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人还未起床,他走进我的房间,关上窗。他的脸色发白,全身哆嗦,好像每跨一步都十分痛苦。
“怎么啦,斯加茨?”
“我头痛。”
“你最好回到床上去。”
“不,我很好。”
“到床上去。我穿好衣服就去看你。”
当我下楼时,斯加茨装束整齐,坐在火炉旁。这孩子才九岁,似乎被病折磨得厉害。我用手摸摸他的额头, 热得很。
我说:“上床吧,你病了。”
“我没病。”他说。
他终于上楼躺下了。
医生来了,他给斯加茨量了量体温。
“多少度?”我问医生。
“一百零二。”
下楼后,医生留下三种颜色胶囊的药、服药的说明。一种退热的,一种止泻的,第三种是供病情严重时吃的。他好像对流行性感冒非常内行,解释流行性感冒的病菌只在病情严重时,才威胁生命。如果体温不超过一百零四度,就不必担心了。孩子的感冒并不严重,只需防止染上肺炎,就不会有危险了。
回到斯加茨的卧室,我记下孩子的温度以及吃药时间。
“你要听我读点东西吗?”
“好吧。如果您愿意的话。”斯加茨说话时的脸色苍白,一圈很深的黑晕印在眼眶外。他躺在床上,静静的,似乎对周围的一切漠不关心。
我大声朗读《海盗》,这是霍德华·派尔写的,然而我发觉他并没有听进去。
我问他:“你有什么感觉,斯加茨?”
“还是那样。”
我守在他床旁,一边读着书,一边等待给他服药。此时斯加茨最好能入睡。可是,我抬起头来时,他正盯住床脚,一副奇怪的神态。
“你不想睡睡?到时我会叫你吃药的。”
“我宁愿醒着。”
过了一会儿,斯加茨对我说:“您不必守着我,爸爸,如果打扰您的话。”
“一点也不。”
“不,我是说,如果这样打扰您的话,您就不必在这儿。”
也许他只是有点头晕,十一点钟,让他按医生的吩咐吃了药后,我出去了一会儿。
天气晴朗而又寒冷的一天。大地覆盖着一层雨雪,冻得结结实实。光秃秃的树干,矮小的灌丛,砍下的柴禾堆,并连着光光的大地,被冰雪装饰一新。我带上小猎犬,一只爱尔兰塞特种的狗,沿着冰封的小河,朝着路的一端散步。在这滑如玻璃的路面上站立或行走都很困难,红毛猎犬老是滑跤,我也重重地摔倒了两回,有一次我的枪掉了,在冰上滑出去好远。
来到泥筑的高高的堤岸下面,我高高地举起柴棒,忽地,一窝鹌鹑惊飞而起。在鹑鹌飞越堤顶,想溜过我的视线时,我举枪射中了两只。鹌鹑窝有些安在树上,大部分散布在柴禾堆上,它们在飞出窝前,要在被冰包裹着的柴堆子上跳几跳。如果你发现了鹌鹑的窝,可你还没在冰上站稳脚跟,这些鹌鹑会立刻从松软而富有弹性的柴堆里钻出来,四散飞去。我仅仅打到两只,五只从枪口下逃掉了。从外面回来时,我欣喜地又发现一个鹌鹑窝,紧靠着我的房子。有朝一日再发现更多的鹌鹑窝,那才幸运呢。
进了家,家里人说孩子不许任何人进他的卧室。
“你不能进来,”他说道:“你可不能像我这样。”
我靠近他,斯加茨仍然是我先前在这里时的姿势,苍白的,两块颊尖上烧得通红,他目不转睛地盯住床脚。
我给他量了体温。
“多少度?”
“一百左右,”我说道。体温是一百零二点二五度。
“一百零二度,”他说。
“谁说的?”
“医生。”
“你的体温正常,”我说,“不用为此担心。”
“我可不担心,”他说,“我总忍不住不想。”
我说:“别想。只管安心罢了。”
“我是很安心的。”他说着,两眼直直地看着正前方。很明显,他心里死死地抱着什么东西。
“把这个用水喝下去。”
“你认为它会有什么好处吗?”
