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工作越来越困难了。所谓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讲话，我的意思是说我感到写作越来越困难了。然而，为了能够生存下去，总得要干些事情。但是，我已经写了一辈子，现在已经到了极限了。不过，我还远远没有枯竭。我觉得受到压抑。我还要叙述的一些事情是那样地使人感到痛苦和难受，以致我觉得要写下去，非尽一切可能不可。“写了到底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在始终折磨着我。但是，如果我不写，那就要比写还要坏。表面上，我应有尽有。实际上，我已经没有什么目标了。我总是在干这样的事，那就是沉浸在我的苦恼之中。酒精可以使我摆脱，但为时很短，而且它只会更加使我觉得悲剧的普遍性。我的朋友C.对我说生活就是一场恶梦。恶梦所做的一切是残忍而平凡的： 出生和死亡，杀戮和灭族，地球和宇宙的灾难，苦役犯监狱和压迫，暴力和恐怖——对所有这一切，我们早就知道了。然而，人们还生活着。几千年以来，我们好像屈从于这样的条件;对于这个条件，我们也许不应当再忍受了。但是，越来越认识到世界难以生活下去的人类，难道不应该自杀吗?即使人们生活在安静之中，难道衰老不也是一件不能接受的事情吗?当C.断言说一切只不过是场恶梦的时候，他是带着高兴的心情说的。他是一个科学家，一位客观的智者。他清醒而理智地发表了所有这些观察意见。他并没有什么体验。至于我呢，远远超过了观察，我是感觉到的。不仅如此，而且我是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了。对于C.一切都是可言的，他一旦讲了，就继续生活着，好像什么事也没有。而对于我来说，一切则是不可言的。我所使用的词语都是简单而平庸的，它们不能表达出这个深刻的、真正的苦恼。令人觉得有些反常的是，这种苦恼是只有文学中诡谲的、纯化的技巧才能给以表达。我陷入了不可表达之中。
确实，人类是想要自杀的，但是它不是真正地想自杀，它只是一半地这样想，——这就是为什么会发生战争、轰炸、一些人迫害另一些人的原因。人类是又想自杀，又不想自杀。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拥有毁灭一切的手段的。由于错误，由于神智清醒的错误，由于失手，或者在集体失望的时候，这种毁灭也许是会发生的。
我曾经一直追求着虚假的目标。青少年时期，我追求的是绝对，我不知道是什么启蒙的力量，我不知道是发现了什么隐藏着的、令人鼓舞的、非常明显的东西，使我一头扎进了文学。为了弥补才智的不足，我追求并取得了较为容易的东西，那就是一种荣誉，一种名声。我一直知道那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是徒劳的，知道“真正的生活是在别的方面”，——如果存在一种生活的话，那么真正的生活也许是在别的方面。我在文学上的成功，从来也没有填补过我的期待，消除过我的失望。成功只是把它们隐藏起来罢了。可是，我是那样地期待着取得被人们称之为徒劳的文学上的成功。如果我取得了，我蔑视它。如果我没有取得，我为之感到痛苦。
人们说我拥有使我能够幸福的一切： 一位妻子，她非常忠诚、优雅，她为我的幸福可能会献出她的一生;一个女儿，她比我更有学问、更加聪明;舒适的生活条件。然而，我有着一种强烈的情感的欲望。这种强烈的情感的欲望，爱情的欲望，它当然也是隐藏着对另一个人爱情的欲望的东西。在我的生活中，如果有太阳的话，那么我的妻子和女儿就是阳光。如果一位朋友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也会使我在一些时间里感到精神振作。同样地，如果电话中传来一位青年女子的声音，也会使我产生上面的情况，因为如果一个女子给您打电话，那就说明您还没有老，说明一切都还没有完结。
我无法协调我的想法，无法把我的情感概括出来。在动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曾经觉得是能够更多地讲一些东西的。然而，一切突然停了下来。如果我没有能把一切都讲出来，那么主要是为了不想使我的亲人们感到痛苦。现在，我是很想把一切都讲出来的。但是许多年以来，我养成了一种自我审查的习惯，它是那样的强烈，以致我对一些事情只能缄默不语。对所有的事情缄默不语，——或许以后我也是能够做到的，是能够以一种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方式做到的。
早晨是很难过的。每天早晨总是不想爬起来，我得不断去强制自己。对于这种社会生活，再没有别的要求了。除此以外，就再没有别的什么愿望了吗?要有点优美，如果生活中没有点优美，那是不能接受的。他们都在干什么呢?他们在生活着。为了活着，他们在怎样干呢?我是想说，为了死掉，他们在怎样干呢?然而，在我的周围，并没有许多愉快的面孔。但是他们在工作，而我呢，却只是在写作，只是在自寻烦恼。那些工作的人，晚上幸福地回到屋里，幸福地休息去了。但是，我总是在休息，却又从来没有休息。我从早到晚，除了有些时候稍许和缓些以外，一种厌烦始终压得我透不过气来。为此，我得在白纸上涂来涂去。我也不知道哪一种到底更好些： 是写作，还是自我烦恼?
