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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去兵》原文欣赏

2021-01-16 09:11:23

  去兵

  七年11月30日,北京大学在中央公园开演说会。余曾拟定《去兵》一题。适是日王抚五先生讲“弭兵!”虽词说不一,而意旨从同。余遂作罢,归来。将所欲言者,写成此文,仍用演说体裁也。(著者)

  “兵!”“兵!”我们整天心里有这种东西的印象:整天见的是兵,整天听得的是兵的消息。有的人在那里招兵、练兵、用兵,也有的人在那里供给兵、伺候兵,望着兵逃,受兵辱害。兵究竟是件什么东西?它的性质怎样?它的用处怎样?它在现在世界上的位置怎样?

  我回答这问题道:兵是没用的,兵是代表兽性的,兵是野蛮时代的遗迹(Survival),兵是现在社会上一切罪恶的根源,兵是文明进化的大障碍物。

  中国人对于兵的透彻觉悟,本是很早的。在周朝的末年,已经有一般政治家,用“弭兵”政策;更有一般哲学家,讲“非攻”主义。谁知道到了后来,中国人的灵魂掉了。过了两千多年的日子,受了无量数兵争的痛苦,虽然出产了许多《兵车行》……终没人发去兵的议论。这真是件最可伤心最可羞耻的事。西洋自古来就有去兵的学说,所有大哲学家,几乎没有一个不是这样主张。到了近年,更是厉害;再加上这次大战的反响,这“去兵”的一种主义,已经完全离了哲学家的梦想,变成了政治家的政策。可惜我们可怜的中国人,竟是大半不曾听得这种学说。我就用今天演说的机会,同诸位商量这大概罢了。

  诸君知道人的所由来吗?人的祖先,本是禽兽。从禽兽变成人,从野蛮变成有文化。虽然是人,却不免带点禽兽的性质;虽然是有文化,却也不免带点野蛮时代的遗传。世界上长久不息的战争,是过去的黑暗和未来的光明打仗;我们做人的唯一职务,是帮这未来的光明,和过去的黑暗打仗。这道理古时候的祆教已经说过。我们的最大先知托尔斯泰,也有句极简捷的话,说:“现在的大战……不是用铁、用枪、用弹的战争,是个永远不息的精神战争;两方的敌人,一方是人类的、光明的透彻觉悟,要在那里发展;一方是遗传的黑暗和拘束,正在那里围绕着压制着我们。”然则请问什么是过去的黑暗,什么是未来的光明?我敢答道,过去的黑暗,是武力主义(Militarism),即是禽兽的遗传,即是野蛮的遗传;未来的光明,就是一切政治上、社会上、伦理上,全本这“Democracy”一个主义而行,这主义昨天李守常先生说过的,我不细讲了。昨天罗家伦先生讲什么世界的新潮流,这就是世界的新潮流。罗君曾说,凡是潮流,不能抵抗。这Democracy一个主义,正在那里“摇天撼地”,“一泻千里”,可见难得抵抗。偏偏兵一件东西,本着它的历史,用着它的性质,处处和这主义抵抗。要是容许兵的存留,就是限制这主义的发展;要是帮助这主义的发展,就要预先不许兵的存留。我们既然明白晓得Democracy是光明的代表,是我们未来一切的希望和幸福所托命,就要竭力除去这黑暗的代表,这社会上无穷罪恶和苦恼所托命!

  我说到这里,诸位定要问我,何以把兵看得这样不好?我说这有许多条道理,等我一条一条说来。

  第一是兵和政治的新潮流冲突。

  政治的新潮流,就是上文说的Democracy。经过几十年的试验,再加上这次大战的教训,这主义总算完全胜利。各国的政治家和人民,都有几条透彻的觉悟:第一,觉得“人上人”(Race overrace)一种事情,没法延长下去;第二,觉得政治不是依靠兵力而行。觉得这个,当然觉得兵是没用的。“凡是一种政策,若果除了兵力,没法实行,必不是永久的政策。”必是个贻误后人、损人不利己的政策用兵力违背民意,用兵力压制不独立的人民,用兵力谋经济的发展——一句话说来,用兵抵抗Democracy——在现在真不“时髦”了。既然政治上一切设施,必须靠着民意的向背,没法不尊重民权的发展,还向哪里用武力去?何苦留着这武力,作为民意民权的妨害物?所以我们可以决然断定道:在现在政治的潮流底下不许有兵。有了兵,便是古来的政治。

