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果然如郭嘉之所预料。据《三国志·先主传》及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出征乌丸，刘备劝刘表偷袭许都，刘表不干(先主说表袭许，表不能用)。等到曹操从乌丸王踏顿大本营柳城(今辽宁省朝阳市附近)班师时，刘表才后悔，说不听刘备的话，失去了一个大好机会。刘备只好安慰他说，现在天下大乱，战事频仍，恨不得天天都要打仗(日寻干戈)，机会嘛那还多得很。如果今后能够迅速反应(应之于后者)，这一次也不算遗憾(此未足为恨也)。其实刘表哪里还有机会?曹操平定三郡乌丸以后，很快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他;而他自己还没有来得及和曹操交锋，就见上帝去了。

　　曹操接受郭嘉的建议，不理会刘表，率军北上，五月的时候到达了易县(今河北省雄县西北)。这时，郭嘉对曹操说，兵贵神速。现在我们千里奔袭，辎重多，速度慢，难以迅速取得胜利。一旦走露风声，对方必有准备。不如留下辎重，日夜兼程，打他个措手不及。曹操然其计，率轻兵来到无终(今天津蓟县)，然后在当地名士田畴的导引下，抄小路经徐无(今河北省玉田北)、卢龙塞(今河北省喜峰口)、白檀(今河北省宽城)、平岗(今河北省平泉)，登上了距离柳城只有二百多里地的白狼堆(今辽宁省布佑图山)。这时乌丸王踏顿才知道曹军来了，仓促应战，结果兵败被杀。袁尚和袁熙也只好远走辽东，投奔公孙康。

　　看来郭嘉确实料事如神。所以，《三国演义》便把这场战争最后的胜利也归功于他。这个故事我们前面讲过，就是破乌丸后，曹操按兵不动，并不急于去消灭投奔公孙康的袁尚和袁熙，而是等着公孙康把这两个人的人头送来，公孙康也果然这么做了。这原本是曹操自己的决策，《三国演义》却说是郭嘉的“锦囊妙计”，谓之“郭嘉遗计定辽东”。《三国演义》这么讲，固然是不想让曹操太风光，但同时恐怕也因为郭嘉实在谋略过人。

　　事实上，罗贯中的移花接木也不是一点谱都没有，郭嘉确实出过类似的主意。据《三国志·郭嘉传》，袁绍死后，袁尚和袁谭也被曹操打得落花流水。当时诸将都主张一鼓作气灭了那两个，郭嘉却说不必，不如等着这兄弟俩自己打起来。郭嘉的分析是：袁尚和袁谭因为争当接班人原本不和，他们两个又各有各的谋士，因此势必祸起萧墙。如果我们逼急了，他们就会相濡以沫;我们不管他，他们就会鹬蚌相争。所以，我们应该做出南征刘表的态势，等待他们的事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定也”。果然，曹操的军队才开到西平(今河南省西平县西)，袁尚和袁谭就因为争夺冀州大打出手，曹操也就坐收渔利。

　　现在，我们已经不难看出郭嘉为什么能料事如神了。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他把人琢磨透了。他看透了袁绍，看透了吕布，看透了孙策，看透了刘表，也看透了袁尚和袁谭，这才敢迭出险招。也难怪曹操说郭嘉“见时事兵事，过绝于人”了。其实时事也好，兵事也好，说穿了都是人事。只有精于人事，才能明于时事和兵事啊!

　　郭嘉确实太会看人了。他不但看透了敌人，也看清了主人。曹操的表文说：“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可见郭嘉在做出判断时，每每想到了曹操的前面，而且常常帮助曹操下了决心。但这显然要有一个前提，就是曹操的为人能够让郭嘉放心地去出谋划策，出险招，出奇招。如果像袁绍那样优柔寡断又刚愎自用，志大才疏又嫉贤妒能，郭嘉的聪明才智就不会有用武之地。可见，郭嘉的成功，也是曹操的成功。这样的成功在历史上是很罕见的。不难想象，赤壁之战时，郭嘉如果在世，他也一定会出奇制胜，让曹操转败为胜，化险为夷。这就是曹操要说“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的原因。可惜那时郭嘉已经不在了，否则历史恐怕得重写，《三国演义》也得重来。因为郭嘉即便没有“回天之力”，他和诸葛亮之间，也至少会有一场“智斗”的戏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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