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影笼罩了一切

　　“四行孤军”的最后枪声停止了。临风飘荡的国旗，在群众的黯然神伤的凄视里，落了下来。有低低的饮泣声。

　　但不是绝望，不是降伏，不是灰心，而是更坚定地抵抗与牺牲的开始。

　　苏州河畔的人渐渐地散去。灰红色的火焰还可瞭望得到。

　　血似的太阳向西方沉下去。

　　暮色开始笼罩了一切。

　　是群鬼出现，百怪跳梁的时候。

　　没有月，没有星，天上没有一点儿的光亮。黑暗渐渐地统治了一切。

　　我带着异样的心，铝似的重，钢似的硬，急忙忙地赶回家，整理着必要的行装，焚毁了有关的友人们的地址簿，把铅笔纵横写在电话机旁墙上的电话号码，用水和抹布洗去。也许会有什么事要发生。准备着随时离开家。先把日记和有关的文稿托人寄存到一位朋友家里去。

　　小箴已经有些懂事，总是依恋在身边。睡在摇篮里的倍倍，却还是懵懵懂懂的。看望着他们，心里浮上了一缕凄楚之感。生活也许立刻便要发生问题。

　　但挺直着身体，仰着头，预想着许多最坏的结果，坚定地做着应付的打算。

　　下午，文化界救亡协会有重要的决议，成为分散的地下的工作机关。《救亡日报》停刊了。一部分的友人们开始向内地或香港撤退。他们开始称上海为“孤岛”。但我一时还不想离开这“孤岛”。

　　夜里，我手提着一个小提箱，到章民表叔家里去借住。温情的招待，使我感到人世间的暖热可爱。在这样彷徨若无所归的一个时间，格外地觉到“人”的同情的伟大与“人间”的可爱可恋。各个人都是可亲地，无机心地，兄弟般地友爱着，互助着，照顾着。他们忘记了将临的危险与恐怖，只是热忱地容留着，招待着，只有比平时更亲切，更关心。

　　白天，依然到学校里授课，没有一分钟停顿过讲授。学生们在炸弹落在附近时，都镇定着坐着听讲;教授们在炸声轰隆，门窗格格作响时，曾因听不见语声而暂时停讲半分数秒，但炸声一息，便又开讲下去。这时，师生们也格外地亲近了;互相关心着安全。他们谈说着我们的“马其诺防线”的可靠，信任着我们的军官与士兵。种种的谣传都像冰在火上似的消融无踪。可爱的青年们是坚定的。没有凄婉，没有悲伤;只是坚定地走着应走的路。有的，走了;从军或随军做着宣传的工作。不走的，更热心地在做着功课，或做着地下的工作。他们不知恐怖，不怕艰苦，虽然恐怖与艰苦正在前面等待着他们。教员休息室里的议论比较复杂，但没有一句“必败论”的见解听得到。

　　后来，“马其诺防线”的防守，证明不可靠了;南京被攻下，大屠杀在进行。“马当”的防线也被冲破了。但一般人都还没有悲观。“信仰”维持着“最后胜利”的希望，“民族意识”坚定着抵抗与牺牲的决心。

　　同时，狐兔与魍魉们却更横行着。“大道市政府”成立，“维新政府”成立。暗杀与逮捕，时时发生。“苏州河北”成了恐怖的恶魔的世界。“过桥”是一个最耻辱的名词。

　　汉奸们渐渐地在“孤岛”似的桥南活动着，被杀与杀人。有一个记者，被杀了之后，头颅公开地挂在电杆上示众。有许多人不知怎样地失了踪。

　　极小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动摇了。

　　学生们常常来告密，某某教员有问题，某某人很可疑。但我还天真的不信赖这些“谣言”。在整个民族做着生死决战的时期，难道知识分子还会动摇变节么?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盲猜”与“瞎想”。

　　但事实证明了他们情报的真确不假。

　　有一个早上，与董修甲相遇，我在骂汉奸，他也附和着。但第二天，他便不来上课了。再过了几天，在报上知道他已做了伪官。

　　张素民也总是每天见面，每天附和着我的意见，但不久，也便销声匿迹，之后，也便公开地做了什么“官”了。

　　还有一个张某和陈柱，同受伪方的津贴，这事，我也不相信。但到了陈柱(这个满嘴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东西)“走马上任”，张某被友人且劝且迫地到了香港发表“自首文”时，我也才觉得自己是被骗受欺了。

　　可怕的“天真”与对于知识分子的过分看重啊!

　　学生里面也出现“奸党”。好在他们都是“走马上任”去的，不屑在学校里活动;也不敢公开地宣传什么，或有什么危害。他们总不免有些“内愧”。学校里面依然是慷慨激昂的我行我素。

　　虽然是两迁三迁的，校址天天地缩小，但精神却很好;很亲切，很温暖，很愉快。

　　青年们还在举行“座谈会”什么的，也出版了些文艺刊物;还做着民众文艺的运动，办着平民夜校。和平时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多带着些警觉性。可爱与骄傲，信仰与决心，交织成了这一时期的青年们活动的趋向。

　　我还每夜都住在外面。有时候也到古书店里去跑跑。偶然地也挟了一包书回来。借榻的小室里，书又渐渐地多起来。生活和平常差不了多少，只是十分小心地警觉着戒备着。

　　有一天到了中国书店，那乱糟糟的情形依样如旧。但伙计们告诉我：日本人来过了，要搜查《救亡日报》的人;但一无所得。《救亡日报》的若干合订本放在阴暗的后房里，所以他们没有觉察到。搜查时，汪馥泉恰好在那里。日本人问他是谁。他穿着一件蓝布长衫，头发长长的，长久不剪了，答道：“是伙计。”也真像一个古书店的伙计，才得幸免。以后，那一批“合订本”便由汪馥泉运到香港去。敌人的密探也不曾再到中国书店过。亏得那一天我没有在那里。

　　还有一天，我坐在中国书店，一个日本人和伙计们在闲谈，说要见见我和潘博山先生。这人是清水，管文化工作的。一个伙计偷偷地问我道：“要见他么?”我连忙摇摇头。一面站起来，在书架上乱翻着，装作一个购书的人。这人走了后，我向伙计们说道：“以后要有人问起我或问我地址的，一概回答不知道，或长久没有来了一类的话。”为了慎重，又到汉口路各肆嘱咐过。

　　我很感谢他们，在这悠久的八年里，他们没有替我泄露过一句话，虽然不时地有人去问他们。

　　隔了一个多月，好像没有什么意外的事会发生，我才再住到家里去。

　　夜一刻刻地黑下去。

　　有人在黑夜里坚定地守着岗位，做着地下的工作;多数的人则守着信仰在等待天亮。极少数的人在做着丧心病狂地为虎作伥的事。

　　这战争打醒了久久埋伏在地的“民族意识”;也使民族败类毕现其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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