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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梓《儒林外史》小说主要内容及赏析

2023-09-04 15:07:27

  中国古代小说·中国古代小说代表作品·明清小说·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人们一般都认为,世界上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成就很高,浪漫主义成就也很高。而世界上的小说创作,却以现实主义成就为最高,浪漫主义为其次。然而,我国著名的古典小说《西游记》、《聊斋志异》等,都是世界浪漫主义小说创作成就最高的代表作之一。清代乾隆年间(即十八世纪中叶)出现的吴敬梓《儒林外史》,即是我国讽刺文学的高峰,也是世界文库中现实主义文学的巨著,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和探索。对于这部巨著的伟大意义,在认识上,过去学术界还不很一致,这些年来,经过不断论争,似乎正趋向统一。

  《儒林外史》成书过程及其作用

  一、作者生平与创作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号粒民,晚年移居南京后,自称秦淮寓客,后来又号文木老人。他出身“科举世家”,是安徽全椒的“名门望族”。曾祖吴国对,是顺治时的探花;祖父吴旦,做过州同知;伯叔祖吴晟、吴昺,一个是进士,一个是榜眼,当时均甚有文名。父亲吴霖起,开始家道衰落。他原是康熙二十五年的“拔贡”,做过县教谕,是一个“重节操,淡功名”的正直知识分子。吴敬梓十三岁丧母,十四岁随父至江苏赣榆任所。这时,他“读书才过目,辄能背诵”,已开始显露文学才华。二十三岁吴敬梓中了秀才,也是在这年父亲由于丢官返里,抑郁成疾而亡的。父亲的思想品格和生活遭际,对吴敬梓产生了深刻影响。从此,家庭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吴敬梓在中了秀才之后,二十九岁时又去滁州参加科试与乡试,但通过了科试,乡试却未录取,而一些不学无术之徒却高中了。这种不合理现象,使他很愤懑。当三十六岁时,安徽巡抚赵国麟,举荐他赴京应“博学鸿词”科廷试。但这时的他,已失去“赶考”的兴趣,以病推辞,从此再没去应考了。《儒林外史》这部巨著,大约就在这一年开始了写作。

  吴敬梓出身于败落世家,从小“不习治生”,慷慨好施,常常“倾酒歌欢呼,穷日夜”,用钱如水,不上十年功夫,竟将父祖“二万余金”的产业荡尽了,开始了贫困潦倒的生涯。从此他在“乡里传为子弟戒”(吴词《减字木兰花》),被族人视为“吴家败类”。但是,吴敬梓却认为自己有理想、有主见,不与世沉浮,坚持打造一种高洁奇伟的品德。自从三十三岁那年的二月,移家南京秦淮河畔白板桥西客居之后,过着“拨寒炉之夜灰,向屠门而嚼肉”的贫困生活。但是,为了倡捐修复先贤吴泰伯祠,吴敬梓却卖掉了最后一点财产,即全椒的老宅。此后,他专靠卖文所得和亲友周济过活了。有时不得不以旧书换米度日;有时也难免“囊无一钱守,腹作干雷鸣”;“近闻典衣尽,灶突无烟青”。这时的“书香门第”子孙吴敬梓,甚至连一件完整的粗布短衣也没有(见程晋芳《寄怀严东有》和《怀人诗》)。有一天,有个亲眷程丽山,命子携米三斗、钱二千往望吴敬梓,这时他已两天无物下肚了。南京冬日极冷,怎么办?敬梓御寒之法是:约五六友人“乘月出城南门,绕城堞行数十里,歌吟啸呼,相与应和”;到天亮时,才“入水西门,各大笑散去。”夜夜如是,谓之“暖足”。他并未向贫寒低头,相反,生活得更加坚强。其实,只要他稍作“低下头,弯一弯腰”,情况即可改观。那时,吴家先世“门生故吏既半天下”,“姻戚故旧,官中外者”,也“以千百计”,并且,过去吴家在经济上都周济过他们。但吴敬梓却“夷然不以屑意”,始终不愿去攀附,只是“闭门课子”,专注学问,勤奋写作。到后来,他终于成为“其学尤精《文选》,诗赋援笔立成”的文章老手(见程晋芳《文木先生传》及钱静方《小说丛考》)。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巨制《儒林外史》,就是在这种极端困境中完成的。

  五十四岁时的一个冬天,吴敬梓于扬州做客,住在族人处,同好友王友曾一起“纵谈古今”,饮酒销寒。不料,睡后突患痰涌,竟不治而殁,享年五十有四。死后,身边只有几文当了衣服的小钱,全靠友人置棺收殓,归葬于南京清凉山下(一说,凤台门之花田)。一位名闻遐迩的杰出作家吴敬梓,就在这样艰难困厄中,结束了自己孤峭凌厉的一生。

  吴敬梓在创作上,原来经、史、诗、词和文章等各个方面都有著述,可惜没有全部流传下来。除一部《儒林外史》之外,其他作品现存状况是:

  《文木山房诗文集》,原有十二卷,现仅存四卷,只留下:赋4篇、诗131首、词47阕。这些均为四十岁以前作品。解放后又发现了26首诗词。

  经学研究成果《诗说》,原有七卷(晚年作品),在乾嘉年代还有很多人看到过,但后来失传了。

  散文,只存《尚书私学·序》一篇。它幸存于清焦循之《扬州足徵录》之中。

  至于历史研究的《史汉纪疑》一文,没有最后成书。

  二、《儒林外史》成书过程

  吴敬梓《外史》的写作,大约在他三十六岁时就开始了,在四十九岁以前已经完成。按照鲁迅的说法,“吴敬梓著作皆奇数,故《儒林外史》亦一例,为五十五回。”这部原作,待作者去世后十多年,才由金兆燕于扬州任官期间(1768—1779)付刻。但其刻本至今尚未发现。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嘉庆八年(1803)的卧闲草堂本,共五十六回。但一些整理者认为最末一回《幽榜》,同全书主题、思想和写作风格都大相径庭,显然不是出于原作者之手,应当删去。同治十三年(1874),又出现了“齐省堂”增订本,光绪十四年(1888),又有增补齐省堂本(即东武惜红生序本);另插入四回,成为六十回本。这四回是写沈琼枝与盐商宋为富婚后故事的,事既不伦,语复猥陋,显系后来好事者所妄加。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几次出版《儒林外史》,均以“卧闲草堂”本为底本,删去第五十六回,保留最后的《沁园春》一词作结。

