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挂在口唇边的只是“大国之风” ,其实,清季以来一部分士大夫“妄自夸大” 的 “上国”心理还是在作祟。演说中和谈话中说鲁迅甚么甚么,而自己正带有鲁迅笔下的阿Q相。
这种上国心理或阿Q风表现为如下的几个公式:
公式一: 一般认为外国好的东西,中国 “古已有之”。比方说科学吧,中国古已有之,“庄子齐物之论……便可与现代科学相印证,使理益彰而意益明”。
公式二: 一般认为中国坏的东西,外国也有,甚至是一般难免的现象,所以旧辜鸿铭,对洋朋友为他背后拖的大辫子辩护说: “我的辫子是一种装饰品,犹如你们西方人的领带一样。”他更替中国讨几房姨太太的士大夫辩护说: “一个男子讨几个女人,正如一把茶壶之有几个茶杯一样。”(这个故事恐怕还是从《瞬息京华》中看到的。)所以,新辜鸿铭也说: “外国也有黑市,也有人弄权舞弊,也有骈枝机关,人浮于事的混乱局面……我以为中国如一大海,只看沙滩上的飘泊秽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小玩意儿,是不足以言观海的,有人恶意宣传,正象向大海投石。”
公式三:中国古的甚么甚么比外国还强,而今日一般外国认为好的东西,倒是坏的,比方谈到政治,新辜鸿铭便“信口把中国的施政理想作一番形而上学的概述,但是忽略了在中国的皇朝时代,几世纪来,这一种理想产生了什么结果,或是为什么这种理想第一未能控制中国军阀,第二未能控制日本”。(见威尔曼在《星期文学批评》的《啼笑皆非》的书评。)而西洋的民主政治,在新辜鸿铭的眼中,竟是一钱不值,因为他说: “现在单就政治来说,在西洋,就说美国吧,与政治发生兴趣的,都是那班跑政治的人,并不是每个市民都可以弄清楚的,若说我国将来,必然也为这班人所掌握。”
公式四:不独中国人说中国第一,而西洋人也说中国人第一,比方要把自己还“未窥其涯略”的《易经》拼命的捧一番,便要借重洋人的话说: “欧洲心理学家容氏谓,看《易经》始知东方逻辑及思想方法与西洋因果逻辑不同,而且较合科学条理,因为今日科学的基本因果律已经动摇。”根据这一公式,中国的三寸金莲也是了不起的固有文化,因为有些洋朋友也把压金线绣花的大红小脚鞋当作美术品一般供奉在书室里哩!
拿这几个公式做尺子来衡量,合标准的才叫做“民族主义”;鲁迅那派的确是“不要民族”,还要什么“说明”呢?
对青年谈这样的“心理建设”自然不是“迎合青年心理”。但是,我们却要问,这“迎合”什么人的“心理”?
我们这样子问,也许是“向大海投石”,于海无伤,所赢得的也是报之以“无聊”和“不屑”那样“海量包涵”。不过,能够再飞渡过重洋大海,在金元的美国以“正外国的视听”的“神圣”使命自任,究竟是不可多得的,我们总希望,乘坐美国军用飞机和湘桂粤汉铁路头等车厢在西北西南兜了一个圈子之后,这位幸运的归客也看到“海”的一些真正的样相,而不仅是它的泡沫吧。
(1944年1月12日衡阳《力报·〈文艺新地〉》副刊)
赏析 这是一篇带有强烈的批判色彩的杂文。辛亥革命以来,一部分政治态度极为保守的士大夫,极力反对鲁迅等人倡导的新文化运动。他们坐井观天,妄自尊大,排斥来自西方的先进思想,以为具有“大国之风”的中国,样样都比别人强。本文的目的,就在于要揭开那些罩在士大夫耳目上的乱叶,提醒他们看看现实中的中国这一片“大海”。
文章一开始就亮出靶子,对准士大夫的上国心理和阿Q风表现,一连就是数箭: 外国好的东西,中国古已有之; 中国坏的东西,外国也有; 中国古的甚么甚么比外国强; 连西洋人都承认中国人第一。口说无凭,还得拿出证据来,文章在每个表现上都引用了新旧辜鸿铭们摇唇鼓舌的辩白,比如“齐物论”,“辫子”,“《易经》”等等。然而这些辩白究竟能否站得住脚呢?作者并没有直接予以评价,而是以巧取胜,以士大夫之矛攻士大夫之盾,各个击破。例如,“辫子”和“领带”,“茶杯与姨太太”具有不可比性,生拉硬扯到一块,必然要产生令人喷饭的喜剧效果。象“我的辫子是一种装饰品,犹如你们西方人的领带一样”之类的辩解,不难看出与自欺欺人的诡辩无异。文章处处巧用“矛盾”,使妄自尊大者作茧自缚。
此后,作者又向“大海”投下两颗“石子”,再一次主动出击,向士大夫们发出反问。至于回音,已无须得到,也不可能得到,因为士大夫们对此发问只能报之以“无聊”和“不屑”那样的 “海量包涵”来自我解脱。事实上他们是被一种咄咄的气势逼到了死角,无言以对了。这篇文章成文于1944年,其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正践踏着中国大地,国难深重,而某些“国粹”派人物却依然自我陶醉,甚至不惜违背“自己样样比人好”的初衷,享用美国飞机和铁路头等车厢作逍遥游。读完全文,究竟是谁“不要民族”,读者已经一目了然了。
这篇杂文结构简单,主要重心都落在四个“公式”上。这种结构安排的好处是,能起到化整为零,攻其一点的作用,使力量易于集中而破的,也使文章条理明晰,层层逼进,很有力度。此外,杂文语言诙谐幽默,多处使用反语,增强了讽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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