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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书李伯时山庄图后》原文及鉴赏

2020-10-25 20:49:38

  〔北宋〕苏轼

  或曰:龙眠居士作《山庄图》,使后来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见所梦,如悟前世;见山中泉石草木,不问而知其名;遇山中渔樵隐逸,不名而识其人。此岂强记不忘者乎?

  曰:非也。画日者常疑饼,非忘日也。醉中不以鼻饮,梦中不以趾捉,天机之所合,不强而自记也。居士之在山也,不留于一物,故其神与万物交,其智与百工通。虽然,有道有艺。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吾尝见居士作华严相,皆以意造而与佛合。佛菩萨言之,居士画之,若出一人,况自画其所见者乎!

  ——《苏轼文集》

  苏东坡论文学艺术,多次强调要“得心应手”。如《答谢民师书》论写作,对客观的事理、物理的奥妙要求先能够抓得住,“了然于心”,但这东西如风如影,无形无质,把捉不住,做到这点已很难,虽“千万人而不一遇”的;还要进一步“使了然于口与手”,就更难了。《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论绘画,说他自己已经得了文与可所传的画竹理论与方法,“心识其所以然”,但仍是“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乃“不学之过也”,艺术修养还没有到家。也是难。

 

  这一篇《书李伯时山庄图后》,说的还是同一个问题,举的则是成功的例子。李伯时,名公麟,北宋名画家,晚年退居龙眠山,自号龙眠居士,画有《龙眠山庄图》。苏辙有《题李公麟山庄图二十首》。诗序云:“伯时作《龙眠山庄图》,由建德馆至垂云沜,著录者十六处。自西而东凡数里,岩崿隐见,泉源相属,山行者路穷于此。道南溪山,深清秀峙,可游者有四:曰胜金岩、宝华岩、陈彭漈、鹊源。以其不可绪见也,故特著于后。”由此可以略知图的大概。他何以能把《山庄图》画得那样逼真,“使后来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的呢?显然,李伯时不是靠一样一样地强记然后画出来的。他实在太熟悉自己的山庄了,已达到“了然于心”的一步,是“天机之所合”(天机,人的天生官能)。这句话有些玄。好在东坡在前面有个通俗的解说:饮酒(虽然是在醉中),必用口(不以鼻);拿东西(虽然是在梦中),必用手指(不以趾)。这是出于本能。与此相似,伯时把山庄融入“心”里,运用“心之官则思”的本能,故不必苦苦强记,加以艺事精熟,画出来自然“合”了。由此想起了《庄子·养生主》所述的庖丁解牛之事。庖丁为梁惠王解剖牛之时,已经历了多年操作锻炼,做到了“以神遇而不以目视”,不必察看就知道肉间纹理、经络走向所在,以及肉与骨、骨与骨的交接处,顺着下刀,一举成功,骨肉离解,刀刃不伤。其中有“道”,超过了“技”的范畴了。李伯时之用“心”认识山庄道路景物,犹如庖丁之以“神”认识牛身骨肉结构,所以说“其神与万物交,其智与百工通”。

  当然,《山庄图》是艺术画,同导游示意图大不一样,理解了还要画得好,“形于心”还能“形于手”。李伯时是有“道”又有“艺”的。除了《山庄图》画得如此真实之外,东坡还提到了他画《华严经》中所叙之佛相,“皆以意造而与佛合”。《山庄图》是凭直接经验画的,“华严相”是凭间接经验画的,都获得了成功。东坡以此证其“得心应手”之说,很有说服力。

  绘画、写文章,都应追求并达到这种境界。东坡另有一篇《跋子由栖贤堂记后》,说:“子由作《栖贤堂记》,读之便如在堂中,见水石阴森,草木胶葛。仆当为书之,刻石堂上,且欲与庐山结缘,他日入山,不为生客也。”子由写的,与伯时画的,都能对所要表现的景物绘形摄神,使观之者如临其境。文学、艺术,理正相通,成功者莫不体现了“心手相应”的道理。东坡的这条“理”,也是得自父亲所传。苏洵的《上田枢密书》,提出作文先“致思于心”,然后“得之心而书之纸”。东坡则说得更深刻,表述得也更具体,至今读之,还觉得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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