  第二是兵和社会的新潮流冲突。

  社会的新潮流,也是受上文说的Democracy的支配。改造的趋向,大概分两个道路:第一,破除社会里各种阶级;第二,大家对于社会,总要效劳。效劳的平等,受社会的报酬也平等。就第一条说,兵,是专门制造阶级的;就第二条说,兵,对于社会,根本是不效劳的,却要索最大的报酬。照这看来,兵只会“助纣为虐”。在现在社会的潮流底下,不许有兵;有了兵,便是古时的社会。

  第三是兵和教育的新潮流冲突。

  新教育的趋向,教人“因人设教”。兵的训练,却只有一条法子。新教育的趋向,教人注意“发展”,兵的训练,却专心“收敛”,新教育是自动的,兵的训练是强制的。昨天一位朋友问我:“兵的训练是怎样?”我答道:“是造就无机体,造就放炮的机器。”一个好好的人,弄到营里,受兵式的教练,先要剥去思想,再来剥去兴致,再来剥去手足的自动舞蹈。“满身上都是胆”,就是满身上都是恐惧,满身上都是木偶气。战争明明是极可怕的事,却弄得它丧失了知觉,无意识地上阵地。到了那里,一切举动,像个机器。它那炮弹“应声而发”,它脑袋好比机器似的。这样的训练,真是把活人变成死人,我们想想当年的科举训练,何等离奇,何等可怕。这兵式训练,却比它更离奇更可怕。

  照这样看来,兵和一切新潮流反背,断断无疑了。我对于兵的判断,可以约为以下几条。

  (1)兵是破坏的。毛奇(Moltke)说:“兵是破坏,兵是仅仅破坏。”这真是句诚实话。我们须要晓得战后的一切建设,全靠着平和的精神和战争精神根本相左。战争的精神,定然不能用来建设:就可明白战争的效用,仅仅到了破坏,破坏以外,没有关联了。

  (2)兵是不生产的。这道理原不消说。因为兵不生产,所以和社会是仇敌了。

  (3)兵是不负责任的。既然造就成了机器,还对于谁负责任?

  (4)兵是无权利,因而无义务可言的。这道理也不消说。

  (5)兵是幼稚的。兵的生活,兵的思想,兵的性情,兵被公家的待遇,兵的没事干,兵的仰衣食于别人,兵和兵的交际,没一样不像小孩子。

  (6)兵是以不道德为道德的。罪恶莫大过杀人,杀人却算兵的道德。那种兵式训练,专门消灭人性。其实人性哪能消灭干净,不过把那些向上心,理性心消灭了,那肉欲依然存在,或者更强。一旦爆发,便要奸淫掳掠了。我们只能说奸淫掳掠是兵的天职,不能说是兵的不道德。我们山东向来是多土匪的,但是自从去年解散的“辫子兵”,都投土匪,土匪愈不如从前了。本来的土匪,原略有点自治性质、责任心,不像兵的全不管。从此可知兵的不道德,是性质如此了。

  总而言之,我们正在这专发展人的能力,向自然界开辟人类的殖民地,兵却在那里用破坏的手段,替自然界夺回人类的殖民地;我们正在这里努力生产,兵却在那里消费生产;我们最欢喜的是有自由,是有责任,兵最怕的是有自由、是有责任;我们希望人道精神,渐渐发展,兵刻刻发挥着兽性。现在政治上、社会上、思想上一切恶迹,一切妨碍物,请学问家考究起来,可以说没有一条不是古时武力时代的遗传,没有一条不和武力主义有直接、间接的关系。从此可知兵是旧政治、旧社会、恶政治、恶社会的结晶核,当然要除去哪!

