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有限的个体生命融化进无限的民族生命里去

　　今天是武汉各界雪耻与兵役扩大宣传周的第六天，恰好在滕县阵亡了的师长王铭章将军的灵柩，在午前十时运到了汉口。武汉党政军各机关、各学校、各民众团体，都非常踊跃地，到大智门车站去迎接他的灵柩。王师长安睡在灵柩里面，假如是有知觉的话，我相信他一定是很谦冲，而且很放心的。他假如能够再向我们表达他的意思的话，他一定要说：“武汉的同胞们，全国的同胞们，你们这样的优待我，我实在不敢当。我们做军人的人，杀敌致果，为国捐躯，原是本分内的事，当不起同胞们这样的厚待。自己实在是惭愧。”我相信王师长一定会说这样的话。因为凡是忠于职守能够以身殉职、为国捐躯的人，虽然殉职原是本分，那种人一定是谦和的人。因为他明白大义，辨别义理，能够在生死关头保持着他自己的节概，这种人是不会虚骄浮躁的。凡是虚骄浮躁的人，临到大节大义的关头处，他一定是糊涂的家伙。但我说，王师长他一定也很放心。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看见武汉的民众，乃至全国民众，都有辨别节义的精神，对于忠于职守，为国捐躯的人，特别表示崇敬。这是对于军事胜利的绝好的保障。大家能够尊敬为国捐躯的人，有职守者有所观感，一定要见贤思齐，也忠于职守而为国捐躯。一般的民众，在救亡建国上，都是有责任的，遇到自己的责任关头，也决不会躲闪，而贻羞于国家民族。全国民众都能有这样的存心，那我们要驱逐倭寇，要复兴民众，要建设自由幸福的新中国，那是丝毫也没有问题的。因此我也就敢于相信：我们阵亡了的王师长，他安睡在灵柩里面，一定是很放心的。

　　抗战以来已经十个月，我们虽然沦陷了几省的土地，损失了无数的财产，牺牲了几十万的士兵，更有无数的同胞陷入流离颠沛的苦境，然而我们是有很宏大、很光荣的收获的。这收获是什么?第一便是我们有坚决的意志能和敌人抗战。其次是不仅能够抗战，而且还能持久，愈战愈强。敌人素来是轻视我们的，以为我们绝对不会抗战。“五七”和“五九”的国耻，便是招致敌人轻视的最明显的事实。以前的北洋军阀，只知道勇于私斗，所以日本人在二十三年前，竟向我提出了亡国的二十一条，并敢于下出最后通牒，以武力威胁我们承认。而袁世凯竟公然向他屈膝，把二十一条承认了，构成了我们整个民族的奇耻大辱。日本人就因为得到了这些甜头，他常常得寸进尺，一步一步地来压迫我们，恫胁我们。恫胁原是他所惯用的手段，他始终相信着，我们是绝对不会抵抗的。然而自卢沟桥事变以来，全国上下一心一德地毅然开始了我们的神圣抗战。这在敌人是出其不意，而在我们便是一个伟大的成功。

　　敌人遭受了我们的抵抗，起初仍然坚持他的敌视我们的初心，以为我们是经不起一打，战事也可以“速战速决”的。然而战争一发动了起来，我军英勇无比，战事愈接愈厉，到现在已经打了足足十个月了，日本人依然不能把战事解决。不仅不能解决，而且愈见增加了他的困难。他的军队内反战厌战的空气非常浓厚，国内百货昂贵，公债无法推销。就拿这发行公债一项来说吧，去年他本打算发行三十三亿九千四百万元的，但只发行了十五亿元。而这十五亿元里面，实际销出了的不过四亿五千五百万元，其余都还放在日本银行的仓库里。所以日本人委实是闹到了有点脚忙手乱的地步了，这是他所没有预料到的。这在我们无论怎样，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收获。

