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览室,我被一幅历史照片吸引住脚步。那是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时与会代表的合影。前排就座的是(从右至左): 刘少奇、陈云、王明、凯丰、项英; 后排站立的是(从右至左): 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张国焘、张闻天、彭德怀、康生。
面对着这幅历史照片,我伫立良久,真有点 “思绪万千”了。首先,主办展览的同志不因为王明、张国焘、康生后来成了坏人,而把他们从照片上抹掉,也没有在他们的头上打上大红 “×” 以示立场鲜明,象“文化大革命” 中经常采取的“革命行动” 那样。这种尊重历史的态度,就很值得钦佩。特别令人感慨系之的,是照片上的那种排列方法。按照常情——当然,常情未必正确——当时,毛泽东是军委主席,周恩来是副主席,张闻天是党中央总书记,理应和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坐在前排的中央位置上。然而,显现在照片上的,却是他们三人都随随便便地站在后排。并且毛主席还站在最边缘的位置上。虽则已是40多年前的旧照片了,却让人产生了许多的新鲜感。看得出,那时的共产党人对于照相时谁该坐、谁该站,谁在前、谁在后,谁列两旁、谁居中央之类的排位问题,是考虑不多的。
弄不清楚从什么时候起,事情发生了变化。先是在照相、开会时,后来发展到领导者参加的任何一种集体活动,几乎都无一例外地遇到了如何“排座次”的问题。于是乎,“名单学”便作为一种新型的热门学科应运而生了。经过诸位“名单学家”的操劳,我们看到了多么复杂而又微妙的现象呀!照相,照例是尊者坐中间,余者按职务等级,或排“雁列式”,或呈“葵花向阳式”;开会,“前排就座”的自然是位高权重者,还据说,谁在左、谁在右都饱含着政治内容;公布名单,孰先孰后,其中也有许多名堂。我并不否认名单排列总会有个先后次序。并且,在某些场合,出于礼仪方面的考虑,按照职务级别排名单,是必要的。我只是觉得,既然我们党内都是政治上完全平等的同志,既然革命队伍里没有尊卑贵贱之分,何必在“排座次”的问题上动那么多脑筋,又何必把职务级别看得那么重呢?
且不要小看了“名单学”,它所反映出来的封建等级观念,已经、并正继续延伸到我们社会生活的许多角落。就象殷纣王有了象牙筷子,需要玉碗来配,然后又要有鲜衣美食一样,名单上靠前了,其它方面也得跟上去,才配得上啊!所以,买东西要有“特殊供应点”,吃饭可以当“特殊宾客”,房子住大的,车子坐小的——当然,车子的大小也需具体分析,如果“座次”够份了,给“小红旗”可不行,非“大红旗”还不坐呢! “座次”同待遇如此紧密地联在一起,无怪乎人们对“名单学”要另眼相看了。以这样的眼光看40多年前的那幅照片,也无怪乎人们产生新鲜感了。
在共产党内,“名单学”从无到有,由简入繁,这是一种病态的发展,其实也是倒退:从过去竭力追求的民主平等,退向过去极端厌恶的尊卑有序; 从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要求,退向以往农民革命的水平。说到农民革命,熟悉历史的人会记起一个规律性的现象: 以打碎封建等级枷锁为重要目标的农民英雄们,往往在革命行进途中,便把这个枷锁重新拣起来,并且兴高彩烈地重新套在自己的脖颈上。“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要算人们很熟悉的例证了。不过,这只是文艺对社会生活的概括。仔细想来,又有那一个农民英雄能摆脱这种倒退的命运呢? 就说最早的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当他做了大楚王之后,穷哥们都找上门来。由于这些人没上没下地乱说,触犯了大王他的尊严,于是,往昔的 “陈胜哥” 就毫不客气地把其中最没有礼貌的大老粗砍了脑袋。从此,大楚王尊则尊矣,手下人却离心离德,连他的老丈人都不辞而别了。一出喜剧没唱多久,就变成了悲剧。
对于农民革命的这种倒退,后人曾经一次又一次地表示惋惜,然而却又按照同样的规律,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同样的命运。就象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就秦朝灭亡而发出的感叹一样: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我们又怎样? 是否还要让我们的后人来 “哀” 我们呢?按理说,我们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不该再有 “倒退” 之虞。但实际情况并不甚美妙,那种封建的劣根性在党内很有些市场。有些人不但十分欣赏当前不可避免存在的等级制度残余,而且还力 图扩大之,从40多年前那张“随随便便” 的照片,演变为后来颇为盛行的 “排座次” ,便是一个具体的反映。它说明,我们让“后人哀之” 的危险是确乎存在的。
所幸的是,残存于党内的封建思想(包括封建等级观念) 已经引起人们注意; 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更从实践上带来了好兆头。悬挂起来的国徽代替了个人的画像; 领导人进入会场,不再 “欢声雷动” 、“大放光明”; 不担任人大职务的党和政府领导人,也没再理所当然地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甚至不再出现在会议新闻的名单排列中;会议开完时,也没搞“葵花向阳式”的大合影……会场内外,多少双眼睛注视着这个新鲜的变化,多少颗心为民主平等精神的归来而欣喜!看来,专门为“排座次”、定尊卑而设的“名单学”,已出现了没落的趋势。这种没落实在是大好事。当着“名单学”彻底完结时,我们真该学着庄子的“鼓盆而歌”,来个敲锣打鼓大庆祝呢!因为,那意味着,40多年前那种“随随便便”的照片,将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延安时期提倡并实行的民主平等传统,将成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普遍风气。
(1981年第2期《文汇月刊》)
赏析 杂文强调有感而发。《面对一幅历史照片》,是一篇名副其实的“有感”之作。作者在军事博物馆看到一幅延安时期共产党领导人随便聚在一起的历史照片,颇感“新鲜”,“伫立良久,思绪万千”,当晚写出这篇杂文,录下了他的诸多感慨。这不是那种“意念先行”,再找“由头”拼凑的应时、应景之作,抒发的完全是澎湃于心头的真情实感,体现了作者善于从生活中抓取稍纵即逝的灵感,结晶成文的才华和笔力。文章展现的是心灵肺腑中的忧患和希冀,因此特别能使读者在感情上产生共鸣与共振,有一种撼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
文字朴实而底蕴深沉,是这篇杂文的艺术功力所在。苏轼论为文,说是要“先绚烂、后平淡”,——“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这篇杂文便有这种意境。它的谋篇布局很象那幅历史照片的“随随便便”,没有刻意的起承转合,似乎是信手写来,然而结构严谨,主旨突出。作者通过平实的叙述、自然的联想、巧妙的用典、风生的议论,层层推进了主题的开掘和深化。他预言的由“排座次”开始的发展后果虽然堪忧,然而却不突兀,不使人有危言耸听之感,因为在貌似平淡的行文中已讲足了道理,揭示了一种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
论点的无懈可击,思想内容的深刻是这篇杂文的价值所在。近几年的杂文创作中,多有反对封建残余思想的篇章,此文就是一篇提倡民主平等精神反对封建等级观念的。作者借一幅历史照片着笔,对我们党从当初的革命追求,到后来一个时期、一部分人封建等级观念复萌的弧形演化轨迹,作了开掘灵魂的深刻剖析,言之凿凿,持之有故,使那种丑恶的东西无处藏匿,无可逃循,因而发人深思,催人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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