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瀚的沙漠上，人们感到一种平凡隐约、不急不慢的丁当声，它们自远而近地划破万里长空。这声音仿佛告诉人们：在这无涯的沙漠中，夜虽阑啊，而人未静。有一些地球上的生物，还在如此不可思议地一脚一脚走在瀚海沙漠中，如此不可思议地行动、前进着，前进着，走不完的天涯沙海。“那是一长队艰苦卓绝、星夜行进的骆驼队的铃声……”它们是如此令人心惊肉跳地给同在沙漠瀚海中安息着的人们，一种负重致远在走不完的沙漠风浪中拼搏前进似的无形的压力!对于敦煌莫高窟的人来说，我们还有一种更紧逼、更尖锐的铃声，那就是挂在莫高窟第九十六窟，修建于唐代的北大像九层楼大佛殿无数窟檐下面的铁马，不甘寂寞似的迎风起舞，打出丁当响声。它们比起走远了的，慢慢消失在茫茫沙海中的驼铃声更急，比悬挂在姑苏城外寒山寺的钟声更乱。只要微风轻拂，霎时间，就使原先是冷冷清清的莫高窟形成此起彼落、万马奔腾的声浪，一下子粉碎了沙漠中的平静，我由此联想到，有多少个不眠之夜的烦恼啊。譬如说：

　　“一个鹊雀的故事”，它发生在一九六二年暮春三月。敦煌已从严寒中跨进了春光明媚的春天，不度玉门关的塞外沙漠上的微风，现在已悄悄来到敦煌，几株垂杨已很快地吐出新绿，杏花也在光秃秃的枝头显露出嫩弱的蓓蕾，招来了冬眠初醒的土蜂，它们忙忙碌碌，迫不及待，闹哄哄地追逐在第一枝杏花的周围，迎接塞外艳阳的到来。转眼间，像闪电一样的太阳，热与光交织成戈壁滩上的艳阳天! 人们换下老羊皮，懒洋洋地站在夏天一般的骄阳下。从上午五时旭日初升一直到下午九时日落西山，差不多有十六个小时的日照。到中午时，骄阳逼使沙漠绿洲中的人们午睡，连羔羊都歪头偏脑，靠在母羊身上睡觉。万籁俱寂。我走上十几年来坚持绿化，从下寺到中寺大路两旁的杨树已绿叶成荫，因怀念故乡杭州而命名的“灵隐路”散步蹓跶。这已是我多年的习惯了。

　　这一天午后，当我跨出灵隐路，散步到中寺后院，在新盖好的汽车房旁边，忽然听到一声好几天没有见面的形单影只的喜鹊的清脆的叫声。它就是解放前一群被国民党军队任意屠杀、劫后仅存的可怜的鹊雀。他们在我初到敦煌千佛洞时，原有一群十几只。那是在一九四二年的冬天，这群鹊雀和麻雀，在戈壁滩上万里冰封的寒冬威胁下，常常到我住的纸糊窗户前争吃纸窗间的浆糊，我才发现这些小动物无处觅食的可怜，从此我就把我们吃剩的粮食和残余的东西放在纸窗前面，它们每到冬天的早晨，总是争先恐后地到我窗前觅食，习以为常。后来有一年，敦煌盖了一座电机房。为了使电机房更好地工作，我们破例从兰州买来了四块两尺见方的玻璃，装在新机房的大门上。这是千佛洞破天荒地用了玻璃来代替纸糊门窗。老乡们看着明亮光滑的电机房门，听着发电机轰轰的转动声，无不眉飞色舞地表示：“千佛洞真是天堂福地呀!”熬了多少年——经常在暗黑的洞窟中模写的同志们得以在明亮的电灯光中临摹壁画了。解放前后的对比，使大家感激得止不住快乐的泪水。这是敦煌第一个安装电灯的天堂福地，电灯的光明的确改变了长年在敦煌的同志们的心情，在我们的心目中起着不可估计的作用。