  诸位想必有军界的人,听了我这话,切不要发怒。中国的兵,都是最亲爱的同胞,生下来是善人,哪里有什么罪过?都是被那些存心利用的人招了去害了,坑了。弄得无可告诉,弄得“死生系于他人”,弄得专作罪恶。兵对于罪恶不负责任,还要叫那些造就兵的负去。我现在要请大家起个自觉心,脱出这个孽海。诸位想想,诸位岂不是为着没有职业才去当兵吗?这没有职业,岂不是因为兵多了,到处破坏,弄得我们抛家舍业,没法子办,才去当兵吗?难道我们身受的苦痛,还忍送给别人吗?况且我们何尝一定没有职业的?好的没有,坏的总要有的。都是被那招兵的巧言花语捉弄了去。那些用我们的人,忽然用不着我们了,就打发我们走路。到了那时节,我们坐食惯了,兵的性情成了。可真没事可干了。为他一时的利用,误我们终身的职业,这果值得吗?就是不打发走路,打发我们上阵死去,我们更觉着值得吗?他克扣我们的军饷,十万买个小老婆,二十万赌输了一回,却给我们几块刚够吃饭的钱,教我们死去,也不管为着什么死去,我们值得吗?我们究竟为着什么事要死?我们为谁死?俗语说得好,“死也要死个明白”。我们也是个人,我们也是父母生的,就该糊里糊涂死去吗?就该受他这样待遇吗?我告诉诸位罢!世界的将来是劳动主义,是工本主义(Industrialism)。我们想有饭吃,总须做工的,不做工,将来定要天然淘汰,没饭吃的。现在时候到了!起来!起来!起来!把刀化成锄,把枪化成工具,把军衣化成农工衣服,回我们家乡,做生产的人,做有益的人,做有意识生活的人!

  我还要告诉那些用兵的人,造就兵的人,替兵负罪恶责任的人,说兵是根本没用的。若果兵果然有用,果然能够以力服人,果然可以达到他的政略,袁世凯早做了中国的皇帝,威廉侯罕者兰早做了世界的皇帝了。他俩现在哪里去了?他的政策哪里去了?那不如袁世凯百分之一的人,还在那里做武力成功的梦呢!这些人若真能觉悟出罪过,去掉他的梦,和我们诚意地相待,他以前的罪过,本可饶恕的,他所据的财富,也可不夺的,但是要真至死不悟,要真信得过兵力可以维持他的冰山,那真要倒了。不但未来的希望,没有达到,就是现在的地位,也要上东洋大海里去。兵不仅没有用处,并且有负号的用处。用兵灭人家,到了后来为人灭,用兵得地步,到了后来失地步。古时有个米太国,它的国王要灭邻国波斯,向希腊的神坛求签去。神说,“你可以破坏一个大帝国”。他就从了神命,和波斯一战,败了,登时亡国。他总算破坏了一个大帝国,可惜这大帝国是他自己的。这是兵的用处。这是兵从古以来的负号用处。人民的福利,国内物质的发达,那黩武的人纵然不晓得,他自己的福利,总要想想啊!这负号的用处,可怕不可怕哪?

  诸位不要误会,我不是主张把兵解散,请他们各自回家——这是没道理的事情——我是主张把兵变成农工,把兵营变成工厂。把破坏的效用变成建设的效用,替没有真职业的人,找得个职业,替精神消耗在无用地方、生活放在无意识地方的人,找个消费精神的正当去处,找个存放生活的正当去处。我们从此变成自由人,变成有公权、有责任的国民,不再当奴隶,不再当炮架子。此后对于个人的希望和幸福,对于公众的希望和幸福,都是无限的。努力做工,对着未来的光明和将死的黑暗宣战,世界的人,没有不对于大家表同情的。

  我在这里作积极去兵的议论,也有一部分人在那里替兵辩护。辩护的道理,不过是说兵在历史上有多样大的势力,兵对于促进古来的文化有多样的效果,兵是勇敢的化身,兵是刻苦的模样。这话猛然听得,好像也有道理,细想一想,却不值得一驳。拿过往的事迹,作为将来应当继续的保障,是件极傻的事。这种人真忘了进化的道理,是在于推陈出新了。就是我们勉强承认兵的精神也有一二分可取,我们尽可想法把这可取的融化在社会生活里呀!老实说,兵是几千百年前的产物,无论同我们日进的同情相反,就是和现代经济状况,也是丝毫合弄不来。总觉得它不但是个太野蛮的法子,并且是个太笨的法子。用它达我们生活幸福的目的,是个不中用的器具。纵然说它在历史上的效用“天花乱坠”,也不能作为现在应当有兵的理由。现在是现在,过去是过去,除非“哲学家”和傻子,哪里有不承认时间(Time)的?至于兵的勇敢刻苦,却也可以想法替代。托尔斯泰主张去兵,所以他极重劳动主义,更且节俭刻苦得很。詹姆士曾经举出“兵之替代品”(The moral equivalent of war)这代替品究竟是什么,大家意思虽不尽一致,到了现在,却多半说是工本主义。我们的劳动,哪一件不要刻苦的?我们工作的计划,哪一件不要勇敢的?如果说兵的生活,是初民的生活,可以保存天真,免于弱种。劳动者的生活,何尝不是初民的生活,何尝不可保存天真,免于弱种?生活简单,精神刻苦,并不是兵的专利。在工本主义里头,这种美德,必然可以保存,没法使它不保存。照这看来,兵有一二分可取,我们便把它融化在工本主义里,此外兵真是废物了。还有一层。奋斗的精神,是同人类永久不灭的;但是兵的奋斗,是人和人斗。——就是狗和狗斗,狼和狼斗。——未来的奋斗,应当是人和自然界斗,用人的能力战胜自然界,向自然界开拓殖民地、新领土,不向别人身上开拓殖民地、新领土。同是一种奋斗,兵用来是破坏力,工本主义用来便是建设力。用工作替代兵制,可以作为定理了。