我经历过一些时刻，那时我对一切都无动于衷。有时，我到一些人的家里去，人们在谈所有那些我一生都在关心的东西，所有那些我直到昨天都还在关心的东西： 绘画、文学、戏剧(但是我对戏剧从来也没有真正感兴趣过)，甚至对政治也是如此。但是，这种无动于衷远远不是智者的无动于衷，智者的无动于衷是冷静的。而我呢，我对一切事情、对人们所说的一切都是无动于衷的，这种无动于衷是忧郁的，是阴暗的。这不是无动于衷，这是一种冰冷的、苦恼的厌烦心情，它比深渊还要深。可是去年，我在动了手术之后，有两个月是过得很幸福的，我觉得活着就是一个奇迹。我觉得不受苦就是一个最高的奖赏，世界是透明的、澄清的。我肯定是度过了一些像人们说的消沉，或者像人们过去说的萎靡的时刻。我记得去年夏天，我曾站在一只船的甲板上，看着以前经常使我觉得赏心悦目的蓝色的大海，但那时在我看来，它只像是一潭泥浆和黑水。
为了排遣这种致命的苦恼，我知道得很清楚自己应当怎么做。要年轻些，要有情感。总之，使我恼火的不是如何活下去，而是如何不活下去。
或者，要不然就回到童年的时代。
过去，有一天夜里我做过一个梦，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梦中，我到了机场。我要乘飞机到另一个机场去，它在城市的另外一边。要到那里去，不仅自己没有汽车，而且既没有地铁，也没有出租汽车，我得徒步去。我走过一条条通道和地道，顺着城市边上的沿河公路走着，总是沿着一条河——也许它就是塞纳河吧——和一些铁轨走着。不时，来到一个个十字路口，那里的房子高而阴暗，不过都是些死胡同。要穿过一些工厂，一些类似工厂的地方。那里的人们很匆忙，一副工作的样子。我得越过一堆堆的大桶，一堆堆奇怪的机器。它们好像是些轮转印刷机。我时而发现一条走廊，它把我引向一扇门，但当我把门打开时，却看到立在我面前的是一堵墙。我折回来，走到了另一些门的前面，不是这些门只通向没有出口的房间，就是我又撞上了另外一堵墙。有一阵子，我意识到自己是在做梦。我对自己说应该醒醒，不要继续做恶梦了。“人们”对我说： 您没有必要醒来，那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醒来仍将是那么回事。您现在应当另找一条出路，您无论如何要从头开始。确实，在攀登了一些梯子之后，我来到了一处开阔的地方。我暗自说道： 这简直是不可能的啊!这些看守者不会让我出去的。尽管如此，我仍然向出口跑过去。因为我发现了出口，看守者就不能拿我怎么样了。我奔跑着。看守们看着我，他们一动也不动，只是摇晃着胳膊。我出来了。来到了一片田野，一条大路，空间好开阔啊。我听到了有人发出了胜利的呼喊声：“尤奈斯库走上一条宽广的大道了，他走上宽广的大道了。”
我醒了。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我在清醒的睡意中重新推敲过的我的愿望的表示呢，抑或是某种显示?这几个星期，我就等待着答案。
我陷进了黑暗里。在一片黑暗之中，只有些微弱的光线。如果我经过大街，如果我看着人们行走，我就觉得他们只是些影子。在我的周围，只是一些游走的幽灵。这是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我觉得生存是不真实的，乌有不是比生存更为实在吗?我总是期待着优美，多么漫长的期待啊。但也可以说是短暂的，因为我们生下来还没有那么长久嘛。只有优美可以使人觉得、使人确信世界是实在的，是具体的。我倒是觉得，日常的现实是没有实在意义的，是悬吊在虚无之中的，而只有超感觉的现实才有着丰富的内容。
