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阿·罗亚·巴斯托斯 巴拉圭当代作家(1917—)他的文学道路是从诗歌创作开始的。1942年,诗集《歌唱黎明的夜莺》 问世,受到读者与评论界的好评。曾任巴拉圭《祖国》杂志的编辑和记者。1947年,因反对军事独裁政权被流放,只好长期侨居在阿根廷。他的文学成就,在小说方面尤为突出。1960年,长篇小说《人子》 问世,该作以其鲜明的思想性和浓厚的乡土气息而享誉拉美文坛。此后,又先后创作了 《闲汉》 (1966) 、《水上行》 (1967)《莫利恩西娅》 (1969) 三部小说。1974年,一部运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长篇小说问世了,它的名字本身就是意味深长的: 《我,至高无上者》 。这部作品描写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即统治巴拉圭二十六年的独裁者弗朗西亚。小说的主要内容是弗朗西亚写的或口授给秘书帕蒂尼奥的记录,在书中被称作“历史文献”。其中,还穿插着弗朗西亚和秘书的谈话摘要。此外,书中还有一位无所不知的叙述者,由他做些必要的解释和补充。正文之外,还有一位“编纂者”,对重大的事件和人物加以注释和说明。这样,整个作品的结构就变得错综复杂了。小说是这样开始的: 一张匿名传单贴在大教堂的墙壁上,写着: “我,共和国的最高独裁者,命令: 在我死后,我的尸体必须身首异处,将头颅插在长矛之上,必须在共和国广场上暴晒三日,届时要用钟声召集百姓前往观看。我手下的全体军政官员一律要受绞刑。他们的尸体要埋葬在郊外牧场,不得安置任何纪念性质的十字架和标志。三日之后,我的遗体必须火化,其骨灰抛入大河之中……”作品立刻把被压迫群众的愤怒情绪表现了出来。接着,作者运用意识流、内心独白等手法集中刻画这个独裁者的忧心忡忡、残酷暴戾、武断专横的心理状态。尤其是在他从马背上摔下来之后,由于脑震荡,神志恍惚,出现了复视现象。作者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病态,使他的人格双重化: 一个是“我”; 另一个是“至高无上者”,二者互相冲突。“我”表现了独裁者的色厉内荏和对人民的恐惧心理;“至高无上者”则描写弗朗西亚的刚愎自用和武断专横。这样,双重人格集于一身,使得人物性格复杂并丰满起来。鉴于 《我,至高无上者》 鲜明的思想倾向与高超的艺术技巧相结合,拉美文学评论界认为,它是七十年代拉美文学中反军事独裁统治的优秀长篇小说之一。同时,它也被看作是罗亚·巴斯托斯的代表作。
内容概要 《人子》 全书分为九章,标题是“人子”,“木头和肉体”,“车站”,“迁徙”,“家”,“联欢”,“流放者”,“使命”和“从前的战士”。第一章以“我” 回忆的形式主要介绍独裁者弗朗西亚的一个奴隶的儿子——马卡里奥老人的故事。接着,通过老人的讲述描绘了伊塔佩村的发展史。马卡里奥的父亲本是独裁者弗朗西亚的仆役,只是由于马卡里奥拿了元首的一枚金币而被赶回伊塔佩村。随后,在“我”和几个村童的一再要求下,马卡里奥讲起他的外甥加斯帕尔·莫拉的故事;加斯帕尔是个会制做吉他的琴师,“人们从很远的地方到这里买他的乐器,而且从不跟他讨价还价。因为他不是吝啬鬼,他留够买材料和工具的钱之后,把剩余的钱全部分给那些比他更穷的人。他替那些被大火、冰雹和蝗虫毁掉庄稼的农夫偿还债务; 他为那些孤儿寡妇购买衣服和食物。孩子们挤在他的作坊里看他干活。他教那些有兴趣的孩子作木工和唱歌。他建造了学校……”总之,加斯帕尔·莫拉是个为民造福、受人爱戴的好青年。但是,他不幸得了麻风病,为了不把疾病传染给村民,他悄悄躲进山里去了。他的失踪引起人们的震动,纷纷进山求他回家。他婉言谢绝了大家的好意,不久便死在一条小溪旁了。为了纪念他,村民们把他生前雕刻的基督像搬回村中的教堂里,但遭到神父的反对。于是,大家决定把圣像竖在村旁的山顶上。