  三、《儒林外史》流传及影响

  《儒林外史》自从抄本流传以来,就受到人们的重视。木刻印刷之后,更引起了人们对它的广泛兴趣。嘉庆刊行的各种版本,几乎每一回都写有“回评”。对于此书及其作者的有关著述,也不断出现。据不完全统计,自清代以来,撰写吴敬梓传记、年谱和谈《儒林外史》之书,不下六七十部;专门研究《外史》的著述、资料的,也有一二十部之多。光绪三十年(1904)还出现了仿作《新儒林外史》。

  新中国建立后,仅在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十一年中,全国各报刊发表了研究文章七十多篇。最近几年来,有关论著则更多,只是缺乏统计。

  在国外,《儒林外史》也颇受人们重视。光日本一国,就有好几位学者发表过研究《儒林外史》一书的专门论著。

  《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

  吴敬梓这部巨著,写出了自己的时代、自己的社会、自己的生活特征和自己的思想面貌,作家的思想感情同作品的思想感情完全融为一体。它不像《三国演义》、《水浒》这类作品,也不似《聊斋志异》那样,其内容是在民间流传过,或者组编过的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而是作者个人完完全全的天才创造。因此说,《儒林外史》确是一部具有十八世纪时代特征的不朽的现实主义的杰作。它的思想成就,不仅反映在对社会现实的揭露和批判上,而且也表现在对理想的讴歌与追求上。可惜,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只热衷于前者(当然也是对的),而忽略了后者(认识不免片面)。现在,开始有人注意研究它在全书中所蕴藏着的“理想光辉”——即民主性的精华,当然,也是时代的光辉。

  以下让我们比较具体地看看此书的各个方面的含蕴。

  一、全书段落层次

  同其他各部古典名著不同,《儒林外史》没有贯串全书的“主干”故事情节,也没有自始至终出场的中心人物。全书的情节,归纳起来,大体可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主要写反面人物,表现批判精神;后半部,主要写正面人物,是表现作者的思想。细析观之,全书有这样四个相互钩连的环节:

  (一)楔子(第一回)——写王冕的故事。它树立王冕:讲究文行,有广博学识,鄙弃功名形象。这一回,实际上是全书之“总纲”。因为,它确立全书人物衡量的标准:符合王冕的样子,是正面人物,否则,是反面人物;它提出了全书结构的两条线索,即两类人物形象:走荣身之路的反面人物和讲究文行,维持文运的正面人物。

  (二)批判反面人物(第二回至二十四回)——主要写走荣身之路的知识分子。具体地说,又有三层意思。其中:

  第一,二至七回:描写普通的知识分子,即大量文人走科举制艺道路猎取功名富贵。比如:

  借王惠、汤秦之流,写出赃官与“清官”同样殃民祸国;

  通过严氏兄弟,即对严贡生与严监生的刻划,呈现了占便宜的“吸血鬼”(严大位)和要钱不要命的“吝啬鬼”(严大育)两种形象的可耻与可鄙;

  特别是用了周进与范进两个典型,写出了文人所以热衷科举的社会根源,深刻提示了本质。

  第二,八至十三回:写了“特殊”的知识分子,怎样猎取“异路功名”。

  有的是科举失意;有的想走“终南捷径”;又有的则冒充高人雅士而取得“名声”。其中最典型者,即是娄琫与娄瓒两兄弟,原是胸无点墨,却利用家产,冒充信陵、春申风度,礼贤下士,招揽人才,装出求贤若渴样子,结果有趣的是求来的“贤人”,却都是一些冒牌货。此以“贤士”扬执中为例:

  杨执中,原是一个无学无行之人,把元诗窃为己有的“假冒者”。再看看下列人等,到底何种“人才”?

  “高人”权勿用,原是一个奸捞人口的流氓,而自己的名字却从《易经》“潜龙勿用”中化来,显示高尚;

  “名士”蘧公孙,是一个把前人的集子翻刻后署上自己名字的“少年名士”,成为徒有其表的“斗方”;

  “侠客”张铁臂,也是一名“以猪头代人头”,虚设“人头会”的假英雄。

  总之,这里说的是“名士大宴莺脰湖”,实际上是一幅集社会流氓、市井无赖、江湖骗子和文界剽窃者于一处的“百丑图”。

  第三,十二至二十四回:写瑕瑜互见或由好变坏的知识分子。其中有褒有贬,但贬胜过褒。此只举两例:

  马纯上,即大名四扬的文章“选家”的马二先生。他有一套八股文理论,大事鼓吹“文章举业”,是人生唯一“可出头”之事。他是一个瑕瑜互见的“科举狂”。

  匡超人,这又是另一种人物,原是有名的孝子、勤学而纯洁的青年,后来逐渐变质,成为一个出卖灵魂的无耻之徒。

  (三)塑造正面人物(廿四至五十四回)——着重描写纯儒与豪杰等正面人物形象。其中:

  第一,二十四至三十三回:写豪杰。以杜少卿为主,向眉为辅。

  杜少卿具有真知灼见,侠义心肠,是个不求闻达的文士。实际上,其中若干成分是作者写吴敬梓自己。它是全书正面人物刻划得最有血肉、最为成功的一个。

  第二,三十三至三十九回:写纯儒(即真儒)。这里以虞育德为主,迟衡山、庄征君为辅。

  “真儒”,是代圣人立言的“完人”,都是表现作者“以德化人”之主张和思想的,可惜写得概念化。

  第三、三十七至五十四回:主要写兵、农、孝、悌的理想。

  这里所描述的人物形象,多半苍白无力,缺乏生动与深刻人物描绘。在这几回中,也写到了儒林之末流,既无锦绣之文,也无高尚之行。那个借钱嫖妓、冒充风流雅士的陈木南,就是一例。

