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有饿殍”

　　乞丐到处都是，而上海尤多。职业的乞丐是有组织的，收入相当可观，绝不会饿死。非职业的乞丐，像黄包车夫的家属，女人孩子们，偶然做着这一行“生意”，找些意外的收入，那也是绝不会挨饿的。但从“八一三”抗战以后，乞丐的数量一天天地增多，许多非职业的乞丐也都成了职业的。尽有向来饱食暖衣的人也沦入了乞丐群中。他们竞争得异常激烈，而肯“布施”的人却是那样地少——一天天地少下去。原因是“施舍者”群自己也多半陷在“朝不保夕”的情形之下，如何能够再施舍别人呢。

　　日本人向世界夸口说，北平的乞丐已经肃清了，市容很整洁。但从北平来的人告诉我们：乞丐在那城市里根本不能生存;有乞的，没有舍的。沦入乞丐群的人，不到几天，或十几天便都饿死了。

　　上海的情形也是如此。“饿殍”在一天天地增加。

　　中产阶级在战前吃惯杜米饭的，渐渐地改吃洋籼米，改吃面粉制品，改吃杂粮。本来是两餐吃饭，一餐吃粥的，渐渐地改作两餐粥一餐饭了。改作两餐小米粥或绿豆粥、红豆粥之类，一餐面“疙瘩”，或是面条，或南瓜饼之类了。敌人“以战养战”，把江南产米区种的米、香糯雪白的米，全都囊括而去。剩下的，小部分喂养着汉奸，极小部分才轮到百姓头上。老百姓吃的是他们所不屑吃的碎米，发了臭的腐米，一半杂了糠粉的极坏的籼米，后来，爽爽快快地便连米粒儿也不见，除非用大价钱在黑市上搜求。

　　农人们自己吃不到自己的米，应该吃米的老百姓们吃不到向来吃惯了的米，这米，一粒粒，一颗颗，雪白肥大的，全都经由汉奸们的手，推到敌人的仓库里去。

　　有一天，我在霞飞路的一家商店，见到一大批宣传画片，有几幅题着“满洲——东亚的谷仓”的，表现着满车满地的一袋袋的粮食。愤怒使我的脸涨红，我的双眼圆睁着，我想大声疾呼道：不错，“满洲”是谷仓，可惜在那里的人，种稻的人却全都吃不到米粮，只有那批侵略者才有份大量地恣意地享用着。

　　听说，在那边，中国人是不许吃米的;即做着汉奸也不成。家有藏米的人都偷偷地吃着。儿童们上学，日本教师们突然地问道：你们昨天吃的什么东西?有的说杂粮，也有的说白米饭。第二天，说吃白米饭的儿童的家里却被抄家了，把藏的白米全都车了去，还把主人带了去治罪。从此以后，某家的人如果要吃大米饭，——这当然是万分之一中的“幸运者”——便遣开了或摒除了儿童们才吃。

　　还有一个故事：一个汉奸到一个日本人家里吃饭;喝醉了酒，在火车上呕吐了。被发现在呕吐物里有白米饭粒，立即把他逮捕了，追问下去，连那请客的日本人也受了处分。白米饭在东北三省是不许中国人吃的，虽然种稻的是中国人!

　　在北平、南京的伪组织里，也规定着哪一等官吏吃哪一种米。例如特任官可吃特号杜米，二三等的职员只好吃二等米之类。老百姓们呢，根本不配有米吃!说是实行配给制度，其实配给米的影子是难得见到的。

　　上海人的生活也不得好。所以，向来乞丐们在家家后门口可以拿得到的残羹剩饭，渐渐地肯施舍的人少了，渐渐地成为绝无仅有的了。一家人家难得吃一顿饭，哪里还有东西会剩下，就是剩下一碗半碗饭的，也都要留着自己吃，如何舍得布施呢。

　　上海的乞丐一天天地多，失业的人川流不息地加入这一群里，但也随“生”随灭。他们活不了多久。在最近的几个月里，他们突然地减少，多半是很快地被饿死。

　　饿肚子的人有多少痛苦，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所不会了解的。但每天听着街头“饿杀哉”那惨绝人寰的声音，谁的心都不荡着一股怨气，一腔悲愤，一缕沉重的郁恨!这是我们的敌人驱赶他们到这条“饿杀”的路上去的。

　　“战前”的乞丐呼喊求乞的声音是洪亮实大的，有种种的诉说，种种的哀怨之词，种种的特别的专门的求乞的“术语”。但在这些时候，他们，饿了几天肚子的人，实在喊叫不出什么乞怜求悯的话了，只有声短而促，仿佛气息仅存的“饿杀哉”一句话了。

　　我看见一个青年人，瘦得只剩下一副骨和皮，脸上剩下一对骨碌碌的无神的大眼睛，脸色是青白的，双腿抖着，挣扎地在扶墙摸壁地走着，口里低低地喊道“饿杀哉!饿杀哉!”。我不忍闻地疾走过去，我没有力量帮助他。就在那一天，或第二三天，那战抖者的双腿一定会支持不住而倒了下去的，成为一个无名的“饿殍”，战争所产生的“饿殍”。

　　这样的“饿殍”天天在街头看见，天天在不断地倒毙下去。

　　我硬了心肠走过去，转避了眼睛不敢去看他们，但我咬紧了牙关：这笔账是要算在我们的敌人，我们的侵略者头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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