是的，我溜达着，我看着这些景色，我对自己说这不是真实的，它只是些幻觉，只是些光线的痕迹，只是些随时都会解体的形态。
还有些活人，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请求，但是向谁请求呢?我请求让我重新得到已经去世的双亲和朋友。不久以前，我有几位朋友死得很突然，两个自杀了;第三个睡下去，就没有再醒过来。另外，我还有三位朋友得了可怕的疾病。我单独一人去过一片巨大的墓地，踯躅于陵墓之间。我是一个人吗?不，R.拉着我的手。她是有力的，勇敢的。没有她，我会变成什么呢?我的衰弱倒使她产生了一种力量。
人们可以，人们定将把这种阴郁的气氛归因于消沉。但是，消沉是有道理的。一个“智力”健全的人是在自己欺骗自己，他不想这个，把它忘掉，没有意识到……除非他不大明白，除非他没有感到受着支撑，没有感到世界是被用一种超现实的神圣的柱子支撑着的。这就是优美： 感到从根本上、精神上和超感觉上来说，世界是实在的和充实的。对于超感觉的现实，如果没有或者连一半也没有意识到，那么一切就都是渐趋消失的，世界就不是物质的，就不是具体化的。
可是，这个世界既然是使人感到抑郁的，那么它就是现实的。继而，我又觉得它蒙着一层薄纱，隐约闪现着一线颤动的微光。
我的思想并非总是处在这样的状态的。但应当说，我常常是这样。不管怎么说，处在我的意识或者无意识的深处的，是空虚。
过去我所干的一切，今天我的一切活动，都是建立在乌有的基础之上的。爱情可能会使您活下去。但是，它会不会是一种麻醉剂呢?
当我们向人们提出比较严肃的问题，当我们真正地问到他们本质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人要为人人活着，那是很困难的。我碰到了M.，我对他叙说，我几个朋友的死是在何等程度上使我面对了真正的现实： 非现实。当他们一个个在我们身边倒下去的时候，我们怎样还能站得住呢?“应该尽量做到不要在乎这些，”他对我说。“或者，如果还有些事可干的话，那就去工作。要不然，就去画画。”这真是些令人沮丧的办法，因为我觉得工作更加痛苦，还不如让自己在闷闷不乐中化为乌有呢。严肃是多么令人难以忍受啊。我反对一切的禁欲，只有这样，我对生存才能忍受。J. J.刚刚动过一次困难的手术，但他却显出异常的幸福。在等待做手术时，他想他能够有过一次生命，而且不管怎样还是生存过的，那就是很幸福的了。他曾经生活过。至于人们是否将会忘掉他，那关系不大。对他来说，曾经生活过就心满意足了……
我得去参加一次会议，同法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和东欧国家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在一起。这是一次讨论意识自由的代表大会，我要在会上发言。意识的自由?有什么用呢?今天，我对一切都已经无动于衷了。
这些老的学者，这些对文化充满兴趣、在法兰西语文学院②里讨论给一个词汇下定义的学识渊博的人，可那是法国，是法国文化使他们活下去的。知识，思想——这是一副还相当结实的骨骼。在智力上，法国有一副结实的骨骼。酒精和色情可以说是最后的屏障，它们掩盖了我的虚无。但是这些学者们，他们有文化，文化使他们活下去，他们有这个就觉得够了。他们要活下去，不再需要其他的东西，不需要酒精，不需要情妇，只需要严肃的科学。这完全像修道般的。当然，还需要友谊。