  (四)写晚明四个市井奇人(最后一回)。他们是:①开裁缝铺的荆元,却又是一名知琴善书,还能作诗的“无冕”文人;②“无家无业,总在一些寺院安身”的季遐年,他能写一手好字,不学法帖,却能创新;③“王牌楼卖菜”者子孙、穷小子王太,他却又是一名下棋高手;④最后一个姓盖名宽。他原是一位当铺老板,但他整天只知诗、书、画,且又好义乐施,最后荡完家产,只靠卖茶和“坐馆”度日。

  第一回是寄托希望,这一回最后(五十五回),却是完全失望了。

  二、小说的中心内容

  这是一部杰出的讽刺小说。它从科举制度的角度,展示了中国封建末世的形貌:一幅活生生的封建社会群丑图。它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了形象生动,内容具体地讽刺和揭露。

  (一)猛烈抨击科举制度,深刻揭露八股制艺的种种弊端

  吴敬梓虽然把故事背景假托于明朝中叶,但它的批判矛头,实际上是指向清王朝统治下的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败坏人心、祸国殃民的八股科举制度。这个起于隋唐,盛于明清的科举取士制度,发展到十八世纪的清代,已经越来越显得腐朽反动了。在这种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人才,也只能是一些酸腐的、不学无术的废物,或者为封建统治者助威的帮凶。所以,《儒林外史》在第一回就开宗明义,借王冕之口说:用《五经》、《四书》八股文的“取士之法”——这个法却“定得不好! 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果然,当时的读书人一个个热衷举业,醉心功名富贵,时刻想着书中的“黄金屋”、书中的“千钟粟”和书中的“颜如玉”,弄得神魂颠倒,丑态百出。

  六十多岁的老童生周进,就是一个典型。

  周正在科举路上钻营了几十年,连一个秀才也没捞到,只能到薛家集去“坐馆”,受到人们百般奚落,后来,竟把这个“破饭碗”也打掉了。为了活命,不得不给一伙商人去当“帐房先生”,但是,他仍然热衷于科举。一次,他到广东省贡院去游览,一见贡院号板,便触景生情,万感俱发,“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当救醒之后,“周进看着号板,只见一头撞将去,……放声大哭起来,众人劝着不住。”他竟“一号哭过,又哭到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一阵,又是一阵,直哭到吐出鲜血来”。商人们见此情景,答应凑些钱给他捐个功名“监生”,以取得进贡院去考举人的资格。他感激得五体投地,趴在地上磕着响头说:“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

  作者在描写这些失意文士时,抓住“周进哭号板”这个典型镜头,把一个以举业为生命的士人的心理状态和变态精神面貌,刻划得多么淋漓尽致!

  范进,又是一个生动典型。

  他对科举着魔,从二十岁到五十四岁,总算有幸,终于捞了个秀才,可进贡院考举人了。但是,当他考毕返家时,其“母亲却饿得两眼都看不见了。”于是,范进只得抱只生蛋的母鸡去集上卖。正当他“抱着鸡,手里插个草标,一步一踱的,东张西望,在那里寻人买”时,一个邻居飞奔而来,告诉他“中了举人”的消息,他还以为人家取笑他。当其返家亲眼看到“报帖”,看见他几十年的希望成为现实时,他竟高兴得发疯了。小说对这段情节的描写十分精彩:

  ……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 “噫! 好了我中了!” 说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一紧,不省人事。老太太慌了,慌将几口开水灌了过来。他爬得起来,又拍着手大笑道: “噫! 好! 我中了!” 笑着,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一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坭,淋淋漓漓一身的水,众人拉他不住,拍着笑着,一直

  走到集上去了。众人大眼望小眼,一齐道: “原来新贵人欢喜疯了。”

  周进与范进,就是由八股制艺取士制度造出来的两个悲剧角色、两个“腐儒”的典型。一个“赶考”几十年而得到的是失望、绝望,以至痛不欲生,大哭“号板”,抢天呼地;一个几十年梦想终于实现,结果喜出望外,疯狂失态,幸好胡屠户的一个巴掌清醒了他。他们的这种变态心理,生动而深刻地揭露了科举制度的害人之深。

  作者在书中把批判的笔锋,还触及更深的一层:即他们所以热衷科举的原因。当穷愁潦倒的范进中举之后,岳父大人胡屠户,原来像个凶神恶煞,对其任意辱骂,现在,换了副嘴脸,一声一个“贤婿老爷”;在考取之前,范进家炊而无米,喜报一到“众邻居有拿鸡蛋来的,有拿白面来的,也有背了斗米来的,也有捉两只鸡来的。”连那个“一向有失亲近”的张乡绅(举人),也立即成了“如至亲骨肉一般”的“年谊世好”,送上了“一封一封雪白”的银子和“三进三间”房屋。而且,以后就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阴庇的。到二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环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事情就是这样:一登龙门,身价百倍。范进中举前后的政治、经济地位和人情世态的骤然变化,正是当时士人们那样热恋举业的社会根源。“两范”的典型性格,也就是在这种典型环境中形成的,它具有极强的客观性。

  (二)深刻批判了吃人的封建礼教和虚伪的程朱理学

  此书在猛烈抨击科举制度的同时,也对吃人的封建礼教和虚伪的程朱理学进行了深刻批判。在清代,理学(也称道学)已经奉为官方哲学,封建伦理道德已完全法典化、教义化,不准人们有任何触犯。他们把“理”(即天理)这个程朱哲学的最高范畴,认定是先天的、万物必遵的普遍原则,是至高无上的绝对真理。而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则是这个“天理”的具体体现。于是,封建的“礼”,也就是“天理”,是万古长存、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准则。理学的核心内容,就是封建礼教。这个礼教,包含着多方面内容,而最主要的是孝悌与贞操。在我国,孝悌之德,是很早就提倡了的,而提倡女子的“贞节”,却是从宋代以后才发展至严重地步。宋理学创始者之一程颐,就曾提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二程遗书》卷二二·下)公开反对寡妇改嫁。发展到清代,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一些道学家一看到唐人文章、墓志铭上有妇女改嫁的字眼,便勃然大怒,一律改成“从一而终”,不准改嫁。这正是封建没落阶级的可悲的产物。

