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美女貂蝉死于圣人关羽刀下真相

　　有关貂蝉的故事，很让人莫名其妙的是，此美女不独因为离间董卓、吕布二人而成为心智颇高的艳女之最，而且在断续的史科和民间艺术、传说中，与三国的著名英雄关羽相关联。

　　有野史记载：貂蝉人本姓霍，无名，山西人，与名将关羽为同乡。自幼人才出众、聪敏过人，因而被选入汉宫，任管理宫中头饰，冠冕的女官，故称“貂蝉”官。因遭十常侍之乱，避难出宫，为司徒王允收留，并认为义女。其离间董卓、吕布后，被吕布纳为妾，吕布死后，貂蝉被曹操带回许昌，作为侍女留在丞相府中。关羽屯山约三事暂时降曹之后，曹操为了笼络关羽之心，特赐美女十人，貂蝉便是其中一位，当关羽听到貂蝉报出姓名之后，感其胆识，撩髯称了声“好”之后，闭目不言挥手令去，貂蝉听后，明白关羽全其名节之意，回房后遂自尽而亡——这是互联网上有热衷于此的网页贴子中的一段，所谓“野史”，实无出处，多是拼凑得来，如上面这段故事，来自于京剧《凤仪亭》。

　　当然，还有学者的专门考证。如学者孟繁仁观点，其考证貂蝉确有其人，“姓任，小学红昌，出生于并州(今山西)郡九原县木耳村。15岁时被选入宫中，执掌朝臣戴的貂蝉冠，从此更名貂蝉。”“王允利用董卓、吕布好色，遂使貂蝉施‘连环计’，使吕布杀了董卓，之后，貂蝉为吕布之妾。白门楼吕布殒命，曹操重演‘连环计’于桃园兄弟，遂赐貂蝉于关羽。貂蝉为不祸及桃园兄弟，‘引颈祈斩’，被关羽保护出逃，当了尼姑。曹操得知后，抓捕貂蝉，貂蝉毅然扑剑身亡。”

　　对上述情况似有所映证的是，山西忻州东南三公里处，确有元杂剧《锦云堂暗定连环计》里，有关貂蝉身世的介绍：“貂蝉对王允说：‘您孩儿又是这里人，是忻州木耳村人氏，任昂之女，小字红昌。因汉灵帝刷选宫女，将您孩儿取入宫中，掌貂蝉冠来，因此唤做貂蝉。”

　　只是现在元杂剧《锦云堂暗室连环计》剧本，并无所见，上述情况，却被人传递般地引用。然而，“三国时并无忻州 剑，当时忻州一带属太原郡阳曲县，”“忻州地方文献，也没发现有关貂蝉的记载”(1)然而，不知是因为而有了木芝村，还是木芝村本身确有真实的历史来历，该村确实存在。因该村早年盛产木耳，故名木耳村，后因村中槐树下发现一株千年灵芝，遂改名木芝村。村中传闻，早在貂蝉出生到三年，村里的桃杏就不开花了，至今桃杏林依然难以成活。与貂蝉有羞花之貌有关。村中有已成废墟的过街牌楼，前殿、后殿、王允街、貂蝉戏台和貂蝉墓，其墓冢现已夷为平地。现在的旅游景点叫貂蝉陵园，占地4000平方米，四周围是红底黄瓦波浪式龙形围墙，门檐上悬“貂蝉陵园”横匾，两侧有“闭月羞花堪为中国骄傲，忍辱步险实令须眉仰止。”金文对联。陵区北际内建拜月亭和凤仪亭，台前有貂蝉像碑。南院建仿古建筑20间，辟为“貂蝉塑馆”，以及反映貂蝉“不惜万金躯，何惧险象生”，惊天动地的一生。与此相互映证的，有山西定襄县东南中零村，传说中为吕布故里。有“霍情泉”，“智擒赤兔马”，“歪脖子树”等民间传说，都与吕布有关，所以民谚有“忻州没好女，定襄没好男”之说。

