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行后言，多行少言

　　南怀瑾认为，君子和小人的区别极重要的一点是：君子多做事少说话，小人啥事没做先夸夸其谈：“君子约言，小人先言。”

　　关于这点先贤孔子也有很多论述。《论语》中说：“有一次，子贡问怎样做一个君子。”孔子说：“对于你要说的话，先做，用不着你说，做完了，大家都会跟从你，顺从你。这就是君子了。”

　　孔子曾一再申明：君子“言之必可行”，“耻其言而过其行”。主张“讷于言而敏于行”。这里的“言”具有诺言、言论之意，它主要是指有关政治、道德、人生方面的言论;“行”主要是指道德践履和政治社会活动。孔子再三告诫弟子说话要谨慎，多做少说，要尽可能身体力行，踏实去做。孔子对“言”则认为君子应该言之有物，对于言过其实的行为应感到羞耻。他说，任何人有意义的言论都会利于提高人生修养，利于树立自己的美好形象，反之，则会给自己带来负面的影响。

　　郑国时子产是一个以美言善行著称的政治家。

　　子产是春秋末期出色的政治家。他当政之初，因为大胆改革，富于实干，所以得罪了一些人。于是有人就说：谁能杀了子产，我们就跟从他。

　　子产听了，不以为然。他将改革内容铸书于鼎上，作为国家的常法，同时用法律形式鼓励拓荒。三年后，郑国大有改观。很多人改变了看法，于是有人又说：“我有子弟，子产教诲他们;我有田畴，子产使它们丰收。子产若是死了，谁能够继承他?”

　　子产在外交上善于辞令，闻名于各诸侯国。孔子针对他这一点，曾说过：“言而没有文采，流传就不会远。”夸赞子产言语有内容和有文采。子产在内政管理上，不防民口，在有人主张对毁谤执政者处以重刑时，他坚决反对;他对于自己的执政管理也不怕别人议论，并择其正确议论作为自己管理的“药方”，这些足可看出子产对“言”与“行”的注重。也正因如此，子产死时，郑国人民如死了亲人一般，无不悲哀痛哭。

　　一个人立身处世，如果不重行为，而重视夸夸其谈，实际上是有大害而无丝毫益处的。

　　大家可能都熟悉下面这个寓言故事。

　　庄子家已经贫穷到揭不开锅的地步了，无奈之下，只好硬着头皮到监理河道的官吏家去借粮。

　　监河侯见庄子登门求助，爽快地答应借粮。他说：“可以，待我收到租税后，马上借你300两银子。”

　　庄子听罢转喜为怒，脸都气得变了色。他愤然地对监河侯说：“我昨天赶路到府上来时，半路突听呼救声。环顾四周不见人影，再观察周围，原来是在干涸的车辙里躺着一条鲫鱼。它见到我，像遇见救星般向我求救。据它称，自己原住东海，不幸沦落于车辙里，无力自拔，眼看快要干死了。请求路人给点水，救救性命。”

　　监河侯听了庄周的话后，问他是否给了水救助鲫鱼。

　　庄子白了监河侯一眼，冷冷地说：“我说可以，等我到南方，劝说吴王和越王，请他们把西江的水引到你这儿来，把你接回东海老家去吧!”

　　监河侯听傻了眼，对庄子的救助方法感到十分荒唐：“那怎么行呢?”

　　“是啊，鲫鱼听了我的主意，当即气得睁大了眼，说眼下断了水，没有安身之处，只需几桶水就能解困，你说的所谓引水全是空话、大话，不等把水引来，我早就成了鱼市上的干鱼啦!”

　　这篇寓言揭露了监河侯假大方、真吝啬的伪善面目。讽刺了监河侯说大话，讲空话，不解决实际问题的态度。

　　老子说：“多言则穷。”意思是轻易许诺往往就会失去信用。可以说，这是对多言弊害的极好论述，所以，管好自己的嘴，因为言论一旦脱口而出，便无法再行收回，所以，人不能不慎重对待“言”啊。

　　古人说：多言还是招祸的弊端。十句话中对了九句，未必有人称赞，但如果有一句说错了，就会招致很多人的责备怨尤;十次计谋九次成功了，未必能得到奖赏，但若有一次计谋不成功，就很容易招致各方面的批评诽谤。所以，处世宁可沉默寡语，也不能急躁多言;宁可显得笨拙些，也不能自作聪明。

　　今日很多人自以为聪明，聪明大张旗鼓地“推销”自己，于是，我们看到，靠着传播媒介的“起哄”，平庸诗人发出摘冠诺贝尔的豪言;俗不可耐的小说跃居畅销书目的榜首;尚未开拍的电视剧先声夺人闹得天下沸沸扬扬。这些“忽悠”现象最终说到底，只是热闹一时的吹嘘，虚声浮名的昙花一现。人唯有懂得沉默，少说多做之人才会受人欢迎，因为他们有一双善于倾听的耳朵。当然，多言有害，不是要你不言;重实际行动，也不是要你只做不说。我们真正提倡的是：实事求是，不浮夸，不虚言;还有不言则已，一言则直指要害并实行之。这才是对待言论及行动的正确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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