自1850年至上一次战争③以后，除了有几个例外，比如波德莱尔，他就害怕腐败甚过虚无，可以说在法国文学中是不“存在”死亡的。然而，左拉是被死亡搞得不得安宁的，比如娜娜的垂危就突出地表现了萦绕在他脑际的念头。但是大家都只是把他当作一个社会作家。如果没有社会，那么法国文学就全是爱情的心理分析了。人们偶然地死于爱情，死于随便任何一种疾病，在战争中也不是战死的。可以说，人们过去仅仅研究死亡的社会方面，死亡是外部的。只是到了将近1945年时，死亡才开始内在化，它是不可逃避的、本质的明显事实，并非是偶然性的。普鲁斯特想到了死亡，所有大的作家都明显地想到了死亡，但是他们——普鲁斯特也是一样——只注意到生存的戏剧性的一个方面，只注意到它的豪壮的性质;如果您是一个社会主义作家的话，那还会发现它的可鄙的性质。色情和政治要明显得多，它们比死亡显得更加真实。确实，现在还有这样的一批人，他们是搞政治的，是吃政治饭的。但是，对于死亡、历史和人类的末日的看法，已经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子里，它们变成了真正的、本质的明显事实。
R.和我，我们俩互为依靠，也互为苦恼。夜里，我们蜷缩在一起。这就叫保护。
尽管如此，虽然我苦恼，但是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要继续写作，我每天早上就要重新开始，我仍然要干我认为是我的义务的一切。
既然我是无知的，我就不能、我也不应当去对一切加以评论。我也许是有一切理由高兴的。我只能充满信心。
(李化 译)
注释：
① 本文译自《一个成问题的人》(法国加利玛出版社，1979年)。
② 法兰西语文学院的主要任务是整理词典资料，研究语法。
③ 指第二次世界大战。
【赏析】
在反复的自我追问和折磨中，尤奈斯库记录着他的文学创作立场和世界观。作为荒诞派戏剧的重要作家之一，尤奈斯库的创作始终围绕着“世界的虚无，生存的无意义，人类的孤独绝望和人与人无法沟通”等主题进行，因而作家常常陷入无限夸大的荒诞和空虚的情感之中。
其实，尤奈斯库对世界悲观的认识是随着生活经历的丰富而不断变化着的。起初，尤奈斯库是以先锋派作家的身份站在演讲台上，高呼着“反对”和“决裂”。那时，他把创作看作一场战斗，但他却是坦然的。他毫无顾虑地认为：“活着有什么作用呢?就是为了活着。”“一朵花有什么作用呢?就是一朵花。”“一棵树就是一棵树，它要成为一棵树，用不着得到我的许可。这棵树不会产生是不是这样一棵树的问题，不会产生让人承认它是棵树的问题。它不去进行自我表白。它存在着，并用它的存在本身来自我表现。它不企求得到理解。”后来，这份自信和坦然不断地受到其虚无、荒诞思想的质疑和排挤。于是，在他的创作后期，尤奈斯库越来越体会到一种焦虑和迷茫的情感。他不得不找寻着对世界的合理解释来安定自己躁动的心灵。可最终，这把他推向了一片迷雾的丛林。尤奈斯库不能再简简单单看待存在的问题了。这已远远超出了创新文学形式的范围。虚无、悲观和荒诞的混合物开始侵蚀他的思想与生活。“就是一朵花”、“就是一棵树”，这样的认定已经不能使他心平气和。这朵花和这棵树是真实存在的吗?还是仅仅是我们的幻象，最终也只能落入可悲的虚无之境?是不是还可以想当然地告诉自己“我就是活着”呢?无动于衷的生活和死亡又有什么差别?