　　此外，还有源于《三国志平话》，貂蝉向王允介绍自己：“贼妾本姓任，家长是吕布，自临洮关相失，至今不曾见面。”传说其故里为甘肃临洮。陕西米脂说，认为貂蝉家在米脂。有陕北民谣：“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康熙二十年《米脂县·舆地第一·古迹》中载：“貂蝉洞，在(米脂)城西艾蒿湾(今艾好湾)，亦俗传也。”

　　与野史不同的，有关貂蝉的戏曲中，与关羽相关联，竟成为一种不被奇怪的现象。如昆剧《斩貂》中，细述吕布在白门楼被曹操捉住斩首，其妻被张飞转送给了关羽，但关羽顾其名节，乘夜传唤貂蝉入帐，斩其于灯下。元杂剧《关公月下斩貂蝉》，与此大同小异，只是多了曹操欲以美色迷惑关羽，遣貂蝉前去引诱关羽而被其杀死的情节。明剧《关公与貂蝉》，剧中貂蝉向关羽述说内心冤屈，述其施展美人计为汉室除害的经历，赢称关羽的爱慕，但关羽决计为复兴汉室而献身，貂蝉只好怀着满腔柔情自刎，以死来验证自己的情操。另外，有关貂蝉善终的多种传说中，有说关羽不恋女色，护送貂蝉回到其故乡木耳村，而貂蝉至此心后，终身守节未嫁，终于成其贞烈，被乡人建庙祭奠。近有新闻称，成都北郊居民，68岁的老人曾兴发称于1971年拾得一块古碑，其铭文略为：“貂蝉，王允歌伎也，是因董卓猖獗，为国损躯……随炎帝入蜀，葬于华阳县外北上涧横村黄土地……”，这里“炎帝”疑为“关帝”的讹记。此种证明，是以有关貂蝉乃关羽之妾，随其入蜀的传说为基础的。

　　以上稗官野史和戏说杂谈，在民间口口相传让历史在时间拉上的一层又一层的帷幕后，那些演衍其中的故事情节，变得迷离。也许我们现在很难有暇于沉浸于其中，但要是偶尔定神于某种思考，就会发现，人们为什么会凭想象，去继补某段似真似假的遥远的故事呢?尽管它的前后矛盾，漏洞百出，如中国《三国演义》学会理事，某教授称，从社会子与民俗学的角度看，人证也是一种证据，历史上应有貂蝉其人的存在，对貂蝉墓碑在成都出现过，做为物证，则显然不是捏造，而有关貂蝉是暮年入川，还是死后葬于蜀的说，可能性均是存在的。(2)

　　《三国演义》是罗贯中根据“据正义，采小说”的原则创作的，但无可否认的是，貂蝉实乃一虚构的艺术形象。

　　有关罗贯中吸收了杂剧和《平活》等戏曲野史的情节主干是实，其创作与历史事完取得了逻辑上的一改。但现有的疑异是：历史事实本身，就存在着近一步认识的必要。

　　值得我们开启一种新的认识方向的某种启发是，貂蝉形象为什么会在后来的野史戏曲，以及民间传说中，与武圣关羽相联系?而这种联系，对我们所接受的有关貂蝉形象的艺术之美，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有关貂蝉究竟是被关羽斩于月下，还是被关羽救出，出家为尼，守节垂暮于村落的相关野史戏曲或传说，是相互矛盾的和难以经得起推敲的。当然，我们这里不是去考证它们，而是凭此会发现，以关公为护兄嫂，千里走单骑之美名，源自于其忠勇而有德的行为体现，且“忠”和“勇”，皆为德目。

　　所谓德义之勇，是以德义为基础的。“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

　　《中庸》把智、仁、勇称为“三达德”。而忠信，则是守仁，行义之基顾。“君子义以为质，礼为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大学·十章》)。由此可见，以忠而守仁，以能而章义之关羽，可谓以其行为，成为体现传统道德观的典范，故为武圣。

