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高位者乃三重之仆役： 帝王或国家之臣，荣名之奴，事业之婢也。因此不论其人身、行动、时间，皆无自由可言。追逐权力，而失自由，有治人之权，而无律己之力，此种欲望诚可怪也。历尽艰难始登高位，含辛茹苦，唯得更大辛苦，有时事且卑劣，因此须做尽不光荣之事，方能达光荣之位。既登高位，立足难稳，稍一倾侧，即有倒地之虞，至少亦晦暗无光，言之可悲。古人云：“既已非当年之盛，又何必贪生?”殊不知人居高位，欲退不能，能退之际亦不愿退，甚至年老多病，理应隐居，亦不甘寂寞，犹如老迈商人仍长倚店门独坐，徒令人笑其老不死而已。显达之士率需借助他人观感，方信自己幸福，而无切身之感，从人之所见，世之所羡，乃人云亦云，认为幸福，其实心中往往不以为然;盖权贵虽最不勇于认过，却最多愁善感也。凡人一经显贵，待己亦成陌路，因事务纠缠，对本人身心健康，亦无暇顾及矣，诚如古人所言：“悲哉斯人之死也，举世皆知其为人，而独无自知之明!”
居高位，可以行善，亦便于作恶。作恶可咒，救之之道首在去作恶之心，次在除作恶之力;而行善之权，则为求高位者所应得，盖仅有善心，虽为上帝嘉许，而凡人视之，不过一场好梦耳，唯见之于行始有助于世，而行则非有权力高位不可，犹如作战必据险要也。
行动之目的在建功立业;休息之慰藉在自知功业有成。盖人既分享上帝所造之胜景，自亦应分享上帝所订之休息。《圣经》不云乎：“上帝回顾其手创万物，无不美好。”于是而有安息日。
执行职权之初，宜将最好先例置诸座右，有无数箴言，可资借镜。稍后应以己为例，严加审查，是否已不如初。前任失败之例，亦不可忽，非为揭人之短，显己之能，以其可作前车之鉴也。因此凡有兴革，不宜大事夸耀，亦不可耻笑古人，但须反求诸己，不独循陈规，而且创先例也。凡事须追本溯源，以及由盛及衰之道。然施政定策，则古今皆须征询： 古者何事最好，今者何事最宜。
施政须力求正规，俾众知所遵循，然不可过严过死;本人如有越轨，必须善为解释。本位之职权不可让，管辖之界限则不必问，应不动声色中操实权，忌在大庭广众间争名分。下级之权，亦应维护，与其事事干预，不如遥控总领，更见尊荣。凡有就分内之事进言献策者，应予欢迎，并加鼓励;报告实况之人，不得视为好事，加以驱逐，而应善为接待。
掌权之弊有四，曰： 拖、贪、暴、圆。
拖者拖延也，为免此弊，应开门纳客，接见及时，办案快速，非不得已不可数事混杂。
贪者贪污也，为除此弊，既要束住本人及仆从之手不接，亦须束住来客之手不送，为此不仅应廉洁自持，且须以廉洁示人，尤须明白弃绝贿行。罪行固须免，嫌疑更应防。性情不定之人有明显之改变，而无明显之原因，最易涉贪污之嫌。因此，意见与行动苟有更改，必须清楚说明，当众宣告，同时解释所以变化之理由，决不可暗中为之。如有仆从稔友为主人亲信，其受器重也别无正当理由，则世人往往疑为秘密贪污之捷径。
粗暴引起不满，其实完全可免。严厉仅产生畏惧，粗暴则造成仇恨。即使上官申斥，亦宜出之以严肃，而不应恶语伤人。
至于圆通，其害过于贿行，因贿行仅偶尔发生，如有求必应，看人行事，则积习难返矣。所罗门曾云：“对权贵另眼看待实非善事，盖此等人能为一两米而作恶也。”
旨哉古人之言：“一登高位，面目毕露。”或更见有德，或更显无行。罗马史家戴西特斯论罗马大帝盖曰：“如未登基，则人皆以为明主也。”其论维斯帕西安则曰：“成王霸之业而更有德，皇帝中无第二人矣。”以上一则指治国之才，一则指道德情操。尊荣而不易其操，反增其德，斯为忠诚仁厚之确征。夫尊荣者，道德之高位也;自然界中，万物不得其所，皆狂奔突撞，既达其位，则沉静自安;道德亦然，有志未酬则狂，当权问政则静。一切腾达，无不须循小梯盘旋而上。如朝有朋党，则在上升之际，不妨与一派结交;既登之后，则须稳立其中，不偏不倚。对于前任政绩，宜持论平允，多加体谅，否则，本人卸职后亦须清还欠债，无所逃也。如有同僚，应恭敬相处，宁可移樽就教，出人意外，不可人有所待，反而拒之。与之闲谈，或有客私访，不可过于矜持，或时刻不忘尊贵，宁可听人如是说：“当其坐堂议政时，判若两人矣。”
(王佐良 译)
【赏析】
《谈高位》选自《培根论人生》，说的是身居要职的人的心理状态以及做官的学问。培根大半生都在官场中沉浮，对此深有体会。此文开篇谈到了身居高位之人所受的来自责任的压力和来自名利的束缚。既然培根对做官的坏处有如此深刻的认识，我们不难想象他是抱着怎样的心态去从政的。文章大部分的篇幅都在教人如何做官，这也是培根宝贵的人生经验和生活思考的一部分。对一般人而言，未必人人都会做官，但如何为人处世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人生哲学。虽然培根的目的在于教人如何做一个成功的高官，有钻营之嫌，但我们也能从中看出他开明的政治思想。
我们很难将一个潜心于哲学和科学研究的人与一个汲汲于名利、追求荣华显贵的人联系在一起，但培根就是这么一个人。做官对于他来说也许不仅仅是一个谋生的手段，但哲学家也不是圣人，事实上，就在《培根论人生》这部随笔集中，有一些篇章也能让我们看到培根的另一面——实用主义和无原则的机会主义。在《论野心》、《论韬晦》等文章中叙述的做人之道，实际上是典型的市侩哲学。在《论帝王》、《论强国之道》、《论叛乱》、《论贵族》等文章中，他站在宫廷御用政治家的立场上，向君王介绍统治经验和权术。诗人布莱克曾把这种篇章批评为“贡献于魔鬼王国的嘉言和忠告”。还有的批评家讽刺培根此书中的市侩哲学是“登龙术的研究”。这些篇章，当然是糟粕。但对于研究培根及英国17世纪思想文化，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尽管培根是个长期从政的高官显贵，但他又是一位真正的现代哲学家。他的整个世界观是现世的而不是宗教的(虽然他坚信上帝)，他是一位理性主义者而不是迷信的崇拜者，是一位经验论者而不是诡辩学者。在政治上，他是一位现实主义者而不是理论家。他那渊博的学识连同精彩的文笔与科学技术相共鸣。我们不能假设如果培根没有从政，在学术上将会有怎样更加伟大的成果，因为这就是培根，一个身居高位的学者。
(徐杏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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