第一章以马卡里奥之死而告结束。第二章主要讲述阿列克赛·杜布洛夫斯基的故事。萨普开村来了一个外国人,村民们对此议论纷纷: “他不是一个一般的流浪汉。我看他是从某个欧洲国家逃出来的大官。” “这是个特殊的人……。” “这是个神秘的人……。”但最了解情况的人是镇长阿塔纳西奥·加尔万,此人从前是个发报员,1912年3月1日,当农民起义军准备从萨普开出发去攻打首都的独裁政权时,发报员阿塔纳西奥·加尔万把行动计划秘密地通知了政府控制的兵营。事后,他被提升为镇长。他经过调查,知道阿列克赛·杜布洛夫斯基是个俄国侨民; 据此,神父推测,这个俄国人是因为“逃避布尔什维克党人的革命”才来到巴拉圭的。有一天,掘墓人的女儿马丽亚·雷加拉达得了急病,多亏了阿列克赛及时给她做了手术,她才得救。此事迅速传开来; 村民们开始改变对阿列克赛的看法: “怀疑、嘲弄和流言蜚语渐渐变成了尊敬和敬仰。谁也不再说他的坏话了。”但是,几个月之后,马丽亚·雷加拉达发现阿列克赛砍坏了基督雕像,甚至粗暴地奸污了她,她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那一切。她当时不知道,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第三章讲述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穿新鞋去首都上学的故事。登上火车以后,通过“我”和乘客的闲谈,介绍了铁路沿线的风光和一些趣闻逸事,比如: 列车上的乞丐和小偷,新婚夫妻,庄园主等等,特别是乘客不得不在萨普开镇过夜时对当年农民起义的回忆。第四章主要介绍马黛茶园主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雇工们实在难以忍受那非人的待遇,便千方百计地逃走。可是,“没有任何人能够逃得掉。”“连孩子也逃不过子弹、砍刀和绳索的惩罚。”这一章着重描述了新婚不久的卡西亚诺和纳蒂夫妇如何被招工潮卷入茶园后来又如何不堪压榨与侮辱而逃亡的。第五章介绍卡西亚诺和纳蒂侥幸逃出茶园后在一辆破车厢安家的故事并且通过这辆车厢再次回顾了1912年农民起义失败的经过。第六章讲述了政府骑兵队对一名政治流亡者的追捕,村民们巧妙地掩护了他,尤其是马丽亚·雷加拉达给流亡者帮了大忙。第七章“我”由于支持游击队而被判刑,他在集中营里目睹了反动政权对政治犯的迫害。在服刑期间,玻利维亚对巴拉圭发动了入侵。囚徒们个个义愤填膺,纷纷表示抗敌的要求。面临玻利维亚侵略者的威胁,巴拉圭军事当局只好答应了犯人们的要求。于是,“我”被编入正规军,开赴前线作战。第八章通过士兵克里斯托瓦尔·哈拉驾驶卡车往前线送水、食物和药品的经历,揭露了巴拉圭军队内部的黑暗与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最后一章,讲述了戈伊布鲁兄弟从前方回到家乡后惩罚恶霸镇长梅利顿·伊萨西的故事,从而说明战争教育了人民,广大群众开始懂得“必须为这种可怕的人吃人的不合理现象找到一条出路。”
作品鉴赏 《人子》以巴拉圭和玻利维亚之间的格兰查科战争为背景,描述了巴拉圭人民为这场战争做出的巨大牺牲。作者当时是一名新闻记者,参加了这场战争,耳闻目睹,亲身体验,从而积累了大量的感性认识;在这场战争前后,作者对人民群众的悲惨处境有着深刻的了解,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创作《人子》的基本素材。本书的结构就是为表现这两个方面服务的。因此作品中没有一个主人公是贯彻始终的,也没有一个中心事件统率全书。它的布局是散式的,即由多个人物故事组成,而每组故事之间是相对独立的。从表面上看,这种谋篇的办法似乎有些散乱,容易使读者感到头绪难觅。但是,仅就每一章而言,无论人物还是故事是十分完整的。待读完全书,读者眼前便出现了一幅完整的画面,每个人物和故事在全局中的地位也就分明了。