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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从诗人节说到屈原是否是弄臣》原文欣赏

2021-03-09 15:58:13

  从诗人节说到屈原是否是弄臣

  一九四一年在重庆的一大部分作诗的人不期然地把旧历端午节定为“诗人节”,立地便得到普遍的响应。但只公开地纪念了一年,以后便只好由少数人静悄悄来举行纪念了。原因是文运大员不高兴这个举动,据说是,节日很多,为什么要把端午定成诗人节?诗人很多,为什么要纪念屈原?在这前后关于屈原也就展开了政治上的斗争。有的人说,屈原那样的人根本值不得纪念的,恃才扬己,诽谤当道,而终于独善其身,消极自杀,这样狂诞偏激的人,在我们目前的中国根本不需要。当然在今天还要来纪念屈原的人,也就是狂诞偏激之徒,有意恃才扬己,有意诽谤当道,而最好是跟着屈原消极自杀,也就乐得干净的了。太不安分了,公然要纪念屈原!

  我自己就是这不安分的一个人,而且也就是被人们最希望我赶快自杀的一个。然而我的不安分却真是到了家,对于屈原的一切我都喜欢,而独于不喜欢他的自杀,因此要想我跳进扬子江或黄浦滩,那恐怕就只好等待“自行失足落水”了。

  真的,除掉自杀这一点之外,我对于屈原的一切,可以说都是喜欢的。首先我喜欢他是尊重人民的人,例如他说: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乎民心。

  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

  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

  为多灾多难的人民而痛哭流涕,而怨天恨人,而克制自己,不作逃避现实的隐遁,试问不是真正尊重人民、爱护人民,而且这尊重爱护之念既深且切的人,谁个能够这样?屈原无疑是一位政治性很浓重的诗人,而他的政治观点就是替人民除去灾难,对内是摒弃压迫人民的吸血佞幸,对外是反抗侵略成性的强权国家,要依人民的意见来处理国政,团结善邻,对于强权拒绝屈膝。这无论怎么说应该是很正确的主张,然而却为当时的当道所不容,而采取了相反的道路以致“民离散而相失”,就在屈原在世的当时几乎要到了国族沦亡的惨痛。他是爱国爱民的人,你叫他怎么能不诽谤,能不怨望?爱得深便恨得切,他的诽谤和怨望,要使千载的大员们都感觉着震恐,这是理所当然,而在今天一些不安分的人要崇拜他,唉,那也就是势所必然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他的诗形式。那完全采取的是民歌民谣的体裁,而把它扩大了,更加组织化了。他所创造的“骚体”以“兮”字的反复出现为其特征,这本来是古代民歌民谣的唱诵口调。在今天读音变了,虽然显得文诌诌,甚至文人的别名也就叫作“骚人”,但假如懂得古音去读,那秘密便立地解释了。“兮”字古音是读如“啊”,这是清代音韵学者孔广森的一个发明。晓得了这个发音,你去读《楚辞》以及凡有“兮”字的古歌谣,便可以知道那完全是和言语近亲的音调。跟着你也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启发,便是在《诗经》中属于庙堂文学的《大雅》、《小雅》、《周颂》、《鲁颂》、《商颂》等何以不用“兮”字(用者极少),而属于民间文学的《国风》,何以多用“兮”字了。跟着你更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启发,便是用“兮”字的民间歌谣是无分南北的,以前的人认《楚辞》为南方文体,不同于北方的“雅”、“颂”,从地域上来解释二者的差异,那完全是错误的见解。《楚辞》与“雅”、“颂”的不同是平民文学与贵族文学的不同。《楚辞》式的平民文学在北方也有,“雅”、“颂”式的贵族文学在南方也有。前者有《国风》及其他古歌谣可证,后者有徐、楚、吴、越的有韵的钟鼎铭文可证。