“当然啦。”
我坐下,开始读《海盗》, 而我能察觉他心不在焉, 所以停下来。
“你以为我大约在这时候死?”他问道。
“什么?”
“还有多长时间,我就死?”
“死? 你怎么啦?”
“嗯,我要死了。是的,医生说是一百零二度。”
“体温一百零二度时,人是不会死的。这简直是无稽之谈。”
“我懂,这种情况人是会死的。我在法国上学时,学校里的孩子们告诉我: 体温升到四十四度,人就要死了。而我已经一百零二度了。”
从早上,整整一天,他在等待死的临头。
“可怜的斯加茨,”我说,“可怜的斯加茨,这可是驴唇不对马嘴,你不会死的。那是另一温度计,那上面的三十七度为正常,而这种温度计上九十八度才是正常。”
“你能肯定?”
“完全肯定。”我说,“这就犹如英里与公里的区别。你是清楚的,我们开车七十里,那跑了多少公里?”
“哦。”他应道。
继而,斯加茨呆滞在床脚的目光慢慢活泼起来,他那紧张的心里也松懈了。第二天,这种莫名的心理云消雾散了。他动不动就吵着要一些无用的小玩意儿。
(李毅 译)
选自《微型小说选·4》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赏析】 海明威的一生曲折丰富,带有很大的传奇色彩。他亲身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当过记者、职业拳击手,在非洲的丛林里围过猎,在古巴的海上打过鱼,战争与体育是他创作题材的主要来源,孤独和死亡是他作品中贯穿始终的主题。
和海明威的许多小说一样,这篇《一天的等待》表现的也是人的孤独与死亡。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只有两个,生病的孩子斯加茨和我。斯加茨是一个孤独的性格内向的孩子,在医生没给他量体温之前,他虽然已经发烧,但自己却感觉没病,也不愿躺下,当医生告诉他体温一百零二度后,他精神上马上垮了,默默地躺在床上,等待着死亡的到来,因为他听说人发烧到四十四度就会死去。后来,当我告诉他一百零二度指的是另一种温度计,就像公里和英里的制式不同一样,小孩呆滞的目光又活泼起来,等待死亡的紧张心理也松懈了,第二天就什么病也没了。小孩表现出的是弱者的绝望心理,小孩的形象与海明威笔下的那些百折不挠的“硬汉子”形象是截然不同的,但同样都具有耐人寻味的深刻寓意。
海明威的笔下曾塑造过很多拳击师、斗牛士、猎人等“硬汉子”形象,他们都坚强不屈,无论在怎样危难困苦中,都保持着人的尊严和勇气。《老人与海》中的桑地亚哥则是这种“硬汉”性格的发展与升华,老人在与大海的殊死搏斗中表现了无与伦比的力量和勇气,完美地体现了人“可以被消灭,但不能被打败”这样一种崇高、伟大的精神。如果把桑地亚哥与斯加茨对照起来看,我们会发现这正好表现了人的性格的两个极端,一个是老人,一个是孩子,老人面对死亡进行着顽强的搏斗,孩子却被病魔吓破了胆,等待着死亡。斯加茨的形象从反面映衬了海明威式的英雄形象,小孩量体温的可笑故事也从反面突出了人“可以被消灭,但不能被打败”这一响亮的主题。作品中的我,对小孩说的可笑行为表现出一种可怜和轻松的嘲讽。人类在与自然和命运的搏斗中精神的力量是至关重要的,哪怕是在失败中仍要不失人的尊严和勇敢,这正是海明威晚年思想的集中体现。
这篇小说写得淡泊含蓄,文字简练朴素,乍看是一个轻松的笑话,仔细品味却意味深长,倘若按照海明威所说的:“作品就像水中的冰山,露出的是小部分,大部分藏在水下。”那么这篇作品的寓意和象征都隐藏在文字的背后,有待于读者去咀嚼、去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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