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我从儿子房间旁经过,听见儿子正在打字。

　　“想写点什么呢?”我问他。

　　“正在写回忆录,描述作你儿子的感受。”

　　听了他的话,我的心里甜丝丝的:“写吧,但愿在书中我的形象不坏。”

　　“放心吧,错不了!”他说,“嗨,爸,商量件事。你把我关进牛棚,用你的皮带抽我,像这样的事,我应该在书中写几次啊?”

　　这使我愕然。“我从未把你关进牛棚,也没有用皮带抽你啊!再说,我们家压根儿也没有一个牛棚。”

　　“我的编辑说,要想使书有销路,我应该描述诸如此类的事: 当我做错事的时候,你狠狠地揍我,继而又把我关进厕所。”

　　“可我从来没有把你关起来啊!”

　　“那是事实。 但编辑指望我的故事能使读者大开眼界, 就像加里·克罗斯比和克里斯蒂娜·克劳索德写的关于他们父母的故事那样。他认为读者想了解你的私生活——你的庐山真面目。现在儿辈们都在写这方面的书,而且都是畅销货。假如我也把你描述成一个堕落的父亲,你不会反对吧。”

　　“你一定要这样做吗?”

　　“是的,必须如此。我已经预支了一万美元,他们的条件是我必须揭露你的隐私。你可以读一读我写的第二章。内容嘛,是你在一次演讲会上闹出了大笑话,会后你酩酊大醉地回到家中,把我们所有的人都从床上轰了起来,逼着我们刷地板。”

　　“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从来没有这么干过。”

　　“哎呀,我的爸! 这只不过是一本书。我的编辑喜欢这样的书。第三章最中他的意了。那一章中,你对母亲拳打脚踢,大耍威风。”

　　“什么? 我揍了你母亲?”

　　“我并不是说你真的伤害了母亲。不过,我还写了我们几个小孩惯于藏在毛毯底下,这样我们就听不到母亲挨打时那种声嘶力竭的叫声了。”

　　“天哪,我从未打过你母亲啊!”

　　“可我不能这么照搬事实。编辑说过,成年人是不会花十五六美元去买《桑尼克鲁克农场的丽贝卡》的。”

　　“好吧,就算我用皮带抽了你,揍了你母亲。除此我还做了些什么?”

　　“对了,我正在第四章中写你拈花惹草的事呢。假如我写你常在凌晨三点钟把那些歌舞女郎领进家门,你说人们会不会相信?”

　　“我敢肯定,人们会相信的。但即使这是一本畅销书,难道你不认为这太离谱了吗?”

　　“这是我的编辑的主意。平时,你没有粗暴待人的恶名声,这样一写,读者才会真正感到惊奇、刺激。对你不会有什么损害的。”

　　“对你是没什么损害,但对我可如同下地狱了!”我再也按捺不住,冲他吼叫起来:“那我究竟做了点好事没有?”

　　“有。其中有一章我特别写到你为我买了第一辆自行车,但编辑让我删去了。因为我也写了圣诞节的事。那次,我跟你顶嘴,气得你把一碗土豆泥统统扣在我的脑门上,编辑说这样的两码事写在一起是会把读者搞糊涂的。”

　　“那你为什么不写仅仅因为你数学考试得了‘良好’,我就用冷水把你从头淋到脚?”

　　“你说得好。那我就这样写: 一次我得肺炎住院,你这位当爸爸的甚至连看都不看我。”

　　“看来你是想把你的父亲以一万美元出卖了?”

　　“不仅是为了钱。编辑说如果我把一切都捅出去,那就连巴巴拉·瓦尔德斯都会在他主持的电视节目里采访我,那时我就再也不用依靠你来生活了。”

　　“好吧,如果这本书真会带给你那么多的好处,你就干下去吧。要我帮忙吗?”

　　“太好了,就一件事。你能不能给我买一台文字加工机? 如果我能提高打字的速度,这本书就能在圣诞节前脱稿。一旦我的代理人把这本书的版权卖给电影制片商,我就立即把钱还给你。”

　　(李健生 译)

　　选自《羊城晚报》1983年11月27日

　　【赏析】 这篇小说叙述了一个荒唐而真实的故事。说它荒唐,是因为一个儿子为了一万美元竟会把父亲的名誉和形象以如此荒唐的方式肆意歪曲、损毁,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说它真实,是因为小说揭示了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中确实存在的人物心理状态。我们可以说这篇小说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对人的灵魂的腐蚀。毫无疑问,这正是小说的主题。但这样一个已近乎老生常谈的主题远不足以说明这篇小说的价值所在。问题的关键是,这个主题如何在小说中得到表现。一个出卖父亲的儿子同被出卖的父亲之间的对话,这样一个严肃的、批判的、近乎悲剧性的题材在小说中变成了荒唐可笑的场面,就在这种辛辣的讽刺和含泪的幽默中显示出了作者的匠心和小说的魅力。

　　小说在开头的几行中便来了个出人意料的转折——“我” 正因为听到儿子在写有关自己的事而感到“心里甜丝丝”时,冷不丁冒出个简直无从讲起的问题:“你把我关进牛棚,用你的皮带抽我,像这样的事,我应该在书中写几次啊?”无中生有地诬蔑,还要同受害者商量“应该”写几次,实在不可思议。难怪父亲愕然,就连读者也大惑不解。这样,头一笔重彩便刷出了儿子自私冷酷面目的底色。

　　应当承认,后来的反复对话尽管内容越来越离奇,并没能给儿子的基本形象上增添太多的新东西。短篇小说中常见的所谓欧·亨利式结构是把出人意料的转折放在结尾,这篇小说却放在了开头,从而使得后面的叙述难以进一步发展了。然而作者却把笔锋一转,开始重点表现那位父亲的反应与心理变化过程。

　　父亲在最初听到儿子的解释时感到不可理解,并且试图挽回,所以问道:“你一定要这样做吗?”得到的却是儿子斩钉截铁的回答。当儿子说出“我已经预支了一万美元”时,便意味着事情已经不可挽回了。剩下的问题只是父亲受损害的程度而已。所以父亲只好以让步的口气问道:“好吧,就算我用皮带抽了你,揍了你母亲,除此我还做了些什么?” 当他听到自己“拈花惹草”的“故事”后企图制止、乃至发火吼了起来时,儿子的反应却是无动于衷,仍然丝毫不动摇地推进着他的“写作”计划。父亲在无可奈何中反讥道:“那你为什么不写仅仅因为你数学考试得了‘良好’,我就用冷水把你从头浇到脚?”不料儿子竟麻木不仁到连这种以攻为守的讽刺都毫无反应的地步。父亲只好无可奈何地哀叹 :“看来你是想把你父亲以一万美元卖了?”

　　一连串对话到此为止描述了父亲的心理怎样从开始的惊愕、愤怒一直降到失望的谷底。然而到此时却出现了一个反向的转折。当儿子雪上加霜地用更进一步的打算刺激父亲并声称将“再也不用依靠你来生活了”时,父亲却一反前态,竟以赞成的态度表示愿意“帮忙”。

　　这才是真正的绝望: 父亲的自尊心终于被彻底打垮,连保护自己的念头都没有了。整个对话过程中两人互不理解各言其是的滑稽而又可悲的情形转变为一种“志同道合”的情态,他们最后好像在讨论一件与父亲利害无关的事务了。父亲开始帮助儿子摧毁自己的形象与尊严,他已异化到比儿子更加麻木的地步。这后一转折看起来没有前一转折来得突然和明显,却更加深刻, 它画龙点睛般揭示出了这幕滑稽戏的荒诞性与真正的悲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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