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从黄土高原发轫，黄土、黄河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摇篮，在哺育了中华文明的同时，也给我们的文明带来了先天的烙印，就是农业社会和大一统的政府架构，以及高度集权的政治管理体系。北方游牧民族持续的威胁也成为这个文明与生俱来的一种印记，这些种种原因导致了中国历史呈现出与西方历史完全不同的风貌。城邦制的结构随着西周灭亡从中国历史中彻底退潮，而中央集权体系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正式确立，之后一直贯穿了整个华夏历史。此后无论历经多少战乱，主旋律从未变过。
显然，中国大一统社会和高度集权的政治结构，是由于地理环境的客观原因所决定的。这种自然界的强大威力，不要说个人在其面前是如此脆弱，即使是古希腊这样高度文明的文化也是无法抗拒的。然后作为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必然要求中央政府能有效地对全国的财政、民政、行政和军事进行有效管理，必然要求对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统一调配。这些问题在今天看来依然有很多地方值得研究才能有效实施，遑论在数千年前的中国了。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中国便采取了直接建立在自耕农基础上的集权模式。这种模式以简单、均等为主，具体农户的贫富差别等并不被关心，忽略技术细节，以人为的划分架构起表面上的平等。这种方法虽然显得粗糙，但是却非常实用，所以构成了中国历史的基石。
这一结构从BC395年鲁国的初税亩开始，秦朝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只是当时的中国人不可能想到，正是这种粗糙的结构，使得中国历史一次又一次地低层次盘旋，无法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突破。
秦朝的完善主要建立在税收制度上。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古代所有的赋税、兵役和徭役，都分摊到每个农户头上，为此必须将农民牢固地固定在土地上，以免迁徙等原因增加管理难度，这样户籍制度便应运而生，中国“重农抑商”的传统也同时开始发端。商业由于带来人口频繁之流动，所以为历朝统治者所不喜。现在我们已经明白，这种“不喜”绝不仅仅是个人的偏好，而是因为它触犯了帝国的基石。正是这样，中国的法律始终无法进入现代民法最精髓的地方。
但是在当时的中国，整个社会制度无疑有着巨大的合理性。汉朝将这个制度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准，西汉早期的三个皇帝，都切实关注农民的利益，并且起用具有经济头脑的人才。通过公元前154年的内战，帝国又解除了中间管理层不听指挥的问题，消除社会发展的隐患。到了汉武帝刘彻的时候，随着思想观念的统一和道德标准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建立，整个社会开始体现出强大的合力。王朝之强盛只需要军事行动的成功就可以得到证明了。
这一大好局面在维持了一百多年后，开始出现后来被视为“怪圈”的周期律。由于官僚制度的僵化和皇室成员素质的降低，导致权力不再有一个纯粹意义上的核心，而来自中央的指令也无法被大小官僚们正确落实——何况指令本身也不见得正确，下层的实际情况与宫殿之中的设想完全脱节，国家的管理已经不可能成为一个系统，这时候，危机的出现就不可避免。王莽的改革虽然提出了很多大胆得令现代人拍案惊奇的举措，但是由于当时技术手段的局限和军事战争的失败，使得这一变革草草收场。之后的东汉也只是延续了西汉的故事，并没有制度上的创新之举。
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在中国历史上有深远的影响。由于全国各地都陷入战乱，中央军无法保障人民利益，各地的豪强大族就纷纷结社自保，形成实际控制地方的独立政权。这一局面实际导致了中央集权的无效，而修复这一濒临破碎的结构，无论是司马氏家族的精明还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强悍都无济于事，只能依靠历史自身的动力来缓慢推动。推动的时间，足足耗费了三百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中所谓“失落的三个世纪”。
在这三百年的时间里，历史在西方庄园制度和中国的传统体制之间徘徊。但客观的力量依然是不可抗拒的，一到北魏，中层的贵族力量终于被长期的战争清洗干净，中央政府开始有可能直接管理广大的自耕农，隋朝的建立又使管理组织的结构与下层均等的情况相吻合，这时唐朝便把握了历史中千年不遇的机会，成为亘古未有之大帝国。
汉唐的兴盛，足以证明这个制度的合理。虽然唐朝依然未能摆脱历史的周期律，但这一制度至此已经完全确立了成功的地位。这一成功之巨大，即使是五代十国的动乱，也不过延误了54年。宋朝重新以一个兴盛帝国的姿态出现，中国历史开始从辉煌走向辉煌，但其实这时候制度的活力已经消耗殆尽，再也不能推动这个社会一丝一毫的前进。
王安石变法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扼腕的一次变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试图以现代金融管制体系为原有的制度补充营养。他虽然没有建立中央银行，但以政府借贷为核心，所起的作用可以类比为发行国债。同时在皇帝的支持下，在大内建造了规模宏大的库房，作为全国战略物资的统配中心，以宏观调控的方法加快商品的流动率，促进经济拉动效应，以此刺激经济发展和税收增长。
