为。还在我保护孤女的时候，我就开始打发她们躲藏起来以便摆脱她们了。作为作家，我的手法并未改变：　在拯救人类之前，我先把人们的眼睛蒙上，然后我才转过身来向那些身着黑衣，动作敏捷的雇佣小骑兵开战，向词语开战，当我新遇上的孤女大胆地解开蒙眼布条时，我早已远走高飞了。她只知道有个不知姓名的人单枪匹马地救了她，她起先决不会注意到在国立图书馆的某书架上，有一本崭新的小册子在闪闪发光，上面写着我的名字。

　　“没有一天不写作。”

　　写作是我的习惯，也是我的职业。长期以来，我一直把我的笔看作是我的剑，现在我才认识到了我的无能。可这算不了什么，我今天写书，明天还将写书，书总是需要的，它也多少有些用处。文化并不拯救任何什么，也不拯救任何人，它并不证实什么。可它是人的产物，人把自己投射到其中，又在其中认出自己，只有这面好挑剔的镜子向他反映出他的尊容。此外，这幢已化为废墟的陈旧建筑——我的欺骗，这也是我的性格：　我可以治愈我的神经症，但我却无法摆脱我自己。孩提时代的所有特征，它们已被磨损得模糊不清，它们饱受了羞辱并被抛到一旁再也无人提起，可它们仍留在我这个年逾半百的人的心里。在大部分时间里，它们都卑躬屈膝于黑暗之中，它们在窥视着，只要你稍不留神，它们就会抬起头来，经过乔装改扮便闯入光天化日之中：　我真诚地希望只为排遣我的时间而写作，可我现在的名声却使我感到不快，因为这并不是荣耀，既然我还活着，不过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我那些陈旧的梦幻统统破灭了，我是否还在暗中滋养着这些梦幻呢?并不完全是，我想我已将它们作了修改：　既然我已失去了像一个默默无闻的人那样死去的机会，有时我便以做一个不为人所赏识的人而暗自庆幸。格里塞利迪并未死去，帕尔达扬、斯特罗戈夫，他们仍盘踞在我的身上。我仅仅属于他们，而他们又仅仅属于上帝，可我又是不信上帝的人。读者不妨去其中去认认自己吧。至于我，我在其中已认不出我自己了。我有时心想，我是否在玩谁输谁就算赢的把戏，我是否在竭力诋毁我旧时的希望以便一切都能加倍地偿还于我。就此而言，我就是菲洛克忒忒斯，这位慷慨而又满身恶臭的残废人，他无条件地奉献出了他的一切，包括他的弓箭，然而我们可以肯定，他私底下正等待着得到报酬。

　　这个还是不去说它吧。玛咪会说，“略过算了，别停在这儿，讨厌的家伙。”

　　我之所以喜欢我的疯狂，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保护我不受“名流们”的迷惑。我从来就不认为我是具有某种“才华”的幸运者：　我唯一的事情就是赤手空拳、两袖清风地通过我的工作和真诚来拯救我自己。因而我的抽象选择并没有使我超出于任何人之上：　我一无装备，二无工具，我以我的全部力量去拯救我的一切。如果我把不可能实现的获救也送进小道具商店，那还剩下什么呢?一个完整的人，他由一切人所构成，又顶得上一切人，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与他相提并论。

　　(潘培庆译)

　　【赏析】

　　《词语》是萨特晚年写成的一部自传，出版于1964年。主要是因为这本书的文学成就，他被授予当年诺贝尔文学奖。在书中萨特回忆了自己童年的经历，但与一般自传不同的是，萨特只写到12岁就结束了。它是一部萨特站在人生的终点，回顾和反思自己起点的作品，萨特从一个有着深刻观察能力和丰富人生体验的老者的角度，讲述了他孩提时代微妙而复杂的经历和感受。因此，这部自传包含两个层次的内容，一个是孩子的生活真实，另一个则是老作家对过去的审视和透析。

　　萨特一生和词语结下了不解之缘，《词语》提供了一个文本，让我们从文字中研究作者本人。还没认字时，小萨特就对外祖父书架上砖块一般的书籍充满了敬意，它们是与外祖父的地位和家庭的荣耀联系在一起的。母亲给他念书上的故事，书本在他的眼中充满了神奇，书上的符号在说话，在欢唱，它们说着他不懂的语言、词语，甚至使真实的事物黯然失色。小萨特从“听”中产生了“读”的需要，在母亲和外祖父的帮助和鼓励下，开始学习阅读。他装模作样，似懂非懂地看着成年人的书，博得外祖父及他人对他的一片赞赏，赞扬声又鼓励他更加装模作样。他常常待在书房里，面前打开一本书，半是自己读，半是做给别人看。读书不仅使他得到乐趣，也成为他必须表演的一个角色。他从词语中发现和认识世界，并且认为语言就是世界，因为它是世界的精髓。