世界的不可理解和对生活的重重怀疑使尤奈斯库的创作“越来越困难了”。他厌烦于毫无意义地在白纸上涂来涂去，更懊恼于停止创作后不可抑制地自寻烦恼。尤奈斯特在文中慌张地描述着自己的迷茫、彷徨、空虚和无奈。他显得不知所措，并且已经没有办法享受现在的“幸福”了。即便回到梦里，也发现路的前方是一堵墙。他无法分清什么是现实存在，什么又是非现实。
说实在的，又有谁能确切划出现实与非现实之间的界限呢?很多时候人们不过是生活在非现实的自欺欺人之中，并且全然不知。可悲的是，支撑生活继续下去的竟然正是这些超现实的感觉和想象。尤奈斯库开始深信这一点了。于是他用非现实的创作来影射眼中的世界，并用它来逃避一心追求的“意义”和“真理”。可这并没达到他所期待的解脱效果。写作并不能宣泄深埋心中的空虚和不安。他逐渐发现，在这荒诞的世界中，“语言永远是支离破碎面目全非的，文字落地如石块如死尸”。无论他如何努力写作，语言和文字都已经无法表达出人心真实的意图。他更加相信人和人之间永远无法产生心灵的沟通和融合。随后，尤奈斯库选择了缄默，甚至渴望放弃意识，成为一个无动于衷的人。沉默带来的却是深深的无奈和自嘲，“这种无动于衷是忧郁的，是阴暗的。这不是无动于衷，这是一种冰冷的、苦恼的厌烦心情，它比深渊还要深”。
事实上，真正使尤奈斯库苦恼的不是语言而是世界。在他认为一切都无需解释时，他内心充满了对自己和对世界的信心。在他用最单纯的词汇来把语言和现实世界中的实物的指涉关系清楚表达出来时，存在物还是以一部分本真见于人前，至少在他心里是这样认为的。而生活逐渐模糊了他的视线，动摇了他心中的世界，或者说让他看清了自己原先的单纯和幼稚。究竟是语言支离破碎，还是人们真心交流的环境已支离破碎了呢?为何人们甘愿异化并无动于衷?现实世界与他心中所建构的世界之间的疏离越来越大。更多的困惑和对意义的思考便诞生了。
尤奈斯库在苦闷和虚无的深渊中挣扎，但我们可以感受到这背后是对荒诞的忧虑与对生存意义的急迫期待。因无能为力而无动于衷，也因太过在意而无动于衷。只有对人类生存处境怀着极大关怀的人，才会甘心让自己陷入这片愁云惨雾。尽管对世界悲观的认识将他囿于一种荒诞的内心世界，我们却在那仿若反复折磨着自己的文字中，深切体会到他的焦虑和悲哀。尤奈斯库不能像一些科学家那样带着高兴的心情陈述“一切只不过是场噩梦”。这些人就像是卢梭所说，“他们一心想比别人博学，研究宇宙如何协调，就如同他们发现的某个机器似的，纯属好奇。他们研究人类的本性是为了高谈阔论，而非为了了解自己;他们学习是为了教训别人，而不是为了启迪自身”。尤奈斯库恰恰和这些人相反，“无动于衷”、“空虚”、“荒诞”都仅仅只是一种文学立场和表象而已，我们要看到的是藏在他内心深处的，对世界和人类的忧虑和关怀。虽然1983年在答《新观察家》杂志社采访时，尤奈斯库说自己仍生活在“一个彼此不能理解的世界，一片混沌中”，说“写作仅是一种习惯”，我们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他的文学让我们识破这个空洞的世界并获得寻找新生的渴望。可以说，这份伴随作家大半生的忧虑和关怀正是他文学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发现虚无是警醒的必要前提，在此之后才可能获得超越的决心和勇气。忧虑、惶恐不正是尤奈斯库的思想给予我们的馈赠吗?“从今以后，值得人们反对的唯有上帝了。为什么他只给我们这样有限的才智?为什么他不让我们构想出有限和无限?”事实上，无须无限的才智和天赋，在一代代人文者的关怀、继承和创新中，我们就可以发现虚无的价值。
(邢 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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