　　敌人所最藐视我们的，是以为我们中国人怕死，而他所最自负的是以为他们日本人不怕死。但由这一次的抗战所得到的结果，情形是完全相反了。抗战以来，我国可歌可泣的壮烈事迹，真是不计其数。南苑的佟麟阁、赵登禹两师长，南口的杨方珪团长，宝山的姚子青营长，忻口的郝梦麟军长与刘铮磊师长，广德的饶国华师长，连此次滕县的王铭章师长，他们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增加了不少的光辉灿烂的篇页。但是在日本方面是怎样呢?上而将校，下而士兵，都成为强盗军队，奸淫掳掠，无所不为，闹得来连他们自己人都看不惯，都引以为耻辱，往往自行缢死。在缢死者的衣包中，往往有纸条写着“死谏”等字样，被我们搜出。这种精神上的损失，日本人是无法挽回的。

　　这儿在我们的面前呈了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便是我们做人的应得如何死。象王铭章师长的死守滕县，这是一种死法。王师长的死守，使我们军事部署得以完密，使徐州一带转危为安。这种死法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民族的。死了也膺受着无上的光荣。象日本兵士因为厌战而自寻短路的，也是一种死法。死了固然可以免除他自己的痛苦，免除良心上的苛责，然而于大局是无补的。死了等于与草木同腐。古代的人告诉过我们说，“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这是一点也不错的箴言。我们每一个人的确应该加以考虑的，便是我们每一个人究竟死一个怎样的死。死这个生理现象，一般的人，委实说，似乎都有点怕。但不分质的怕，我看是错误的。任何人都免不了有一个死，你就怕也是无益，迟早会有你生命结束的时期到来。死是人人所必有的东西，切实的说，死倒应该是人人所有的财产。我们所当考虑的是这个通有的财产，我们应该如何用法。例如同是一个钱，用到好处，便获得一个钱乃至一个钱以上的用处;用到坏处，不仅是浪费了，而且还要惹出大祸。同是一个死，也要看你的用法如何，是要用得重如泰山，或者轻如鸿毛，这是要全靠你自己的调度。我们不应该怕死，应该怕我们自己死得不得法。轻如鸿毛的死法，才是可怕的。我们应该要宝贵自己的这项财产，并且要时时刻刻准备着在适当的地方使用。假如我们人人都死得来象王铭章师长这样的死，那不是人人都永生了吗?古人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只要死得其所，的确，人是随时随地都应该死的。这样被善用了的死，是把死复活了，也就如被善用了的钱一样，一个钱被善用了，却有无数的钱生产出来。这样的钱，难道我们还怕用?这样的死，难道我们还怕死吗?我看做人的秘诀，就是要知道死法。要把善的努力用到自己的事业上，时时刻刻都可以和死见面，要时时刻刻都怀着必死的决心。一个人能够这样，我看一定可以成为人生的成功者。无谓的死，或做坏人、做汉奸而死的死，那才真真正正是可怕的死。

　　王铭章师长，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生的成功者了。他是死了一个很光荣的死。但他果真是死了吗?不，他并没有死。他是把自己的生命切实地融化进了民族的生命里面。在民族存续的一天，王铭章师长是永远生存着的。我们现在追悼他，宁应该庆贺他，庆贺他的成功，庆贺他的不朽。

　　最后，因为王师长是四川人，我自己也是四川人，因此我想借这个机会来向四川的同胞们再说几句话。

　　我们四川省号称有七千万人口，这七千万的数目和日本的人口数目恰恰相等。论理仅拿我们四川一省便可以和日本对敌的。我们平均作为一家七口计，七口之家每家抽一名壮丁出来当兵，单只四川一省，便可以出一千万的兵。这数目是很可以使我们乐观的。因此，有的朋友说“四川是复兴民族的根据地”，这话在生在四川的人听来，应该感受着光荣，但同时也应该感觉着自己的责任重大。我们要想复兴民族，就要四川人，人人具有必死的决心，至少是可以抽出的一千万的壮丁要有必死的决心。我们要踊跃地应征兵役，并且踊跃地开到前线，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王铭章和他的部下，还有在广德阵亡了的饶国华师长和他的部下，以及在前线上阵亡了的或正在作战的其他的四川同胞，他们已经为我们呈出了很好的模范。我们应该以前仆后继的精神，跟踪着前进。要这样，我们才能够真切地担负起复兴民族的使命。

　　四川的同胞们，我们效法王师长，死一个顶有价值的死吧。全国的同胞们，我们效法王师长，死一个顶有价值的死吧。让我们大家把自己的有限的生命，融化进民族的无限的生命里去。

　　1938年5月8日于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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