  现在废兵一个问题,已经离了讨论的时代,到了渐次施行的时代。上回演说会里,胡适之先生讲的“平和大同盟”,并不是理想之谈。所有限制武备,组织国际法庭,以便代替“武力解决”,这次欧战和议之后,总要有几部分实现。古时哲学家的梦想,早已成了预言了。世界废兵的日期近了。

  诸君定要想到中国对于这问题,总要另当别论,因为就表面情形而论,中国内忧外患极多,好像离不了兵的。其实考究起来,中国去兵,比别国尤其容易。说中国土匪多,但是中国土匪全是兵变的,没兵就没有土匪了。说中国叛乱多,但是这也是兵激的,称叛的人,也是挟兵力的。若是只有保护公众安宁的警察,把兵一律废去,自然只得诉之公道。这面无从激,那面没法叛了。归这样说来,中国兵不特不能除内忧,并且是一切内忧的根源;除了兵就除了内忧的根源了。说到外患,中国尤其用不着兵。难道中国的兵为打外人而设吗?它不曾经打过外人吗?要是中国指望着兵保护,中国地图早变成七色八色了。中国以前的生命,全靠着均势,以后的生命,也要靠着均势。再加上强国对于弱国的同情,经济上的关系,中国不会旦夕就亡的。有兵没兵,兵多兵少,都是一个样。我们又何苦耗费无量的金钱,造就有害的兵来?别国对于去兵,都有互相牵制的形势。英国有兵,法国不得不有;法国有兵,德国不得不有,要去必须大家一齐去。中国却不受这种牵制。就是它们不去,我们却可以独自去掉它。正因为中国兵队和中国的生命,没有丝毫的关系。就中国现在的情形而论,教育实业,哪一样不比兵要紧十万倍?努力办这些,还有点来不及,谁还有闲钱闲工夫去“整军经武”?果然我们昏心,不管别的,专门练兵,练上四五十年,才可和外国一战,到了那时节,世界早已“弭兵”了,也不许我们再有兵了,这真是白费工夫的事。我们既然处在去兵的绝好机会,何不登时起来,为天下先?这样一办,真可得世界上人的同情,拿实业替代军队——就是拿Industrialism替代Militarism——更可使得世界上人觉着中国人有真精神。有这同情,有这敬心,中国的生命,真稳固了。机会!机会!不可失了!我们中国向来不供给世界文明。这回若是独能替世界造个新纪元,为大国作个好榜样。从此中国在历史上占个领袖的地位,这是何等荣誉的事!机会!机会!不可失了!

  我们既然知道中国废兵的道理是必要的,是容易的,就当努力做去。能做文章的人,多做几篇去兵的文章;不能做文章的人,多向大家谈谈去兵的道理。总要使得“家喻户晓”,成个极有势力的舆论。更要在兵将来的教育和职业上,仔细研究出个有益的办法;全国设警察的手续,仔细研究出个条理。等到有了真国会,真政府;再向他们请愿。一次请愿不听,两次;两次不听,三次;永不听,我们像辛亥年的办法来一下,再向俄国学个乖……这样不愁他不听,不愁去兵不能施行,不愁中国不当世界去兵的领袖,不愁中国不替世界造个国庆日。机会!机会!不可失了!我们预备罢!

  外国人常说我们中国人人性不大充足,因为明知道一件事应当这样做,却只因循苟且,偏不做去。我们若是知道废兵,却不向废兵做去,又要被人说我们人性不充足了。若径自做去,可以把这羞耻一洗而尽了。从此我们是“中国人”,不是“支那狗”了。

  (原载1919年1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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