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和而不同

　　孔子主张和而不同，他在《论语》中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就是说：“君子和谐相处却不盲目苟同;小人盲目苟同却不和谐相处。”再通俗地说，君子能以自己的正确意见来纠正他人的错误意见，使一切恰到好处，小人则一味附和、讨好他人，不肯提出不同意见。

　　孔子坚决反对与世俗同流合污。他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即君子庄重而不固执，团结而不结党营私，但小人却结党营私，同流合污。孔子怒斥团团伙伙的勾结作风，认为这是对道德的践踏。对此，南怀瑾认为孔子并非是一位不分是非的调和主义者、折中主义者，相反，他是一位很讲原则的人，是一位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又能虚心接受他人批评的人。

　　南怀瑾认为，“和而不同”应该是我们与人交往的基本原则。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加之出身背景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人生经历的不同等，决定了每个人都会拥有自己不同的情感、性格、气质、思想。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只要个人的行为不妨碍社会的健康发展，不妨碍他人的生活，就有存在的权利，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也不能消除他人的这种差异。因此我们不能认为自己所行所言都应得到他人的首肯，我们不可能与每一个人都成为知心的朋友，我们也不可能喜欢所有的人，但可以不欣赏、不喜欢他人，却不能轻视、歧视他人，因为，他人只是和你不同而已，你要尊重这种不同。当然也不要在与他人交往中，一味地迁就他人，盲从他人，从而丢掉自己的个性。

　　而“君子和而不同”的古训，是说虽然人与人的交往贵在求同存异，但君子之间的交往是求和谐，而不是一味地投他人的所好。现实中有些人的交往是“同而不和”，凡事好像都说“好好好、是是是”，但相互之间却没有真心，也不和谐。

　　“和而不同”还有这样一层意思，即人与人之间除了互相赞赏，还应当相互督责，相互启发，向对方提出不同的意见帮助对方。提意见者不管地位的高低，年龄的长幼。就像孔子本人也是一位善于接受不同意见的人，不管是其弟子们的意见还是不相识的陌生人。比如，他在批评颜回时说：“回也，非助我也，于吾言无所不悦。”就是说，颜回不是在帮我啊，他对我说的话总是全盘接受，从不提出反对意见。孔子公开主张：学生，也应当不让于师。

　　尹绰和赦厥同在赵简子手下做官，赦厥为人圆滑，会见风使舵，看主人的脸色行事，从来不说让赵简子不高兴的话。尹绰就不是这样，他性格率直，不看主人脸色，有意见就提，对赵简子忠心耿耿尽职尽责。

　　一次，赵简子带尹绰、赦厥及其他随从外出打猎，一只灰色的大野兔窜出来，赵简子命随从全部出动，策马追捕野兔子，并说“谁抓到野兔谁受上奖”。众随从奋力追捕野兔，结果踩坏了一大片庄稼。

　　野兔子抓到了，赵简子十分高兴，对抓到野兔的随从大加奖励。尹绰表示反对，批评赵简子的做法不妥。

　　赵简子不高兴地说：“这个随从听从命令，动作敏捷，能按我的旨意办事，我为什么不能奖励他呢?”

　　尹绰说：“他只知道讨好您而不顾老百姓种的庄稼，这种人不值得奖励。当然，错误的根源应该是在您的身上，您不提出那样的要求，他也不会那样去做。”

　　赵简子心里闷闷不乐。

　　又一次，赵简子因头天晚上饮酒过多，醉卧不起，直到第二天已近晌午，仍在醉梦中。这时，楚国一位贤人应赵简子3月前的邀请前来求见，赦厥接待了那位贤人。为了不打扰赵简子睡觉，赦厥婉言推辞了那位楚国人的求见，结果使那位贤人扫兴而去。赵简子直睡到黄昏才醒来，赦厥除了关心赵简子是否睡得香甜外，对来人求见的事只是轻描淡写地敷衍了几句。

　　后来，赵简子常对手下人说：“赦厥真是我的好助手，他真心爱护我，从不肯在别人面前批评我的过错，生怕伤害了我。可是尹绰就不是这样，他对我的一点毛病都毫不放过，哪怕是当着许多人的面也对我吹毛求疵，一点不顾及我的面子。”

　　尹绰听到这些话后，依然按过去一样对待赵简子。他跑去找赵简子，他对赵简子说：“您的话错了!作为臣下，就应帮助完善您的谋略和您的为人。赦厥从不批评您，他从不留心您的过错，更不会教您改错。我呢，总是注意您的处世为人及一举一动，凡有不检点或不妥之处，我都要给您指出来，好让您及时纠正，这样我才算尽到了臣子的职责。如果我连您的缺点的一面也加以爱护，那对您有什么益处呢?缺点很可爱吗?如果您的缺点越来越多，那又如何能保持您美好的形象和尊严呢?”

