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前,在北平同二三老同学纵谈时事,引 起不少 感慨。我记得曾说到: 自己觉得在报界多少年,眼看着国家地位至此,还在作记者,实在没有面子。同学某君,称许此言,说这便是一种觉悟。归津以后,屡次想到这一段话,现在具体的多写几句,发表给周报读者诸君。
近来从心坎里想骂人,但有条件,是从自己骂起。譬如就我们说,自民国以来做新闻记者,这多年在天津做报,朋辈们都说是成功,报纸销得,也受重视,在社会各方庇护之下,何尝不俨然是中国大报之一; 但在 “九一八” 后之中国,清夜自思,事前有何补救? 事后有何挽回? 到现在四省沉沦,而大报馆还是大报馆,老记者还是老记者,依然照常的做所谓舆论的指导,要用春秋论断,除恬不知耻四字而外,恐怕任何批评皆不适宜。同时再从一方面讲,这样大报,办得稳吗? 老记者的铁饭碗,有保持的把握吗? 我敢断言:绝对不稳,毫无把握! 什么理由,大概用不着讲; 总括一句话: 国家不稳,什么事业能稳? 国家无把握,什么事业能有把握? 岂但天津,处处一理,岂但报业,业业皆然。再进一步说,岂但 自 己维持大报无把握,改行能行吗? 迁地有办法吗? 逃到乡下不做事,能安全吗? 祖宗坟墓,能保得住吗? 妻儿老小自己能保护吗? 这样推论下去,必然要达到唯一的结论,就是在国家现状下,一切事业,都算无基础,一切生命财产,都是不可靠。北方有句俗话: 不能混。国家现状就是这样,中 国人不能混了。以四万万人的大国,落到这种不能混的地步; 而我们这样,赖国家栽培受过若干教育,仗社会优待,吃过多年饱饭的人,一面束手无策,一面依旧写些一知半解的文字,号称做舆论的工作。不细想则已,细想起来,焉能不羞愧欲死!
自己骂够了,不能不联想及于社会各方面之人,遂不能不断定: 大家的没面子,至少也同新闻记者一样。还有负责任大的人,直接主持或参与国事的人,其没面子,在道义上或者更大。具体的说,现在国家整个地位,这样危险,全国民生,这样困穷,同时我们与他国一样,有政府,有军队,有金融实业各大机关,有多少大校长大教授,还有上千上万的摩登大学生,和形形色色的名流钜子。这些人,在全国同胞中,都是受优厚待遇,一大半是直接受人民之厚养。平心自问,责任是否尽到,所做之事,与所受之养,符与不符?在国家这样大患难之中,文官,从县长到部长院长,武官,从师旅团长到总司令,负着国家这样重大责任,享着这样尊荣,事到于今,有什么面子?再说中国也有不少的专门家大教授,自然其中一部分,实在在各方面紧张工作,但有若干徒享大名,安居乐业,对此河山破碎,依旧一片雍容静穆的气概,自我想来,也够没有面子了。至于实业界,本来为营利,但营利的本领,也差得多。计划又疏,耗费又大,遇着国际竞争立刻支持费力。就最近说,白银成为问题以后的中国经济界有多么脆弱呀!在平时状态,尚且不易维持,怎样能担负国难责任!我想一般财界重镇们,倘清夜自省也应该感觉十分难堪吧!再说,全国受中等教育以上的学生,这些人,对国事固然无直接责任,但社会的期许却甚厚。其中奋勉修养者固然不少,但有些却依然颓唐不振。譬如学生有组织国剧团公演旧戏的,我的感觉,就很奇怪。今日何时——却有工夫迷信这些无益之事。哼几句戏,随便消遣,尚属无妨;认真的上台演唱,要费多少脑力与光阴?受高级教育的青年,在今天,还有闲心迷这些事。要讲艺术,应该创些比职业的旧戏家更艺术化的玩意,牺牲严重光阴,摹仿他们做甚。这种事实自身,可说是一种悲剧了!其他不良娱乐,也是一理,娱乐已经无暇,况且不良。愿全国青年们想想:在这严重国难之下,受这点教育,时机如何宝贵,意义怎样庄严? 常这样想着,就是知耻之道了。
