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了朋友从重庆剪寄报上关于读经问题的文章,才知道在去年的参政会中,竟有人提出过读经的议案来。
记得还是民国二十四年吧,在上海商务书馆出版的教育杂志上,有过读经问题的专号,要我写文章。我干脆的说道: “时代已是1935年,而中国人还在提倡读经,是不是神经病,我也不用多讲了!” 又说道: “主张读经的人,最好请他多读一点历史,诵孝经以退黄巾,结果只有做黄巾的刀下鬼罢了! ”现在,时光又过了八年,在中国已是抗战的第七个年头了,而耳中还会听见这种议论。想起来,真使人有无限的感慨。
主张读经的人,虽还不知道他的尊姓大名。不过,我想总不会是通经之士吧。倘然真真是一位对于中国学问有研究成就的人,我想决不会发出这种议论来的。读经的原提案,我也没福拜读,不知道它的内容和办法怎么样。据朋友传说,他主张要叫小学生读经,那更是太荒谬了。这种佶屈聱牙,断烂朝报,昔人穷毕生精力,到头发白了还不能弄通的东西,却要叫黄口小儿去读它,废时伤脑,简直是对中国下一代国民开玩笑。
在五四时代,有人主张把线装书丢下毛坑。——这人并不是无名小卒,还是现在的党国要人呢——在我,倒是很喜欢弄弄线装书的,以为丢下毛坑太可惜了。应该拣出来放在图书馆内,让少数的专家去研究它。经,也是线装书的一部分;并且我是赞成章实斋五经皆史的主张,以为比较近理。那么,这一大堆史料,让专家去研究,倒还很有用处的。丢下毛坑,和捧上课堂叫小学生苦读,怕是同一样的笑话吧。“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这三段论法,拿来奉送给现在提倡读经的先生们,我觉得是再好没有的了。
在我们中国,实在是议论太多了。譬如说,有人主张孙总理是继承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不传的道统的,我终觉得这是对于总理的一种侮辱。从托古改制若存若灭荒渺无稽的古代大酋长尧舜起(李白不是说过: “尧幽囚,舜野死,九疑绵绵皆相似,重疃孤坟竟谁是”吗?这位大诗人,倒才实是通晓史的呢。)以至集大成的至圣先师孔二先生止,不管他在传说里边,怎么样神圣,怎么样伟大,充其量总是一个封建时代的人物罢了。而总理是主张推翻中国的封建社会,越过欧美的资本社会,以迎头赶上的精神来创造社会主义的新世界的;如何可以因为他和端门受命的圣人有些转湾抹角的关系,就想把他的铜像抬进孔庙大成殿里去呢?倘然说,总理是中国人,吸收过传统的中国文化,所以应该作为孔二先生的信徒,那末,人类都是猴子的儿孙,我们能不能说我们也承继着猴子的道统呢?须知总理对于传统的中国文化,果然有所吸收,但也有所扬弃,决不是无条件地食古不化盲从迷信的呀!
听说今年是礼乐年了,制礼作乐,当然是盛世的事情。说什么胜残去杀,礼乐必百年而复兴,觉得是太头巾气了。不过,我们得认清楚两点: 第一点,现在已是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反侵略战争胜利以后,世界将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中国也非例外,决不能再把过去封建时代的废铜烂铁,搬出来当作国宝用; 第二点,就照封建时代至圣先师的说法吧:“礼云礼云,玉帛云尔哉? 乐云乐云,钟鼓云尔哉? ” 这两句话倒也有绝大的真理存在着,值得我们警惕。不然,把叔孙通绵蕞朝仪的办法,应用到三民主义的新中国来,则无怪鲁诸生宁愿替重瞳效死,而不肯接受一面溺儒冠一面以太牢祭孔底泗上亭长的高官厚禄了。
(1947年上海耕耘出版社版《怀旧集》)
赏析 本文是一篇立论严谨,说理深透的驳论文。作者以博古通今的丰富知识,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挥洒自如的文笔,有力地驳斥了提倡读经复古的谬论。
文章是由作者看到的一篇关于读经的剪报写起的。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要人几次重弹“五四”以后复古派鼓吹读经的老调。所以作者在文章的开头,便以回顾的方法,援引了1935年他反对提倡读经的原话: “诵孝经以退黄巾,结果只有做黄巾的刀下鬼罢了。”开篇写得很自如,用旧话重提的方式,强调了到抗战的第七个年头,仍有人鼓吹读经的荒谬性及其危害,表达了作者的惊讶与感慨。
接着批驳让小学生读经的主张。作者并没有涉及经书的内容,仅以经书的“佶屈聱牙”,“断烂朝报”,“昔人穷毕生精力,到头发白了还不能弄通”为例,揭露提倡者的无知和荒谬,将“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危害讲得明暸透辟。作者驳论、立论的视角敏锐而广阔。文章从批判提倡者无知的角度着笔,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读经的议案”。继而作者还指出: 将经书丢下毛坑的主张,也同样可笑,并提出经书仍具有供少数专家研究的价值。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很注意立论的全面,周严,做到了无懈可击。
后边谈的是“道统”与“礼乐年”。这虽是与读经有关的两个具体问题,但都涉及了对中国文化应采取何种态度。文章以饱蘸激情的笔墨,用生动的譬喻,有力地驳斥了说孙中山“继承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不传的道统”的谬论。作者以对经书及历史的熟知深解,从社会本质特征着眼,指出孙中山是一位变革社会,越过欧美资本社会,迎头赶上世界潮流的伟大人物。以此说明将封建时代的人物与总理相比的可笑。进而作者还以人类进化过程做譬喻,指出孙中山对中国文化有吸收、也有扬弃,从而嘲讽了想把孙中山的铜像“抬进孔庙大成殿里去”的荒谬。
关于礼乐,文章抨击的是为提倡读经而组织的尊孔活动。作者评古论今,首先提醒那些组织者要认清世界发展的趋势,指出“反侵略战争胜利以后,世界将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以此嘲讽鼓吹礼乐的陈腐落后。然后,作者又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手法,即用儒家祖师爷孔子的话来教训那些鼓吹“制礼作乐”的现代儒生们,真是一针见血,正中要害。文章极富讽刺意味地指出:孔子在那“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提倡制礼作乐,尚且主张要注重其精神实质,而不要光讲形式;而现代儒生们,为了粉饰太平,取媚当局,谋取高官厚禄,竟要“把叔孙通绵蕞朝仪的办法,应用到三民主义的新中国来”,未免有点数典忘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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