　　但意外地，在发电的次日，有人告诉我电机房的玻璃昨日中午被打碎了一块! 这是一种“反革命破坏活动呀”! 有人看我惊慌，说：“一定要查处，是谁打破了电机房的玻璃。”我怀疑：“可能是小孩用石子打碎的。”但所有孩子的父母都说，孩子们没有这样做。

　　我是个不要午睡的人。次日中午，在“暮春三月”的午后，如同长夏一般的气候，同志们都在房中小憩的时候，我一个人独自在灵隐路中散步，走过电机房旁边的小溪流水处时，忽然听到一声尖锐的，我非常熟悉的鸟鸣声，在红花盛开的溪边的老杏树前看到一只我怀念着的久已不见的鹊雀，羽毛不整、暴跳如雷地在静悄悄的电机房前跳动。尖锐的叫声和不安的动作，碰在杏树上，一阵阵落下来的杏花瓣，随风飘荡! 我望着它忽地飞上玻璃窗前那一条站不住的窗框，几乎跌下来，于是又飞到树上，碰在开花的枝条上，一阵落英，使它惊慌地又飞到站不住的玻璃窗边，看着玻璃中的自己的影子，它惊得滑下来了!于是又一声惊叫声，在杏花满枝的树枝中跳动了一会，惊叫着，跳着，仿佛预示着要发生什么意外事情似的，说时迟，那时快，出乎意外的一个飞跃，这只发疯了似的可怜的鹊雀，又一次把全身抛射到机房的玻璃窗……“砰”地一声，又一块玻璃被击碎了!像喝醉酒一般的鹊雀，惊叫了一声，向九层楼大佛殿无影无踪地飞去了! 飞去了!! 溪水在流，带着落花的溪在向北流逝……千佛洞还是这样静寂，九层楼的铁马在微风中吹荡，它也仿佛是沙漠中的驼铃，像噩梦一般，我仿佛听到姑苏城外寒山寺的钟声……但这时不是“夜半”，而是沙漠中长夜一般的夏日正午! 落花流水依旧，人，鹊雀……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这只令我不能忘记的可怜的孤独的鹊雀!

　　危岩千窟对流沙，铁马丁当入梦来。每当我回忆起敦煌沙漠的艰辛岁月，耳畔总是要灌进一个撕心裂肺的哀音：“我要死了，求求你们，千万别把我葬在沙里，一定把我埋到土里去吧!”那是抗战的最后年头，兵荒马乱，一位陈姓敦煌所职工病倒在沙漠上，他呼天抢地，声嘶力竭，极端恐惧地喊了整整半天，可怜谁也听不见。直到大漠落日，暮色苍茫，才算遇上了过路人，他紧紧拉住我的衣角，苦苦哀求将他送回兰州，惟恐死在不毛之地的沙丘之中。找遍了敦煌莫高窟，偌大的地方，交通工具匮乏，居然连一辆破旧的牛车也没有搞到，最后总算幸运，牵来了两头瘦弱的小毛驴，驴背上绑几根木棍，就算是救护车了。那人被远途跋涉的架子驴送到了敦煌卫生院。病，终于治愈了，可是那人再也不愿回敦煌了，他的心灵深处留下极端恐怖的阴影。人到晚年，无数的日日夜夜，怀想那一个个曾经朝夕共事的旧友，有的走失，有的作古，尤其是那寂寞难忍、艰辛无比的患难岁月，禁不住让人潸然泪下。道路是多么坎坷，然而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毕竟踏着人生的荒漠顽强地走了过来。

　　前些日子，我因工作关系，回到了阔别五十五年的江南故乡——杭州。在旧居的墙门后，这是一个被人久久遗忘的角落，我突然不经意地瞥见一只小小的门铃。这丁当声声脆的小铜铃，曾给我幼时的生活带来多少天真美妙的幻想啊! 而今，看见它，我犹同拾回了遗失很久很久的最心爱的宝贝，心中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感情。百感交集，喜出望外，我禁不住像儿时那般模样，那般举动，和老伴李承仙一起挥动洗衣的木槌，击响了小小的铜铃……声声清脆，记记骤急，我的思潮遏止不了，它又飞到了那大漠孤烟的敦煌沙漠瀚海，仿佛又听到了那撩人心腑的铁马丁当! 敦煌，我的生命，我的家，我的第二故乡，你比明媚秀丽的杭州还要可爱! 何时何日，我能再走回到你的身边!