  清代科举考试,程朱理学是必考内容。吴敬梓既然反对科举制,也就不可避免地把矛头指向程朱理学和封建礼教。当然,作者并不完全反对封建伦理道德,而是从维护立场出发,坚决反对那些假道学,从而剔肤见骨地揭露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性和残酷性。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这里,只从“孝”、“悌”与“贞节”三个方面,略举数例。

  先看关于“孝”的例子:

  进士出身的工部员外郎荀玫,当他在京侯选期间,得知母亲去世,十分悲痛,立刻“哭倒在地”,急着就要“到堂上递呈‘丁忧’”(清制:凡遭父母之丧者,解除官职,在家守孝二十七个月)。这时,另一个进士出身的工部员外郎王惠提醒他:“现今考选科道在即”,“若是报明了丁忧家去”,就会影响自己的前途。于是荀某立即命家人脱掉孝服,决定“将这事瞒下”,并吩咐下去“不许通知外面人知道”。当朝的周司业、范通政知道了此事,也说“可以酌量而行”。满口“孝道”,一碰上功名富贵,便现了原形,只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而已。

  再看关于“悌”的例子:

  严监生两个小舅子王德、王仁,更是典型的假道学者。两兄弟都是秀才(德为府学廪生,仁为县学廪生),都“铮铮有名”。严监生因正妻王氏病重,想把侍妾赵氏扶正,特请了两位舅子来家商议。王氏的两位哥哥听了妹丈的话,先是“把脸本丧着,不则一声”;后来,“让到书房里用饭”,也“彼此不提这话”。可是,一等请进密室,严监生递给他俩二百两银子之后,立即变了态度,反责怪严监生没有及早把赵氏扶为正室。王仁竟拍着桌子正襟道:“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说话,也不过是这个理;你若不依,我们就不上门了!”说着,这两个秀才,还“义形于色”地再向严监生要了五十两银子,催他在王氏死前将赵氏扶正,并代监生拟就一篇“告祖文”。告过祖宗,举行扶正典礼,而他俩的亲妹子,就在这“大厅、二厅、书房、内堂屋,官客并堂客,共摆了二十多桌筵席”的一片喧闹贺喜中“断了气”。

  最后,看一个“贞节”的例子:

  这是一个亲生父“劝女自杀殉夫”的怪诞实例,且看书中的描述:

  父亲王玉辉,是一个做了三十年秀才的“迂拙夫子”,也是以“理”杀人的“操刀手”。他年过六十,大女儿早已“守节在家里”,三女儿出阁不上一年多,也死了丈夫。她“哭得天悲地惨”,要“寻一条死路”来殉夫。公婆两个听了,“惊得泪下如雨”,反复好语相慰。但是,亲生父亲王玉辉不仅不加劝阻,反而对亲家说:“亲家,我仔细想来,我这个小女要殉节的真切,倒也由着她行吧。”并鼓励女儿自杀殉夫道:“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你竟是这样做吧!”他的老伴骂他:“越老越呆”,他也无动于衷。等到三姑娘真的绝食殉夫之后,他对老伴说:“你哭她怎的?她这死得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她这一个好题目死哩!”接着仰天大笑道:“死得好! 死得好!”

  这个王玉辉,乍看似乎他的言行,已丧失人性,以今日观之,实难理解。然而,这段精彩的描写,确是当时社会的真切写照。过去的府志、县志都载有一批“烈女传”,他们正是为程朱理学所害。这种“烈女殉夫”的野蛮、残酷行为,正好深刻揭示了“天理”与“人欲”的根本对立,剥下了封建礼教的道貌岸然的画皮,暴露了它那血淋淋地吃人的本相。

  (三)揭露与讽刺了封建官僚的贪残刻薄,以及封建社会的各种丑态。

  《儒林外史》从否定科举制出发,对封建社会的各级官吏、乡绅地主、盐商富贾、名士高人,乃至和尚道士、骗子赌徒、阴阳地理,以及媒人牙婆、老鸨龟汉、妓女嫖客、光棍无赖和种种帮闲小人等等,都作了揭露和讽刺。它真切而生动地为人们彩绘了一幅“群丑图”,使大家看到封建末世原是一个丑类横行的世界!

  那些科举出身的官僚,文的无安邦定国之才,武的又没有临阵对敌之勇,完全是一伙无用之物。但是,办起坏事来,却十分得力,个个都是出众的“干才”。高要县的汤知县就是一例。他为了向上司表示自己的“清廉”政绩,“出个大名”,求得后日“升迁”,竟把一个回民的老师傅活活枷死。民众为此“鸣锣罢市”,而上级按察司不仅不惩处汤知县,反把“五个为头的回子问成奸民挟制官府,依律枷责”。

  还有一个南昌太守王惠,一心想的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钱到公事办,犬到猪头烂”。他到衙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钉了一把头号大的库戥,把六房书办都传进来,问明了各项内的余利,不许欺隐,都派‘入官’。”从此。衙门里一片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这些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如此之贪官酷吏,却被视为“江西第一个能员”。朝廷竟将他提升为南赣道。

  地方官是如此,中央各部院署也差不多。比如:秦中书与高翰林商议,用一个二百两银子托放御史进京活动,使万青山从一个假中书变成了真中书。至于官衙中的书办、差役,更是无所不为了。像潘三、李四、黄球等人那样的“把持官府,包揽词讼”、“拐带人口”、“广放私债”和“重利剥民”等等恶行,随处可见。作者在书中写尽了封建末世政治腐败和现实黑暗。这不单单进一步暴露了科举制度的罪恶,而且把整个封建官僚机构从上到下地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揭露与鞭挞。

  (四)对理想生活的探索与追求

  这是《儒林外史》的另一个方面的重要内容。它塑造了一批正面人物,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和主张。作者的光辉理想,不仅在揭露与批判中显示出来,而且在追求和歌颂中正面表现了出来。

  书中的正面人物有四种类型,正好体现了吴敬梓探索理想的过程。

  首先,描绘了王冕这类人物形象——楷模形象

  作者在书中托出了历史实有人物王冕,但又按自己的理想进行了塑造,并让他立于全书之开头。其目的,是有意树起一个立品矫俗的楷模。

  王冕,在这里是出身农家,他将秦老处放牛得来的一些“点心钱”,用来买书学画,刻苦自励而成为著名的画家与诗人,对于“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所不通”。他轻功名富贵,将其视为浮云粪土,不但否定科举,“不求官爵”,而且拒绝知县之请,逃避权贵之访,甚至明太祖授他“谘议参军”,他却早已“连夜逃往会稽山中”。书中的王冕,确是一个“性情高傲”、“嵚崎磊落的人”。