　　关于这一点，上述野史戏曲、传说，并没有改变对关羽的传统认识，因此在与貂蝉这个艺术形象之美的联系上，却显得矛盾起来，这似乎是可以理解的。

　　貂蝉以千金之躯，救国于难，以致“汉朝累世簪缨辈，不及貂蝉一妇人。”但毕竟貂蝉为女子。从华夏父系氏族社会确立至周代宗法礼会的形成，有《周易·系辞上》：“天尊地卑”和“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列子·天瑞》：“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形成了男女不同社会地位之“男尊女卑观念”观念。

　　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大道贵阳而贱阴”的阳尊阴卑理论，曰：“天数右阳而不右阴”，并因此形成的社会伦理等级制度，确立了君权、父权、夫权的统治地位，其应为这一思想的集大成老，被沿袭了几千年。

　　因此，以关羽之武勇，更皆有如毛宗岗评《三国演义》中的三绝，更将关羽列为“义绝”之英雄，是千百年来人们所推崇的道德模范，与其为报曹操“礼之甚厚”之思，在袁绍遣河北名将颜良来攻时，即“绍遣大将军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曹公使张辽及关羽为先锋击之。“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国。”(《三国志·蜀书文·关张马黄赵传第六》)，其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刺颜良于万众之中，义勇之举，与貂蝉舍身以救国难的巾帼英雄之情怀，确有相同之处。

　　但貂蝉毕竟为女儿之身，仅以“男尊女卑”之传统，更兼有贞节观念中的污点，实难与武圣人比肩。

　　将此二人联系在一起的，源自于正史《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注引《蜀记》中，一段来历不名，有些让人疑惑的记载;“曹公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求救 ，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又言：“联邦魏氏春秋所说无异也。”说是无出处，却有《魏氏春秋》中也有这样的说法。另有《献帝传》和《华阳国志》等记有同一内容：“(秦宜禄)为吕布使诣袁术，术妻以汉室宋女。其前妻杜氏留下邳。布之被国，关羽屡请于太祖(曹操)，求以杜氏为妻，太祖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见之，乃自纳之。”(3)但此处说的是关羽乞娶的是秦宜禄之妻，显然不是传说中所说的吕布之妻，(4)更不可能是貂蝉。

　　然而，此处记载，即为正史，则无疑为许多野史戏曲及传说，提供了依据。首先就是传说关羽纳貂蝉为妾之说。问题不在于此，而在于关羽欲占他人之妻的行为，实在有悖于人伦常理，并且，武圣人脸上贴的金，也会因此而被破坏。当然，也有后来者试图掩饰这一瑕疵，并引证《三国演义》中“曹丕乘乱纳甄氏”的故事。甄氏原是袁绍二儿子袁熙妻室，曹操攻破邺城，曹丕随军开入，先跑到袁家，将甄氏据为已有，此事正史《三国志·文昭甄氏皇后传》斐注转引《魏书》中即有记载，甄氏死后被追封为皇后。此外，还有刘备平定益州后也娶了同室刘瑁的寡妇吴氏，以及孙权不仅仅娶了陆尚的寡妻徐天人，而且论亲缘关子，这徐夫人还是他的表侄女。以此可知，这种娶人妇为妻的行为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并不忌讳。但是，并不忌讳实不能等同于被认可，甚至等同于被推崇的行为，虽然自宋以后，关羽名声才日渐显赫，而且这一时代有名的，以至影响后世的宋明理学，“遏人欲而存天理”，有关“一女不侍二夫”的伦理道德观，对此是不能接受的。

　　明郑以伟有《舟中读〈华阳国志〉》诗曰：“百万军中刺将时，不如一剑斩妖姬。何缘更恋俘来妇，陈寿常璩志总私。”(5)此怨及陈寿和常璩存有私怨偏见。中华书局四库备要本《三国志》之《蜀志》开卷，有清乾隆皇帝的一道上渝，亦是相同观点：“关帝在当时，力扶炎汉，志节凛然，乃史书所隘，并非嘉名。陈寿于蜀汉有嫌，所撰《三国志》，多有私见，遂不为之论定，岂得谓公?……”(6)由此而有元、明杂剧《关公月下斩貂蝉》，以及清代戏剧舞台上流行的《斩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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