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静的顿河》格里高利是怎样的人
葛利高里是一个探索追求的典型。这个善良、勤劳、纯朴的哥萨克身上具有哥萨克劳动者的一切美好品质。他身上又带着哥萨克时代的种种偏见。
哥萨克是俄罗斯民族中一个特殊的群体,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 形成热爱劳动、崇尚自由、粗犷善战的特质, 在沙皇愚民政策下哥萨克阶层又保留着许多中世纪生活特点和风俗习惯, 一种盲目的优越感体现在葛利高里身上。一方面, 可以看到哥萨克中下层人民的优秀品质如勇敢善战、勤劳热情、诚实正直和富有同情心。另一方面, 他又受到哥萨克落后传统和道德偏见的影响, 盲目崇拜军人荣誉, 把争取哥萨克人的生存权和自制权看得高于一切。葛利高里堕入匪帮, 是历史悲剧在葛利高里身上的体现, 是国内战争中哥萨克悲剧性曲折道路的延伸和深化, 而这种历史悲剧是带有历史的必然性的。葛利高里之所以毅然脱离匪帮,是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正因为这样造成他认识真理和接受革命的艰难, 他寻找中间道路的幻想在现实生活中一再碰壁, 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 葛利高里两次参加红军, 三次投入白军和叛军, 同各种社会力量代表人物都发生过冲突。葛利高里的矛盾和痛苦显然与他所属的那个特定群体不可分开。透过他的悲剧命运, 反映在苏维埃政权的建设中一部分哥萨克农民主义现实主义的框架的命运。
《静静的顿河》格里高利人物形象
格里高利生着下垂的鹰鼻子，稍稍有点斜的眼睛里嵌着一对略微有些发蓝的扁桃形的热情的眼睛，高高的颧骨上紧紧的绷着一层棕红色的皮肤。格里高利也是和他的父亲一样有些驼背，甚至于在笑的时候两个人的表情也是一样的粗野。
格里高利既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正面人物，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反面人物。他只是凭着自己的朴素的直觉和情感来判断是非。他是一位性格直爽、为人坦诚、行为粗鲁而又不乏柔情的哥萨克。他年纪轻轻，村子里有那么多姑娘不去找，偏偏瞄上了邻居的妻子——有夫之妇的阿克西妮娅，做出了传统道德不能容忍的事情。他对阿克西妮娅的爱又是那么动情、真挚、刻骨铭心，让人又感动又同情。
小说主人公格里高利·麦列霍夫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很有个性的人物，他在动荡的历史年代走着一条独特、坎坷的人生道路。 格里高利原是个热情、英俊、勇敢、勤劳的哥萨克青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应征入伍，在沙皇军队里，他看不惯军官的飞扬跋扈，看不惯兵痞的奸淫掳掠。他在作战中第一次砍死奥地利士兵的时候，内心十分痛苦。革命士兵贾兰沙向他尖锐揭露帝国主义战争的荒谬和专制政体的腐败，更使他对沙皇、祖国和他的哥萨克军人天职的全部概念一下子化为飞灰。然而，从前线回到家乡养伤以后，格里高利作为鞑靼村“第一个得到十字勋章的人”，受到人们的谄媚和尊敬，那些落后的哥萨克意识“渐渐地把贾兰沙在他心里种下的真理的种子给毁灭掉了”。于是，他又以“一个出色的哥萨克的身份重新回到前线”。这以后，“格里高利牢牢地保持着哥萨克的光荣，一得到机会就表现出忘我的精神，疯狂的冒险”。他连连立功受奖，由一个普通士兵晋升为少尉排长。