  其实,历史上的王冕,是元末文坛上的著名诗人和画家,是公元1287——1356年间的元人,没有在明代生活过一天。因为明朝在公元1368年建立时,王冕早已“作古”十二年了。《儒林外史》是一部托事于明代的小说。可是,明代并无王冕其人。可见,吴敬梓笔下的王冕,是一个纯粹的小说人物,是作者有意虚构的艺术典型,读者尽可不必追根问叶,对号入座。

  其次,塑造了几个富有叛逆精神的人物——反叛形象

  主要是指杜少卿和沈琼枝这两个形象。他俩都是作者着力描画的重要正面人物,仅次于王冕。众多论者都曾指出:杜少卿身上留有作者的影子。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说过:“杜少卿为作者自况”。他也是全书正面人物刻划得最成功的一个艺术典型。

  杜少卿虽然出身于“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的科举世家,但却反对科举,轻视功名,只求“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他认为“学里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他把王知县看成是“灰里的进士”;李巡抚荐他入京见皇上,他却以病辞之。后来,他虽然只得依靠“卖文为活”,却是“布衣蔬食,心里淡然”,满足于“山水朋友之乐”。他确似王冕家七泖湖时的荷花,出污泥而不染,不与世风同沉浮,卓立于儒林群丑之外。同时,杜少卿在那“理学独尊,文风恢恢”的时代,却敢于摒弃朱熹解经之观点,用自己的新识来解讲《诗经》;敢于无视礼教的中心内容“三纲”、“五常”,挣脱礼法和世俗拘束,竟陪着妻子,手牵手,肩并肩,悠哉悠哉地逛游于南京清凉山,弄得观者“目眩神摇,不敢仰视”;他还反对任意玩弄女性,随意纳妾,认为“娶妾之事,小弟觉得最伤天理”。不仅如此,他还轻财重义,救急济贫,很快将自己的田园产业变卖一光。杜少卿这个形象的性格,我们一看即知,确有许多与当时的世人格格不入之处,而跟作者吴敬梓的性格行状却有若干相似之点。因此,鲁迅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这种充满反叛精神的人物形象,难怪书中的迟衡山也称赞道:“少卿是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

  常州人沈琼枝,是全书中受到作者重视,并描写得较为突出的一个带有某种近代民主精神的女性。她自逃出扬州盐商宋为富魔窟之后,就在南京独自谋生,自食其力,靠刺绣和卖文画画过活。她绣的“送子观音”比画的还好;她对命题赋诗,“又快又好”。不单才气过人,她还有一种同恶势力坚决斗争的精神。一些“好事恶少”,常去她处“说混话”,“地方上几个喇子(流氓)”,“来拿囮头(抓住短处进行敲诈)”,都被她怒骂走了。有差人向她敲诈,她不给,反而问道:“你敢怎么样?”差人赶着扯她,反被“她一个‘四门斗里’(一种拳术架势),打了一个仰八叉”。连知县奈何她不得,审问她“为甚么不守闺范,私自逃出”。她理直气壮地答:“宋为富强占良人为妾……,他卖嘱知县,将我父亲断输了,这是我不共戴天之仇。”她就是这样一个新女性形象。沈琼枝这种思想行为,在旧礼法森严的社会里,无异是一支烛照夜空的火炬,具有争取个人自由、妇女解放的初步民主思想光辉,甚为难得。

  再次,它还刻划了一大批“真儒”与“贤人”——贤者形象

  “真儒”,也叫纯儒,是代圣人立言的“完人”。作者把自己“以德化人”的理想和主张,通过这些“真儒”的塑造而体现了出来。他们都是上天下降人间维持文运的“天星”的化身。其中有:

  号称“真儒”、“大圣人”而致力于“以德化人”的虞育德,是其主要代表,还有起辅佐作用的一批“贤人”。比如:强调礼、乐、兵、农,企图以古礼古乐挽回世运人心的迟衡山;无心于仕途,专门“闭户著书”的庄绍光;出身微寒,注重实说的武正字,以及具体实践“礼、乐、兵、农”主张的萧云仙等等。这些人物的性格各有不同,生活态度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他们有着共同的特点:轻视功名富贵,鄙弃科举八股,为人正直,注重实学,同情人民疾苦,反对污浊政治。他们都支持杜少卿那样具有离经叛道倾向的人物。不过,他们的主导思想,仍然是正统的儒家传统。因此,如果说,王冕和杜少卿,以及沈琼枝他们具有民主性思想,那么,这些“真儒”们,却有更多的封建性。这是因为,他们以作者自己的臆想来塑造形象,而不是从生活中众多的原型中提炼出来的。故而,艺术形象比较单薄苍白。原来这些人物是作者用力加以描绘的对象,可是,事与愿违。这同作者本身的阶级与时代局限有关。

  吴敬梓寄予厚望的“真儒”们,终于走上了复古道路而遭失败。于是,他就把视野扩大到儒林之外的“市井细民”身上。这样,书中就出现了第四类型的人物。即:

  其四、塑造了一批置身于功名富贵之外的自食其力的“市井其人”——劳动者形象

  作者对于他们是倾注了热情的,大力加以肯定和赞扬,给予了“正面人物”以历史地位。这也是吴敬梓贯串于《儒林外史》全书的一种民主思想的具体体现。最突出的是最后一回所写的四个“市井奇人”。这就是:

  一个是自小儿即“无家无业”的季遐年。他在寺院安身,靠卖字过活,不慕势利,清高绝俗。

  有一次,施御史的孙子请他写字,他却“迎着脸大骂道:‘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 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一顿大嚷大叫,把施乡绅骂得闭口无言,低头走了。”这是一个狂放人物,是作者强烈不满势利社会的具体流露。