　　“丁当! 丁当! ……”晴朗的阳光下，旧居门后那铃铛还在响……然而，此刻我却怎么也不能忘怀月黑风高的敦煌之夜，岁月流逝的风铎之音;在我的人生航道上，它是一种希望，一种召唤，一种象征，倾听这自远而近划破万里长空的丁当声，我感到：时间和空间消失了，我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我年轻! 我有力! “丁当! 丁当……”这不是人到晚年的梦境梦呓，这是发自我内心深处最强烈、最深情的呼唤!……

　　1982年10月，丹桂飘香的西子湖畔

　　常书鸿《从铁马响丁当说起》赏析

　　杏花春雨江南，铁马秋风塞外。两种美丽各有特色，难以轩轾，但对于心有所系的人来说，最挂怀的无疑是始终萦绕在心里的那种景致。常书鸿是有名的画家和敦煌艺术研究者，铁马丁当是敦煌风物，这篇散文是他在杭州旧居回忆敦煌时所作。

　　“从铁马响丁当说起”，事实上，只有文章的开头一段和结尾两段提到了“铁马”。文章的主体部分都是在忆旧，一忆物，一忆人，两者都围绕着敦煌，与敦煌不可分割。之所以从铁马想到敦煌，是因为在作者的心目中，铁马就是敦煌的标志，更具化为“挂在莫高窟第九十六窟，修建于唐代的北大像九层楼大佛殿无数窟檐下面的铁马”，只要微风拂动，铁马就会迎风起舞，使得冷冷清清的莫高窟形成此起彼伏的丁当声浪。“铁马丁当入梦来”的意境也许很富于诗意，但它的前一句“危岩千窟对流沙”却说明了这种诗意美中的苍凉。常书鸿形容这种铁马丁当对于生活在敦煌莫高窟的人来说，是“一种更紧逼、更尖锐的铃声”。在敦煌这样的自然条件下，铁马就像是生活在敦煌的人的一种标志，意味着孤独、不屈，以及在人生的荒漠中坚持下来的顽强。

　　无论是劫后余生的鹊雀，还是唯恐埋骨沙丘的敦煌同事，在作者的心里，都是生存在敦煌的生物。这一物一人在沙漠中的艰辛岁月，都不仅仅代表的是他们个体，而是折射的一个时代一个整体的艰辛而又顽强的生活。

　　可怜的鹊雀最大的特征就是孤独，劫后仅存，本就只剩下它一个，后来又经惊吓，振翅远去，以至于作者再也未曾见到过它。曾经朝夕共事的旧友陈某在沙漠上患病后，惊惶恐惧，只有一个愿望：“千万别把我葬在沙里，一定把我埋到土里。”对于埋骨沙丘的恐惧，听来似乎可笑，却是敦煌莫高窟人真真切切的作为一个异乡人的发自肺腑的惊悚寂寞。而无论是鹊雀的故事，还是陈某的遭遇，其实都是敦煌人的生存折射。

　　巧妙的是，结尾两段，常书鸿一反前文回忆的基调，将时空一下子拉到了现在、杭州，乍看与敦煌似乎毫无牵涉，而经由在杭州旧宅发现的小小的门铃，与首段文字中的铁马联系起来，自然而然地将怀念敦煌的主旨凸显了出来。至此，全文文气浑成一脉，再没有割裂之虞。

　　如果说，文章的首段是一曲拉开记忆帷幕的惆怅之音，中间的回忆是哀愁怅惘的悠长宫调，那么，最后的结尾则一振前文颓唐之气，引入了明快生气的华彩乐章。全篇情感从低潮到高涨，起伏变化，读来只觉余韵袅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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