这种散文抒情诗式的写法还有一大特点,即:作者把叙事、写景、议论和心理描写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比如: “我”乘火车去首都时,书中是这样写的: “小山飞速地向后面跑着。我想,那是由于基督在纵马飞奔。它终于消失在随着列车的奔驰而转动的绿色植物背后,这些植物象一个笨重的大陀螺,在铁轨的抽打下转动着。这时我才注意到坐在对面座位上打盹的一个人。我好容易辨认出他是人。因为阳光和着大量灰尘从车窗灌进来,只有从尘柱的另一面才能看得清楚。那是一个消瘦的外国人。他既不象波兰侨民,也不象战前来这里建工厂,战争开始后返回祖国的德国人。但是,很明显,他是一个外国人。由于两条腿无法伸直,他只好蜷曲在硬邦邦的木椅上。他的膝盖几乎触到了对面的座位,因此达米亚娜无法靠近车窗。从毡帽下面露出他一缕缕象玉米穗上吐出的缨子一样的淡黄色头发。衣服和靴子都很旧。他的粗呢外套放在腿上。口袋里装着一本磨破了边角的蓝皮书,封面上有几个金字,但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衬衣紧贴着身子,突出的肋骨显得格外清楚。当他在座位上更换姿势时,天蓝色的眼珠在由于困倦而肿胀的眼睑下闪闪发光。阳光照得他难受,于是他抬手关上满是泥土的百叶窗,又局促不安地蜷缩在布满阴影的角落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罗亚·巴斯托斯在文学语言方面的创新。巴拉圭的官方语言是西班牙语,但是下层百姓大多讲瓜拉尼印第安土语,为了使作品更生动、逼真,富于印第安民族的乡土气息,罗亚·巴斯托斯巧妙地将方言土语糅进了西班牙语之中。对此,乌拉圭著名文学批评家安赫尔·拉马指出:“直到现在这个时代,在语言方面,在使用自发的民间口语方面才出现一次巨大的飞跃,那就是作家深入到作品人物的语言中去。……最能向我们表达这种变化的是这样一些小说家,他们已从当地语言中“走”了出来,而“进”入了西班牙语。具体地说,罗亚·巴斯托斯的情况便是如此,为了找到一种相应的西班牙语来表达讲瓜拉尼语的人物的经历,他曾遇到过不少难题。但在他的长篇小说 《人子》 中,终于找到了一种办法:“西班牙语和瓜拉尼语交替使用,在西班牙语行文中间插入瓜拉尼语词句,努力使两种语言在叙述过程中融合起来。”此外,从不同角度描写同一事件也是罗亚·巴斯托斯的常用手法,比如,1912年农民暴动这一事件就多次出现在前五章之中,但描写的角度是不同的。在第一章里,这次暴动是这样被提及的:“最后一支游击队在塞罗科拉打了败仗,马卡里奥是从那场大屠杀中复活的拉撒路。”这里描写的重点是马卡里奥,但读者会从此处提出问题。第二章一开始便提起这次暴动: “村里的男人已经不多了,因为那些没有被炸死或者没有在随之而来的砍头和枪杀中丧生的人,都已飘零于异乡。砖瓦场已杳无人迹。谁也没有留下来,因为所有的工人都参加了那次暴动。”但是,这是为俄国人阿列克赛的出场做铺垫的。读者则从这个角度了解了农民暴动。第三章里,作者再次提起这次暴动:“他正在讲述那次暴动的故事。满载革命者的列车要完成一次突然袭击的任务。政府军从帕拉瓜里开出一辆装着弹药的机车,在这个车站把革命军的列车炸毁了。”这一次是由一个庄园主的口中说出的,从而反映了不同阶级的人对暴动的不同看法。第四章里,从茶园工人的角度提起暴动: “1912年农民起义被镇压之后不久,工业公司的代理人利用起义者逃亡和居民迁徙的机会,招收了一批又一批的雇工。”这种多角度描写的手法,由于在不同章节的多次重复,因而可以给读者留下强烈印象,其艺术效果是十分明显的。综观 《人子》全书,它的特点可以归纳成这样一句话: 思想鲜明,形式简练,语言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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