  一个是开茶馆的盖宽,他讨厌富豪们的“俗气”,对于“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的鄙俗社会风尚,表现了极端的不满。自己安于贫贱,“每日只卖得五六十壶茶,只赚到五六十个钱”,空闲时,他“在柜台前看诗画画,”怡然自得。这正好同当时的追名逐利的官场和儒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又一个叫王太。祖代以卖菜为业,本人“无以为生,每日到虎居关一带,卖火药筒过活。”他却善于下棋,能打败“天下大国手”,可见此人并不平凡。

  还有一个裁缝叫荆元。他既“不贪图人的富贵,也不侍侯人的颜色”,“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就去弹琴、写字、自得其乐,过着“天不收,地不管”的自由生活。他敢于把自己的缝衣同读书写字相提并论,反对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硬把“贱行”提高了地位。

  另外,还有一个戏子鲍文卿。他虽靠卖艺为生,地位低微,但是志行高洁,从不贪图非分之财。他救了向鼎知县,却不肯收受五百两银子的答谢。安庆府两个书办用五百两纹银行贿,托他在太守面前说个人情,他坚决拒绝。他认为靠自己劳动养活自己,是最高尚的,说:“须是骨头里挣出来的钱,才做得肉。”这些正是劳动者的本色,是他的高贵品质。《儒林外史》对种种自食其力人物的热情赞颂,就是对统治阶级以剥削为荣的观念的有力批判。

  通观全书,作者吴敬梓确是善于从平凡的生活深处寻找崇高的事物,从“低贱”人物身上发现闪光的思想的。当儒林寂寞,文运衰颓,市井出现了“奇人”时,作者就把挽救腐朽社会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下层市民身上。这正是此书闪烁着民主思想光辉的地方。

  《儒林外史》对封建社会的批判是有力的、深刻的。但是,为拯救这个“末世社会”所开出的药方,却是回天乏力,甚至是可笑的。他所憧憬的理想社会,还是没有超过中世纪由陶潜虚构的“桃源式”的世界。这是因为吴敬梓生活的时代(清代中叶、十八世纪前期),不可能给他提供更新的出路,只能在封建社会的歧路上徬徨、摸索。但是,应当看到,《儒林外史》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它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思想高度。

  《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同任何其他优秀小说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塑造了大批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全书三十多万字的篇幅中,出现了三百多个人物(有名有姓者二百七十多人),其中主要或较为主要的人物就有五六十人之多,写得性格鲜明、令人难忘的人物,也有一二十人。比如:周进、范进、马二先生、严氏兄弟、匡超人、牛浦郎、杨执中、张铁臂、胡屠户和杜少卿、沈琼枝,以及“市井奇人”等等,都是各具特色的人物。应当说,塑造成功的人物形象,确是,《儒林外史》一书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

  然而,《儒林外史》还有自己独具的特色。主要是两个方面:它的讽刺艺术与结构艺术。

  一、“感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讽刺艺术

  鲁迅曾经对此作过很好的评述。他说:“敬梓之所描写者,……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并指出:《儒林外史》“足称讽刺之书”(均见《中国小说史略》)。的确,它的讽刺手法极富变化,十分多样,就其主要而言,不下十多种。

  (一)让讽刺对象互相攻讦,揭露彼此的“老底”

  两王兄弟同严贡生的互相“揭底”,即是一例。

  王德和王仁借其汤奉取文“不入时目”、没有入帘之事,来讽刺严贡生笔下干枯,没有才气。而严贡生则反唇相讥,说:“才气也须是有法则,假若不照题位,乱写一些热闹话,难道也算是有才气不成?”因为严贡生知道,“二王”在周进“手里考的是二等”生,讽刺他俩笔下都是杂乱无章的。这样,互相揭底,引出了讽刺效果。

  有时互相吹捧,也可取得彼此暴露的效果。因攻击而揭底,是有意识的;而吹捧的主观愿望,当然不在于“揭底”,但往往事与愿违,也会出现不自觉的“揭底”结局,即自然而然地露了底。比如,西湖名士集会分韵赋诗,就是通过相互吹捧而揭了底的。卫体善、随岑庵是两位“衣被海内”的“二十年的老选家”,目空一切,众名士也极端崇拜。谁知这些“名家”诗作中,居然出现了“且夫”、“尝谓”等八股文中承上启下之套语字样,以致连刚学写诗的匡超人,也认为“不佳”。可是,吹捧者却大吹特吹。被捧者的“才气”既然如此,那么,吹捧者的“才情”也可想而知了。相互吹捧得越高,在人们的眼里就贬得越低。

  另外,还有一种原是诚心的赞颂,但实际上是戳痛别人,也可取得讽刺效果如牛玉圃吹万雪斋等。

  (二)用崇高谈吐同卑污行为作对比,显出人物真相

  书中有不少的事例,这里,就拣温州老乡乐清匡超人来说吧。他自许文章选家,名气很大,向牛布衣说:“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桌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牛布衣听了笑道:“先生,作此言误矣!所谓‘先儒’者,乃已经去世之儒者,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称呼?”匡超人还红着脸强辩说:“不然! 所谓‘先儒’者,乃先生之谓也!”牛布衣见他如此,也不再同他争辩了。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婉而多讽”。

  这种把两者截然相反的言行,摆在一起进行对比,产生的讽刺意味特别强烈。对此,小说中曾经写到多处:杜少卿纳妾,偏偏说成“为嗣续大千”;寻男色,又说成是“独得情之正”。秀水县差人,一边标榜自己“我们公门里好修行,……怎么肯坏这个良心?”一边却要向蘧公孙敲诈“三二百两银子”。还有,严贡生原是一个横行霸道的家伙,到处讹诈钱财,拦截猪只,逼占弟妇财产,刻剥家人奴仆,强赖船夫力资,无恶不作。可是,他却自我表彰说:“为人率真,在乡里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至于荀玫的“递呈丁忧”,范进的“遵制丁忧”,等等,无不是采取此法而显示人物言与行之完全违背,从而自然地构成一种绝妙的讽刺。