　　正像《词语》分为《读》、《写》上下两篇一样，萨特与词语打交道也慢慢从“读”走向了“写”。他要了一个本子、一瓶墨水，开始半是拙劣摹仿、半是幻想地编写冒险故事。家人再次对他大加赞赏，其实他的写作只不过是又一种装腔作势，是为取悦他人而表演的仪式而已。但萨特和家人都认为，他有文学的天赋，将来一定能在文学创作上大放异彩，他的文学命运已经确定，人们都把他当未来的作家看待了。他从写作中诞生，通过写作而存在，他的存在仅仅是为了写作。随着萨特渐渐长大，写作越来越被他赋予重大的意义。作家和艺术家是替全人类思考美和善的，文学成为人类的祭品，而萨特将承担起圣人般的责任，用他的作品为后代造福，使人类不致堕落下去。萨特似乎看到后人打开他的书，他则在文字中重新复活，死后的他以书的形式继续存在。词语是无限的，而人生只是短暂的一瞬，通过文字他得以永恒，写作把他的生命从偶然中拯救了出来。

　　从《词语》这部自传中，我们看到萨特是怎样对文字产生兴趣，又是怎样决定做一名作家，终身与文字为伍的。然而，萨特在书中仅仅告诉了我们这些吗?这是他所有创作中酝酿时间最长的作品，在正式公布写作计划十年后才出版面世。仔细阅读这本自传我们会发现，它与以前的大多数自传迥然有别。《词语》叙述的事实之间缺乏一定的连贯性和顺序，叙事在结构上多有重复，并存在时间误差和似是而非的矛盾，整个叙述又带着冷冰冰的幽默，缺少一般自传所具有的那种真诚。因此，这部作品更像是一次戏拟，是对自传的滑稽模仿。

　　萨特曾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当我被抛入行动的环境之中的时候，我突然看清了支配着我以前所有作品的某种神经症，而在此之前我却一直没有能够认识到它，那是因为我身在其中的缘故……我以前就心安理得地认为我是为写作而生的，出于证实我的存在的需要，我把文学变成了某种绝对的东西。我耗费了三十年时间才得以摆脱这种精神状态。”萨特通过《词语》真正想告诉后人的是，他写作的愿望根本不是天赋的，不是发自内心的召唤，而是出自外部的推动，是外祖父、母亲和其他人的推波助澜，使他八岁时就掉进了文学的陷阱。孩子只是可怜的弱者，大人们专横地占据了他的心，并用一些荒唐的计划污染了他，文学活动就属于这样的污染。文学是别人的愿望在他的心中产生的结果，而他则丧失了自己，丧失了最珍贵的东西。

　　文学是谎言，因为它使人们把文字当成事物，当成事物的本质，使人们把现实的图像，把对现实的模仿当成现实。作家完全生活在符号的不真实的世界里，他们以为接触到了事物，实际上他们触摸到的只是事物的影子。萨特在书中描述道，他从没有探寻过鸟窝，也没有采集过植物，书就成了他的小鸟与花朵，它具有世界无限的丰富性，使他甘愿在其中探险。他从书中的鸟巢掏到了真正的小鸟，在书中追逐着停息在花朵上的蝴蝶。他通过书本与世界相遇，从书本认识整个世界，这个世界被分了类，贴上了各种标签。他像柏拉图主义者一样，认为现实只是词语世界的摹本，理念比事物具有更多的实在性，理念才是他首先接触到的东西。但在卢森堡公园，别的孩子们在一起玩耍，而小萨特像一个可怜虫一样在一旁看着，他惊人的智慧、渊博的知识在鲜活的欢乐面前显得多么苍白羸弱。他的同龄人是判断他生活价值的真正法官，他们把他排斥在游戏之外。萨特只能回到他高雅的书房，在精灵漫游的圣地获得补偿，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深深的无奈。

　　经过三十多年的迷误，萨特终于看出文字只是一座海市蜃楼，他要打破迷幻，从蒙蔽的幻境中摆脱出来。为了医治文字即词语的病，他写作了《词语》。通过对儿时经历的回忆，他想说明他的精神官能症的根源，他对文学的疯狂是怎样产生的。他以曲折的方式对文学进行攻击，把文学看成是心灵的迷失，是对真实生活的犯罪。他之所以写这部自传，就是为了义无反顾地对文字宣告永别。这正是书中那句著名的话的真实含义：“我的生活是从书开始的，它无疑也将以书结束。”《词语》既形象地解释了萨特文学的起点，又宣告了他创作的终点。从这里，我们或可猜测出萨特拒绝接受当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另一重要原因。

　　然而，萨特并不能简单地和文字告别，他揭示文学的虚假，却又是以文学的方式揭示的。萨特从没有如此雕琢过他的作品，他有意把他这部与文字告别的书写得很美，因为写作已经成了他的职业、他的习惯，不写作他又能干什么呢?但在《词语》之后，萨特鲜有作品问世，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全世界范围内各种社会活动上。后来在谈到《词语》时，他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　在这个还存在饥饿的世界上，文学意味着什么?这应该是理解《词语》这本书的最好注脚。

　　(周凌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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