今天我们不难看出这一变法的理想主义色彩。通过借贷方法刺激经济，必须要求中央有充足的保证金，需要从上到下的信用体系，需要合理的会计记账方法(中国从未产生过复式记账法)，需要有商业法律来保障社会各个阶层的商业利益。凡此种种都为当日的帝国所不具备，虽然作为局部地区的试点可能获得效果，但作为全国范围的推广，其失败是必然的。遗憾的是，虽然我们有这样的认识，但当时的人们并不可能有如此清楚的判断，所以虽然新法的效果并不理想，但他们也不敢直接决定其不可为。这样一来，变法的历程经过反反复复，前后数十年，废止后又起用，起用后又废止，直到王安石本人去世后20多年，又再一次地被提出，并且随着北宋的灭亡而最终落幕，其中之艰难曲折，为世界历史中罕见之景象。变法的反复也导致全国财政的混乱，反映在军事上就是不断的挫折和败退，因此也使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懦弱王朝的样本。这一懦弱的性格，无论是寇准的励精图治，还是杨门女将的悲剧性奋斗，或是岳家军的骁勇善战，都无法改变的。
总而言之，宋朝的改革作为一次社会制度的整体变更，无疑是以失败而收场。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变法的积极意义就在于探索历史道路的试验和奋斗。而北宋一百年的变法，虽然从王朝本身的角度看是不成功的，但却是他们那一代人的试验和奋斗。
这次变法的失败，导致明清帝国大幅度的退缩。元朝的统治由于民族矛盾而迅速崩溃，但明朝借鉴了宋朝的教训，所有的措施都向内收缩。从朱元璋开始，一切的政令都不是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或技术的革新，而是以维护帝国的平衡为目标，这是世界历史中少有的。而平衡的取得是凭借行政力量对先进地区和先进部门的强制压迫，并非依靠市场经济的自由调节，所以明朝的保守也成为世界历史中的奇观。绵延一千多年的帝王封建制度，到了这时，应该已经走到尽头，但这时却出现一个黑色幽默似的情况：没有一种新的制度来代替它。这样，原有的一切就得到保留，朱元璋作为体制设计者的初衷也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这样一个毫无建树的帝国，其存在的时间，比唐朝还长。
没落的制度，腐朽的官僚，僵化的管理，混乱的内政。这个王朝和它的制度再也没有任何继续存在的理由了，但历史给我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满清入主中原，竟然给这个制度带来一段回光返照的辉煌。清初的康乾盛世，为众多史学家们所赞叹，甚至通过现代传媒使平民百姓也耳熟能详。但是这一切并不能掩盖制度衰亡之本质。和其他朝代一样，清朝通过席卷全国的战争彻底清除了地方势力，使得中央政府能够直接对基层进行管理。随着全国范围内组织结构的重新规划，土地和人口的数据也能够被重新统计，以使其和实际情况相符。凡此种种，都构成了王朝兴盛的必要条件。
现在我们很清楚地知道，这种繁荣昌盛并不具备历史上的积极意义。清初的繁荣是由于各种有利条件汇聚而成，显然这些条件是不可重复利用的，当黄金时期过去，历史就开始显露出本来的面目，王朝既然无法可持续发展，制度的衰亡在经过回光返照的最后辉煌后，也必然无可挽回地走向灭亡。
从1840年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与以往任何时期都不同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变法的力量来自外部，传统的势力虽然竭力抵抗，却无法抵挡车轮的运转。工业文明强加于中华帝国的痛苦和屈辱都是令人难忘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社会的形态终于开始有了多元化的发展。众多的小自耕农成为产业工人，租界也带来了真正的商业规则和法律体系。可以想象，从大一统的制度到多元化的社会，这中间的过程必然充满着无数的辛酸、痛苦、挣扎和血汗，但是没有人可以逃避和退缩。历史的惯性使得传统制度又得以延续三百年，现在，是到了彻底结束它的时候了。
最后，我们将全文的中心思想做以下的简单归纳，以便于理解：
一、中国的客观环境要求采取大一统的制度。
二、当时的技术不允许大一统的制度，所以中国采取了一种早熟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直接建立在对广大自耕农的统治上。
三、为了便于对自耕农实行严格的管理，控制人口的流动，中国很早就产生了户籍制度和人口统计制度，并且抑制商业的发展。
四、缺乏商业化的社会变革，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产生平等法权，也无法利用法律体系来保障人民。这直接导致中国社会法制化的落后。法制建设的落后，使得民权思想无法得到启蒙和发展，也使中国政治制度始终无法如同西方社会那般进入民主流程。
五、缺乏商业的后果，同时还导致商品交换的停滞，使以民用为目的的大规模生产和运输成为不可能。这直接导致中国社会工业化的落后。
六、除非将社会底层的自耕农基础彻底打破，否则中国的状况无法得到根本的改变。但这一过程经常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即使是今天的城市化运动也无法一帆风顺地进行。同时，由于官僚体制的固有弊病，这一变革甚至可能导致社会的动荡与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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