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研究》是童丕绳教授的遗著。丕绳教授名书业，浙江宁波人，生于1908年5月26日，卒于1968年1月8日， 是知名的有成就的史学家。
我认识丕绳教授已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记得在1934年，我收到他从杭州寄来的文稿《虞书疏证》，又在《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上读到他对我所著《尚书研究讲义》第一册的评论文章， 才知道有这样一位只念过几年古书、连中学也没有正式上过的青年学人。当时他在浙江图书馆印刷所当校对员，我因赴杭州省亲之便，邀请他到北京协助我从事古史研究工作。第二年他如约来北京，代我编纂了《尚书通检》，和我合写了《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墨子姓氏辨》、《夏史三论》、《鲧禹的传说》、《汉以前人的世界观念与域外交通的故事》等论文。我主持研究我国历史地理的禹贡学会，请他担任编辑，给《禹贡半月刊》编了一册《古代地理专号》。我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讲春秋史，所用的讲义也是请他代写的。可以说，抗战前几年我在学术上做出一些成绩， 和这位好助手的劳动是分不开的。
抗战开始，我们先后离开了北京。我到大后方， 他因家累到上海，在吕诚之(思勉)先生主持的光华大学历史系任讲师，讲中国历史地理， 写了一册《中国疆域沿革略》 (1946年开明书店出版)。同时，继续我的工作和吕先生合编《古史辨》第7册(1941年开明书店出版)。我一度在成都齐鲁大学负责国学研究所的工作，请他遥领名誉研究员，嘱他把《春秋史》讲义重加修订，正式署上他的名字，作为国学研究所的专著(1946年开明书店出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到宜兴张渚镇、常州横林镇等地教中学，和后方通信困难。抗战胜利，我回到苏州老家， 才和他重新见面。我老家房屋多，他的夫人和孩子就住在我家，他自己在上海博物馆担任历史部主任， 兼任光华大学和无锡国专的教授。这时内战爆发， 知识分子生活极度困苦，很难开展有计划的研究工作。
解放后，他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 我也到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党和人民给予我们很大的信任， 工作条件优越得多了。只是难得见面， 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朝夕相处，得共同研讨商析之乐。我多年来积存了近百册读书笔记， 要人帮助整理， 他比我小十多岁， 对我的学术思想又了解， 自然是最合适的人选， 想不到他竟会先我而逝， 今天转由我来为他这部遗著执笔撰序。
丕绳教授这部遗著是他晚年写成的。《春秋左传考证》1965年动笔，1966年5月完成， 12月改定。《春秋左传札记》则在1967年下半年以更短的时间写出初稿。这时离开他逝世只有几个月， 由于社会上的大动乱，他的健康状况已弄得很坏，没有精力再对《札记》作字斟句酌的润饰。他把这个任务交给在西安的长婿黄永年同志，永年同志在同样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这一工作。1973年，他的夫人把《考证》稿寄至我处，永年同志也寄来了经润饰过的《札记》原稿。以后由我介绍给上海人民出版社张志哲同志。出版社把《考证》、《札记》合为一册，题名《春秋左传研究》， 又请山东大学历史系徐鸿修同志进行了些整理。黄、徐二位， 都是丕绳教授的学生， 他们对丕绳教授的学业熟悉， 改笔除在文字上作润饰外， 内容没有变动。
研究古史是丕绳教授生平的主要事业。前面讲到的抗战期间写成的《春秋史》，是他早期研究古史的专著， 已体现出很深的功力。当然从今天的要求来看，这部书还不能尽如人意。一是写这部书时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在观点上难免有问题。再则撰写时过多考虑文字的流畅，一般不引史料原文，而把原文改成白话融化在记叙之中，不熟悉古书的人读起来往往不知其讲述之所依据。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当时他本想另写一部《春秋考信录》，提供春秋史的史料并加以考证。1966年写成的《春秋左传考证》可以说实现了这个夙愿。不过《考证》的范围内容较之当初计划撰写的《考信录》 已有所变动。《考信录》只考春秋部分。《考证》所及， 则如后记中所说， “举凡古史传说、西周史事、春秋大事、西周春秋之经济、政治制度及文化形态之大概， 皆大致完备， 并附以若干古代地理之考证”， 因为古史传说和西周史事的较原始史料仍以见于《左传》者为多，运用《左传》等记载才有可能把古史传说和西周史事考证清楚。所以这部《考证》实际上是丕绳教授生平研究古史的一个总结。这部《考证》史料引用得比较多， 写得比较详细， 到1967年，他考虑到还可简略一些，史料只引用重要的、典型的， 其余最多注出书名、篇卷， 不列举原文，主要是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出来，凡属于常识性的都可从略，于是重写了《春秋左传札记》。《札记》第一卷是系统地考证古史传说和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 第二卷则是若干专题的考证。这《札记》和《考证》一简一繁，各有所长。读者可先看《札记》，得其概要，欲更求其详，则再看《考证》。