  从这两方面来考察,我们便可以看出屈原的伟大,他的诗意识是人民意识,他的诗形式是民间形式,他是彻内彻外的一个人民诗人。他要享受两千多年来的民族崇敬,那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今天的诗人们正是意识着要遵守这样的道路。屈原在诗人们的心中便形成了庄严的形象,而把相传是他的死日的端午节,由人民的节日更规划为诗人节,而加以双重的纪念,那也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无可否认,屈原是成为了一个偶像。他是人民意识的形象化,人民文艺的形象化。这样的偶像,不仅不应该打倒,而且也没有方法打倒的。屈原在生前虽然受着迫害而终至于自杀,但他死后两千多年,人民一直都没有忘记他。愿与人民为敌的人,觉得这个偶像是眼中钉,要想用政治的力量来加以再毁灭,那只是徒劳的幻想。诗人节在今年,又全国规模地复活了,这对于那些文运大员们的反抗,不是一首朗诵诗式的洪亮的回答吗?

  但也有一种与政治的逆流无直接关系的偶像破坏的主张,那便是“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崭新学说的出现。这学说在三年前在成都纪念诗人节的时候,由孙次舟教授在纪念会的演说上公开发表了。孙先生是一位学者,他是以一位史学家的立场来发表他的新说,也和十几年前胡适发表他的屈原是虚构人物说一样,在孙先生本人可能没有什么政治的意义。不幸孙先生的新说,恰好发表在政治逆流激荡的时候,仿佛就和大员们在相呼应的一样,要摧毁这个人民意识的形象,人民文艺的形象,因而便遭受到剧烈的反击。这可以说是孙先生的不幸。今天让我们平心静气的来检讨孙先生新说的根据吧。

  原文不在手边,恕我不能作详细的征引,大体上的论证是这样的。在古希腊、罗马凡是从事于文艺工作的多是奴隶,中国古时也有这种倾向,所谓“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故如汉代的司马相如、东方曼倩之流是文学弄臣,而在秦前如淳于髡是齐之赘婿,宋玉是楚之小臣,和倡优之为弄臣,实在是并无差别。屈原是文学之士,已然逃不脱这样的命运,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离骚》,把君臣的关系比成男女的关系,而叙述自己的身份时如妇人女子。例如:“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大有搔首弄姿之态。这就足证屈原不仅是一位文学奴隶,而且是楚怀王的一位男妾了。这样的一番偶像破坏实在是相当彻底。假如纯粹出诸感情来加以反讥,实在是不能使孙先生心服,而且也不能解决问题。因此继孙先生之后也就有闻一多的《屈原问题》出现(《中原》杂志二卷二期),闻先生承认孙先生的说法,但加了一个转语,便是屈原诚然是文学弄臣,但他能够革命,所以愈见值得崇敬。这问题似乎也就可以相安无事了。的确,那样崇高的一位革命文学家,他的身份本来是一位弄臣,比起本来是一位贵族的来,似乎更值得尊敬了。不过我嫌这个说法,论证依然不够。

  在奴隶社会里面搞文艺的多是奴隶,而不必都是奴隶。屈原是楚国的贵族三间大夫,毕竟和淳于髡、宋玉等不同。问题应该在“蛾眉”与“善淫”这样的字面了。《诗经·卫风》里有“螓首蛾眉”是形容卫庄姜的容貌的,后世辞人便把这样的字面作为了形容女性的专词,但在古时这样的字面还没有这样特殊化的时候,应该可以有更广泛的使用的。女子的眉毛秀丽,就跟蛾子的那样,自然可以称为“蛾眉”;男子的眉毛秀丽,也就跟蛾子的那样,难道就不可以称为“蛾眉”吗?古人质实,自己美就说自己美,美得怎样就说美得怎样,我们不能因为屈原自述“蛾眉”,便断定他自比女子。善淫的谣诼倒应该和宫廷的女性有关的,特别是那位宠姬郑袖,我倒感觉着她对于屈原这位美男子起过野心,唯因野心不遂,后来才加以反噬。《卜居》里面不是透露了这个消息吗?“将呢訾栗斯,喔咿儒儿,以事妇人乎?”这位“妇人”,不应该是泛无所指。因此我感觉着屈原是文学弄臣,甚至是龙阳之说,证据不够。并不是想在这儿替屈原争身份,只想求其真实。假使真是一位文学弄臣而能怀抱着那样强烈的人民意识,这比本来是贵族的还要难于说明,因为那样的见解是过于以意识决定存在了。

  1946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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