责备的话不写了,因为骂人不如骂自己痛快,现在说结论吧! 人若问我: 只如是骂自己,骂众人,也不能救国,我说不然,这便是救亡工作的第一步! 要国家各方面有迅速的进步,第一就要人人从心坎上自己感到愧急。日本人常说中国人只顾面子,其实那一国人不顾面子,谁不该重视名誉。不过日本人所谓中国人之爱面子,是虚伪自欺的爱面子,只要表面搪塞过去,内容便不深究。中国过去之失败,就在这顾虚荣而不感真耻! 中国到今天虚荣已完全打破了,这样大民族赤裸裸的摆在国际舞台上,眼看要出现束手待擒的最难看之一幕。挽救之策,第一就要大家真愧真急! 佛家讲悲悔,这悲字好极了。人人从心坎里至诚悲悔,则无论政界、军界、经济界、学术界,定立刻有长足进步! 这一种伟大的心力,两三年就可表现不可思议的效果。我再声明一句: 我不是提倡对日报复,或肤浅的备战论,我认为日本除其极端的军国主义之外,其人民有许多优点,这两大黄种国,最后一定能成立平等亲善的关系。但其前提必须中国己身得到日本之敬重。换句话说: 就是中国之官吏、军人、教育实业界,学生之工作成绩,人格行动,向来太不受日本敬重,不惟招侮,并且招恨。假若中国各方面一旦事事进步,人人自新,无形中登时增高国家地位,日本到了不轻视中国及中国人之时,对日问题,一定有办法。归根结底,中国人的面子要自己恢复,怎样使中国民族为名誉的生存,这个解答,就在我们自己。
我们从十五年在天津办报以来,因力戒个人卖名之恶习,报上作文字,不唯不署名,并且不涉及作者个人之一切,现在《大公报》仍然守着这个习惯。不过最近感觉,以个人为中心,说话也有方便处,同时鉴于国事日危,焦燥不耐,此后想藉《周报》地位,不时说些粗浅的老实话以求教于散在各地的知交,及许多未见过面的朋友。现在快到旧年春节,先提出一个《我们有什么面子》的问题,作为给诸位贺春的贡献。
(1935年1月17日《国闻周报》第12卷第4期)
赏析 这是一篇知人论世的随感,虽然没怎么旁征博引,也欠缺蕴借含蓄,但从它触及时局、痛下针砭的立意言之,还不失其杂文味。
文章是以“没面子”为由头生发的,这个由头来得甚巧。因为,文章所涉及的,是爱国救亡的老问题,倘若没个好由头,纵令笔底生花,终难免老生常谈之嫌。更何况中国自古是颇讲面子的礼义之邦,作者本人是极有面子的体面人士。就在做此文前两月,作者身为全国性大报《大公报》的总主笔,曾回籍谒墓。其时,上有政府要员、苏联和日本等国大使的文字馈赠,下有地方当道、各界士绅的隆重接迎,立墓表,树神道碑,光宗耀祖,举国皆知,真是面子十足。这样一个大面子的人,忽然着文,开宗明义,痛陈自己乃至全体国人“实在没有面子”,尽管文章讲的是爱国救亡的老问题,却立时有了新意。
人们常说,对国民党当局“小骂大帮忙”,是解放前《大公报》的特性。不论这般定性是否确当,《大公报》的总主笔着实是爱骂且会骂的,《我们有什么面子》即为一例。“没脸”、“不要脸”是妇孺皆知的骂人话,文章不仅开篇便曰“没有面子”,而且第二层的首句更明言“近来从心坎里想骂人”,并从此口口声声,一路骂将开去,骂出了文章的主体。整个第二层,骂自己,骂报人,骂“从县长到部长院长”、“从师旅团长到总司令”,骂实业界与财界,骂教授和学生……骂得辛辣醒豁,酣畅淋漓。但文章虽骂个痛快,却并非恶语相加,而是议论有故,语重心长,旨在讽劝。特别是作者在骂众人之前,先骂自己,一句“自己骂够了,不能不联想及于社会各方面之人”,立马明渡陈仓,将锋芒所向由自己引向众人,造成理所当然之势,直叫被骂者哑口,旁观者共鸣。这不能不令人佩服作者的善骂之妙。
文章最后一层,作者敛骂人之威,笔锋一转,和颜道出骂的目的,即在国难当头之际,使国人知所愧急,从而人人振刷,国家进步,以防外侮。全文环环相扣,自有其缜密的逻辑力量。
作者是个旧报人,虽和鲁迅同代,但走的不全是一条路。这篇文章的爱国之情,是洋溢的;切望国人奋发自强之心,堪称诚正;写法上亦具备一种既直抒胸臆又平易近人的风格。但在外敌大举进犯的前夕,只一味自责,单强调应使外敌不轻视中国及中国人,并声明“不是提倡对日报复,或肤浅的备战论”云云,作者的抗日态度是否积极,主张是否失之于偏,读者当会公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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