  (三)突出描绘反面人物奇特外貌,以揭露其灵魂之丑恶

  这也是吴敬梓在小说中所用的一种绝妙的讽刺手段。他常用夸张手法,描写被否定人物矫揉造作的外表,借以暴露内心之虚伪与卑陋。请看,书中“假高人”权勿用,自认具有“管乐的经纶,程、朱的学问”。因此,在打扮上为与“高人”相适应,出现人们面前时,总是“高白夏布孝帽”,表示自己“热孝在身”,是一位读书知理的“孝子”。当他应邀去湖州作客,刚进了城门,这顶“白高帽”却被卖柴的尖扁担挑走了。奇特的穿着,正遇上奇特的动作。这看似作者的一种戏笔,且戏笔成趣。实际上,它有更深的寓意:权勿用之流的装模作样,并不是真心“守孝”! 事实正是如此,当他在娄三、娄四兄弟的宴席上,他先说“居丧不饮酒”,实际上“肴馔还用些”。到后来,他竟被人告发“奸拐女尼”而锒铛入狱。

  (四)让反面人物弄巧成拙,事与愿违,或者陷入困境而当场出丑,或者轻轻点破,令人会心一笑

  这是讽刺艺术的常有手段,在若干讽刺文章中往往见到。《儒林外史》更加比比皆是。比如:在“西湖名士集会”上,喝得酩酊大醉的支剑峰,口称“谁不知道我们西湖诗会的名士!”正在他兴高采烈时,面前却来了“盐捕分府”,立即叫人将这个巡商支锷“采过他来”,并“挝去”他冒充士人的方巾,“一条链子锁起来”。

  又比如,写胡三公子的吝啬性格,用了“轻轻点破”手法,效果挺好。胡三为祝寿者所摆的酒席,“将两席改作三席”,一句话初露了他的悭吝性格;后又用由于胡三“出名的悭吝”而无人肯借地给他饮酒作乐。因为他处处表现着小气:买鸭子,要摸摸肉脯厚不厚?买肉包子,因要三个钱而付二个钱而闹翻;吃剩的“骨头骨脑”,一齐装走,等等。作者就是这样淋漓尽致地把一个“吝啬鬼”形象,惟妙惟肖地描绘了出来。

  (五)用两种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反映人情世态的炎凉

  运用此法进行讽刺,亦可收到奇效。小说中的事例甚多,此只举几例看看:

  范进中举前后,人们对他的态度竟起了急剧变化。这对于势利小人的讽刺,多么辛辣而深刻。你看,当范进还是“穷书生”时,连岳父大人胡屠户,也不时骂他是“尖嘴猴腮”的女婿,而中举后,却口口声声“贤婿老爷”;张举人(一位退职知县),以前,足迹从未到过范进草屋,但中举后,他立即乘轿子来拜,既送银子,又送房子,多么虔诚、巴结!

  再看,梅秀才对于老童生的周进,一直奚落、挖苦。但周进一旦成了国子监司业时,这个梅玖对周进如神一般地敬重了起来。一副当年周进在观音庵教私塾时写的普通对联,现在,梅秀才也要和尚揭下来“裱一裱”,珍藏了起来。

  反之;匡超人于逆境时,逃到杭州,对潘自业“作揖行礼”,见到他“欢喜之极”;潘三还帮他积钱成家。可是,匡某一旦考取了内廷教习,而潘三由于事发入狱,请他去会一面“叙叙苦情”,匡竟然不予理会。

  这种对人的前后态度之截然变化,反映人们的心理状态,深刻揭露了炎凉世态和社会心理。这确是一种辛辣的讽刺,艺术效果极佳。

  (六)用随意点染人物周围事物,或者与过去事物加以联系,从而烘托人物性格,取得讽刺效果

  再举周进、范进为例。他俩均为老年中举,一喜一忧,一哭一疯,这都由于同科举有关之事物,如贡院中的“号板”、报喜的“报帖”等而引发的。周进见了“号板”就一头撞去,不省人事;范进见了“报帖”,由悲转喜,喜极而疯,全靠胡屠户“一巴掌”招回了灵魂。

  又如,杨执中客厅中的一副对联同对联上贴个“报帖”,两相对照,揭露了这个“假名士”的丑恶本相。还有夏总甲、汤六和匡超人等人,都以“吹牛”闻于乡里,也都是从一己之生活所见胡乱吹嘘未见之排场。作者是冷冷着笔,读者却捧腹大笑,取得极佳的讽刺效果。

  此外,《儒林外史》还运用了其他许许多多的讽刺手法。譬如:

  用特写镜头,显露对象的丑恶嘴脸;

  用故意漏写和特意补写(叙),取得讽刺效果;

  用回目与正文两相映照,烘托人物丑行;

  在一目了然同出于意外的强烈对比中,揭露人物之丑恶内心,达到讽刺目的,等等。

  总之,《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是高超的,也很丰富多彩。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什么是讽刺》中说过:“‘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事实,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儒林外史》中的人与事,虽然不一定都是真人真事,但在封建社会末世是常见的,是广泛存在的。因此,它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讽刺的真实性使自己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特别值得人们欣赏的是:它不是由作者直接抖出,而是让人物自己通过情节的发展而流露了出来。正如恩格斯所说,“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恩格斯致敏·考茨基》)

  二、独特的另含深意的结构艺术

  讽刺艺术,是吴敬梓撰写《儒林外史》在技法上着力最大、最多之处,也因此成为该书的一个最大特色,而它的独特艺术结构,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特色。

  (一)那么,《儒林外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

  要而言之,它采用的是集锦式的结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对《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作了这样的概括——

  ……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为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 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而娱心,使人刮目矣。

  这是说,全书没有贯串全部情节的统帅性人物(即中心人物)和中心情节,而是分别由一个或几个人物为中心,其他人物作陪衬,组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各个故事随着有关人物的出现而展开,又随着有关人物的隐去而结束。虽然是长篇,实际上近于许多短篇小说的缀合。因此,我们也可简而言之,称之为:集锦式结构。