十月革命的时候，政治上幼稚的格里高利没有积极站在苏维埃政权一边，而是接受资产阶级自治派的影响，拥护哥萨克脱离俄国而独立，成了一个“在草原上的大风雪里迷了路”的人。不久，格里高利结识了顿河地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波得捷尔珂夫，经过短短的动摇之后，从前的真理又在他心里占了上风。格里高利参加红军，担任连长，英勇地同白匪作战。不过，格里高利不是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只是苏维埃政权短暂的同路人，他对残酷的阶级斗争缺乏正确认识，在看到波得捷尔珂夫枪杀白军俘虏之后，他那曾经向往过布尔什维克的心冷掉了，“在顿河建立苏维埃政权斗争的最高潮里离开了自己的队伍”，幻想“逃避开这整个的、沸腾着仇恨的和难以理解的世界”。
1918年春天，反革命叛乱席卷顿河流域，格里高利在父亲和哥哥的影响下，加入叛军队伍，从此踏上反革命犯罪道路。在同红军作战过程中，格里高利双手沾满革命者的鲜血，他“渐渐地也憎恨起布尔什维克来了”，他把布尔什维克看成“他的生活上的敌人”。但格里高利在感情上仍然和白匪军格格不入，在察里津战役失败以后，他又“自动地离开了团队”，回到家乡。
红军占领鞑靼村的时候，格里高利公开咒骂苏维埃政权“除了使哥萨克破产以外，什么都得不到。这是庄稼佬的政权，庄稼佬才需要它”。苏维埃政权要把他当作“危险的敌人”逮捕法办，格里高利不得不仓惶潜逃。这时顿河流域又爆发了第二次叛乱，格里高利“感觉到一种非常强烈的愉快，感觉到无比强大的力量和决心。从现在起，他的道路很清楚了，就像月亮照耀着的一条大道”。他克服以往的徘徊动摇，自觉投身到反革命狂潮中去。特别是他的哥哥彼得罗被红军杀死以后，格里高利怀着疯狂仇恨和野蛮报复心理，残酷杀害大批红军战士。他由一个叛军连长逐步晋升为师长，在反革命泥潭中越陷越深，以至无力自拔。他酗酒、放荡，内心极端苦闷，几乎到了神经错乱的地步，他的整个精神状态面临着崩溃。
格里高利虽然是反革命的重要骨干，但在白军军官眼里，他不过是“一只白老鸹”，“一个粗野的哥萨克”，处处受到歧视和排挤，这使他心里很委屈。当白军乘船向克里米亚溃逃的时候，格里高利像丧家犬一样被抛弃。于是他怀着“把过去的罪过都赎过来”的心情，参加红军骑兵队。他在同白军作战中同样表现得很英勇，因而立功受奖，晋升为副团长。
由于严重的“历史问题”，格里高利在红军队伍中也得不到信任，到了国内战争后期就被“彻底复员”了。 格里高利回到家乡，他的妹夫、鞑靼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珂晒沃依明确宣布要追究他的反革命罪行，强令他到革命法庭和肃反委员会登记自首。为了逃避革命政权的惩罚，格里高利加入了佛明匪帮。然而，国内战争已接近尾声，佛明匪帮的覆灭已为时不远，格里高利看清了形势，和佛明匪帮不辞而别，带着情人阿克西妮亚远走他乡。半路上遇到苏维埃征粮队的袭击，阿克西妮亚被打死，格里高利像幽灵一样在森林村野游荡，最后，怀着痛苦绝望的心情回到家乡。
格里高利既不是死硬的反革命分子，也不是坚定的革命派，而是动摇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复杂人物。他在回顾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时表示，他从1917年起走的就是一条弯路，他像醉汉一样摇摇晃晃地从白军里逃了出来，但是也没有靠拢红军，他就像冰窟里的粪球一样漂来漂去。他怀着热情为苏维埃政权服务，可是后来这一切都变了样子。在白军的司令部里，他是一个陌生的人，白军始终对他有怀疑，可是后来在红军里同样被怀疑。
在短短四五年间，格里高利两次参加红军，三次投身反革命叛乱，其徘徊动摇是非常明显的。然而，革命与反革命两军对垒，泾渭分明，中间道路是不存在的。格里高利徘徊动摇的结果，最后还是陷入反革命深渊而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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