　　赵简子听了，似有所悟。

　　可见，真正的“和而不同”并不是一味地讨好，一味地盲从，而是在发现对方的缺点错误后，能真心指出并帮助其改正，使之不断完善起来。就是比自己地位高的人，孔子也曾明确表示，“该说就说”，他认为对君主也应采取“勿欺也，而犯之”的态度，就是不要为讨君主的喜欢而欺蔽他，而应以诚实的态度提出自己的正确意见，哪怕是冒犯君主。

　　人们都知道《说唐》里鼎鼎大名的尉迟恭是一名莽勇的将军，却不知他在《唐史》里，是一位以“和而不同”著称于世的君子。

　　有一次，唐太宗李世民闲暇无事，与吏部尚书唐俭下棋。唐俭是个直性子的人，平时不善逢迎，又好逞强，与皇帝下棋时使出自己的浑身解数，架炮跳马，把唐太宗的棋打了个落花流水。

　　唐太宗心中大怒，想起他平时种种的不敬，更是无法抑制自己，立即下令贬唐俭为潭州刺史，这还不算完，又找了尉迟恭来，对他说：“唐俭对我这样不敬，我要借他而诫百官。不过现在尚无具体的罪名可定，你去他家一次，听他是否对我的处理有怨言，若有，就可以此定他的死罪!”尉迟恭听后，觉得太宗这种张网杀人的做法太过分，所以，当第二天太宗召问他唐俭的情况时，尉迟恭不肯回答，反而说：“陛下请你好好考虑考虑这件事，到底该怎样处理。”

　　唐太宗气极了，把手中的玉笏狠狠地朝地下一摔。转身就走。尉迟恭见了，只好退下。

　　唐太宗回去后，冷静一想自觉无理，认为尉迟恭谏言正确，于是大开宴会，召三品官入席，自己则宣布道：“今天请大家来，是为了表彰尉迟恭的品行。由于尉迟恭的劝谏，唐俭得以免死，使他有再生之幸;我也由此免了枉杀的罪名，并加我以知过即改的品德，尉迟恭自己也免去了说假话冤屈人的罪过，得到了忠直的荣誉。尉迟恭得绸缎千匹之赐。”

　　唐太宗确实是一代明君，非常“明正”;假如他是一个昏君;假如尉迟恭真的按他的话去陷害唐俭而致其死，又安知唐太宗“明正”起来，不治罪尉迟恭呢?

　　南怀瑾认为，人与人之间，在非原则问题上应谦和礼让，宽厚仁慈，多点“糊涂”，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则应保持清醒，不能一团和气。什么时候见不义不善之举都应阻之正之，如力不至此，亦应做到不助之。如果明明知道有人在行不义不善之事，却因他是长辈、上司、朋友，默而容之，帮而助之，就不是“和而不同”，反而是一种“同而不和”。当然，有时候立定了脚跟做人，的确是会冒风险的，也可能会受到暂时的委屈，受到别人的不理解，但是，“和而不同”这种公正的品德，最终会赢得人们的尊敬的。天长日久，他人自然会了解你的为人和品格。

　　人与人的交往，要恰如其分，不强交，不苟绝，不面誉以求新，不愉悦以苟合，其关系的处理，恐怕用得上这么一副对联——“大着肚皮容物，立定脚跟做人”，也就是“君子为人，和而不流”，即小事“和”，而大事“不同流”。

　　此外，在人与人交往中，可能也会遇到一些意见、看法跟大家南辕北辙的人。除非是明显违背了真理，否则我们应学会用宽容的心，学习和接纳这些不同的声音，这样才能更好地与人相处，并从这种相处中获得更多的好处，同时也能克服自己主观、臆断或武断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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