  《儒林外史》流传世间,近一个世纪(即从清嘉庆八年(1803)的卧闲草堂本算起)内,很少有人对它的艺术结构有所非难,大约在“五四”运动前后,才有人对这个独特的结构持不同态度。如《缺名笔记》的作者,就曾指责“《儒林外史》之布局,不免松懈,……此其弊在有枝而无干。何以明其然也?将谓其以人为干耶?对杜少卿一人,不能绾束全书人物。将谓其以事为干耶?则‘势利’二字,亦不足以赅括全书情事,则无惑乎篇自为篇,段自为段矣。”(据蒋瑞藻《小说考证》拾遗所引)胡适之在论及《儒林外史》结构样式时所指责的,同上述作者基本相似,且含有更多的贬意。他认为,《儒林外史》还不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因为,《怪现状》的体例虽是散漫的,含有无数短篇故事,但全书有个‘我’做主人,用这个“我”的事迹做布局纲领,一切短篇故事都变成了“我”二十年看见或听见的怪现状。(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在新中国建立后的某些论述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可详见宋云彬的《讽刺小说和<儒林外史>》、刘大杰《<儒林外史>与讽刺文学》和陆侃如《略论吴敬梓和他的<儒林外史>》等)。但近些年来,对《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进行了重新评价,肯定的趋势逐渐占了上风。

  (二)为什么近年来会对它作出肯定的评价呢?其主要理由是:

  其一,文学作品的结构形式,不应当只有一个模式,而应当多样化。

  众所周知,文学作品的情节,无非是展现人物性格、展示人物关系的一种手段,而作品结构,则是为安排情节、表现人物性格的发展过程,从而更好地再现生活和作家对生活的评价服务的。通常的长篇小说,是要通过一个或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成长史来完成的,因而其结构,也就为人物性格发展过程服务。但是,它并非所有的长篇小说的唯一法则。其实,在中外小说史上,就有若干著名小说不是这样的。

  大家熟知的十九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家萨克雷的《名利场》,是其代表作。它的副题就叫:“没有主角的小说”。但这并不影响它具有“不可辩驳的文学和文化历史的意义”。恩格恩就认为它是一部“比较好的英国小说”(《恩格斯致斐·拉萨尔的信》,见《马恩选集》卷四)。

  当有人向列夫·托尔斯泰问及《安娜·卡列尼娜》这部长篇小说的艺术结构时,他答说:“……结构上的联系,既不在情节,也不在人物间的关系(交往),而在内部的联系。”(布罗茨基主编《俄国文学史》下册)是的,《安娜·卡列尼娜》的艺术结构,无论在人物的分类、场景的配置等都采用了对比手法,即将庄园生活的质朴同城市生活的虚伪,作了鲜明的对比描述。这正好反映了作者对当时俄国社会生活的认识与评价。

  俄国还有一位杰出作家契珂夫,对自己的《我的朋友们的生活故事》的结构形式,曾经这样说过:“……我把它写成许多各自成篇的故事的形式,由情节、思想、人物等的共同性而互相紧密结合起来。每一篇故事都有一个单独的标题,不要以为这个长篇小说,是由许多小块凑成的。不,它是真正的长篇小说,是一个整体,其中每个人物都跟整个小说血肉相联,不能缺少。”(《契珂夫论文学》中《写给阿·谢·苏沃陵》)

  俄国优秀的讽刺文学作家果戈理,在《作者的自由》里对此提出了更为明确的看法。他说:“结构必须紧扣一切人物,而不是一个或两个,必须接触到多多少少激动着一切登场人物的东西,每个人在这儿都是主人公。”(见《文学的战斗传统》)

  现在,我们来看吴敬梓《儒林外史》的艺术结构,正像是上述理论的最好实践。它就是“紧扣”作品中的“一切人物”,“接触到”作品中的所有情节。由此可见,《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的确值得珍视。

  其二,那么,《儒林外史》的结构,究竟好在哪里呢?

  如果回顾一下我国若干史书的体例,我们就会看到,《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正是《史记》、《汉书》式的结构,是“列传”的放大。具体地说,它的成就主要有三:

  第一,全书五十六回(解放后通行本均为五十五回),浑然一体。以“楔子”敷陈创作“大义”,塑造“名流”王冕,以“隐括”小说的全文,又用最后的“幽榜”(有人认为原作第五十六回,并非伪作),以回映“楔子”,结束全书,结构十分严整,处处显示其匠心独运。

  第二,虽然没有一个主角贯串全书,但众多人物仍然互为联系,众多情节配置得宜。看来,吴敬梓撰写《儒林外史》这部长篇,其创作目标似乎不是企图塑造一、二个主角,并由他们去让人们经历主角所生活过的家庭和社会环境,让读者从主角的成长史中去认识社会、认识生活,而是由作者直接引导读者从《儒林外史》中去视察与探索他所认识的社会黑暗与社会理想。整部小说的结构,就是在以同士人有关的科举、礼教为中心,以广泛指摘封建末世社会黑暗为主题的指导下,展开全书情节的。因此,它是有着紧密的“内部的联系”,无疑是一部“真正的长篇小说”。

  第三,精心安排了不同人物的登场与退场的方式。书中那许多巧妙安排,不免令人看得眼花缭乱:有的同气相求,有的趋附拉拢(前者如范进,后者如张师陆);有的是闲闲引出,有的又是突然闯进(如杨执中与张俊民);有的无意邂逅,臭味相投,有的故意作合,投其所好(如匡超人与季苇萧);有的是帮助亲友处断家庭纠纷而出场,有的则是见义勇为、替人消灾而登台(前者如王德、王仁,后者如鲍文卿)等等。对于作者理想人物的出场,则更是特意安排,苦心经营,先声夺人。庄绍光的出场和萧云仙的退场等,都是或由正面人物先予介绍、事后追念,或由反面人物引而出动,给予巧妙的侧面烘托。

  总之,《儒林外史》并非用了一二个主角的经历去反映某一历史阶段的社会现实,而是塑造了众多人物形象,来共同完成反映一定社会现实的任务。它的艺术结构,当然要以此为准则,为自己的总目标服务,并使书中的每个人物都能充分展示自己的性格。故而,对每个人物的出场与退场,都作了精心设计,使其有助于总体任务的圆满完成。

  由上可以断言,《儒林外史》这部巨著的结构,在外表看,似乎是松散的,但内在的逻辑联系(包括思想),却是十分严整。正如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文中所说:

  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天下人者; 有依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 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而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 终乃以辞却功名宝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

  吴敬梓是综合了历代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一些特点,经过苦心孤诣的经营,创造了一种崭新的独特的小说结构形式,以适应自己所要表达的特定和特殊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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