丕绳教授这部遗著， 我细读了一遍，我认为有几个显著的优点：(1)系统、全面，正如《札记》例言所说“保存太古传说、西周春秋史事之完整体系”。一部考证性的著作做到这点是极不容易的，这不比编写讲义教科书可以承用别人的陈说，每一条都必须经过自己的钻研，提出自己的见解。因此考证著作通常只能考证某几个方面，解决某一些问题，像丕绳教授这样从古史传说到西周春秋史事作出系统全面的考证过去还不曾有过。(2) 当年吕诚之先生给丕绳教授《春秋史》写的序言中说：“考索之精，去取之慎，盖未有逾于此书者。”这个评语完全可以移赠给丕绳教授这部遗著。研究过古史的人都知道，古史的史料是既多且复杂的，搜集固不易，鉴别更困难。丕绳教授这部遗著正好承担并出色地完成了这项艰巨的工作，把浩繁的史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按专题汇集到一起，并且提出审慎精到的看法。使后来的研究工作者不致无所适从，事倍功半。(3)过去研究古史传说的人比较多一些，研究西周史的也有一些，研究春秋史的则寥寥无几， 多年来除丕绳教授的旧著《春秋史》外还不曾有过第二部专著。而这部遗著较之旧著《春秋史》可以说是“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尤其春秋后期社会经济的变化、宗法封建的解体、列国政权的转移等重大问题，都是前人所不甚了了，而这部遗著首先提出并解决得比较好的。这些都是丕绳教授60年代的新收获。丕绳教授所以取得这些可喜的新收获，很大程度要归功于他多年来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想深入解决社会经济、宗法封建这类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从这点来说，这部遗著已经冲破了旧式考证学的樊篱。
丕绳教授治学的范围是广的， 除古史外， 在其他学术领域里还做出过不少成绩：(1)在古史研究的同时， 对古代地理主要是春秋时期若干国家和国都所在地的研究， 有关论文已汇编成《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 《春秋左传考证》第一卷的“春秋地理之部”就是这个论文集的缩本。(2)抗战前在北京时， 对宋金和战问题、明末农民战争问题的研究， 写有论文《李自成死事考异》。(3)解放后，结合教学工作， 对中国历史分期、古代东方史和中国手工业商业史的研究，除单篇论文外，印成专书的有《古代东方史》讲义(1955年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出版)、《古巴比伦社会制度试探》论文集(1957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4)解放后， 对先秦诸子思想的研究， 以论文形式先后写出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的思想研究， 合称《先秦七子思想研究》。(5)抗战前就开始的对中国绘画史的研究， 和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博物馆任职时对中国瓷器史的研究， 后者在解放后印了一册《中国瓷器史论丛》 (195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前者有论文《中国山水画南北分宗说新考》、《没骨花图考》以及解放后正式刊印的专著《唐宋绘画谈丛》(1958年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出版)。丕绳教授既兼擅山水画， 对艺术是内行， 同时又是作风谨严的史学工作者， 因此能排除伪画、伪器和相沿伪说的干扰，根据可靠的文献、实物为国画和瓷器理出比较清楚的发展线索。丕绳教授自己也很重视这方面的成绩， 在60年代又写了一册《南画研究》和三卷《中国美术史札记》，后者的写法和这部《春秋左传研究》相似，是对画史、瓷器史研究作一个总结。《南画研究》去年已在《中华文史论丛》上发表，希望《美术史札记》也能早日付印公世。
丕绳教授不仅学问精博， 而且有惊人的记忆力和理解分析能力。重要的先秦古籍包括诘屈聱牙的《尚书》在内， 都能背诵如流。这些古籍里某个词出现过几次他不用查可以立刻告诉你。近人的学术论著他看过一遍就能历举其主要内容和论点。如果不是林彪、江青之流掀起这场大动乱对他身心的打击，使他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肯定在今天能为我国的史学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
1980年7月于北京
(《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
赏析 顾颉刚先生的序，说它是一篇人物传记或纪念文章都无不可。在序文中，顾先生对童丕绳先生既论其人，又说其事、其书，读后我们可以对童丕绳这个人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同时这部书是童氏的遗著，其本人又是顾氏的助手，二人相交甚深，文中悼念的味道也多一些，这一点从其字里行间不难体会。顾氏是以当事人的角度来叙说的，这无疑增加了序文的史料价值。童氏是一位“知名的有成就的史学家”，但人物传记辞典不见收列， 《中国大百科全书》也未收入。
顾氏序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讲述了他和童氏解放前后的交往;二是关于《春秋左传研究》这本书的情况;三论述了童氏的学术成就及其学术地位。第二、三方面的内容相互交插，不可分割。顾氏是一位史学家，这篇序文给人的“史”的感觉也是很强的，那均是童氏的学术史料，注重史料的钩沉和梗概，注重史实的明晰和准确，从其所记明确的年月时日我们不难体会到这一点。我们说这篇序文可以看作传记或纪念文章，这或许便是它的别致之处。同时它又是《春秋左传研究》这本书的序， 不是他本书的序，这无形中会产生一种表达上的限制，但顾序并未受这种限制的制约，论人时又论书，论书时兼论人，构成了血与肉的关系，如水乳交融，让人感觉人和书都很厚实，并未厚此薄彼。
顾和童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伯乐和千里马的关系，童最初只是印刷所的一名校对员，可能顾发现童与他之间有一种学术上的理解与默契——这一点在序文中不无透露——便把他约到北京合作古史研究工作，这应该是童学术生命的开始。顾先生这种对后学及时发现和提拔的风范至今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尤其在学风严重衰弱的今天。顾先生在序文中说：“抗战前几年我在学术上做出一些成绩，和这位好助手的劳动是分不开的。”顾先生不隐恶，不掠美，从中可以看出顾先生史学家的操守和谦虚博大的胸怀。文风即人风。
这篇序文语言平实，纯朴，它只是用一种“天然去雕饰”的语言叙说“天然去雕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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