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许多人提倡共产,也有许多人反对共产。反共产的人的最大的理由是中国与共产制度不相宜,共产主义不能实行于中国。我也偏向反共产,可是我的理由是与他们相反的,我却正是为了共产制度已经在中国实行了。

　　别的也许说不上,在实行共产制度方面中国是很有成绩的。苏俄以外,中国可以算第一共产的大国了。自然,中国有中国的民族性,中国的共产制度也与苏俄或世界其余各国的不一样。世界各国所说的共产,现在无非是劳动者去共资本家的产,平民去共贵族的产,穷人去共富人的产。中国的共产就大不相同了。中国是富人去共穷人的产,官僚去共平民的产。

　　我们拿一件最容易看见的事来做例。中央公园进门是要门票的。这门票的收入就是维持中央公园的经费,至少是一部分的经费。我们平民,除了穷到出不起十六个铜子而不敢去的人,都负这维持的义务。可是,要是你是一个什么部的官,什么会的委员,胸口挂上一块牌,你就可以摇摇摆摆的进门,不用买门票。一个人要装一个电话,写了信去也许个把月不得复。装了之后,平日叫号数常常叫不来,两三个月不出钱就得出乱子。可是要是你是总长、议员,尤其是什么军办公处的人,一句话去即刻就来同你装电话,以后非但一点都没毛病,并且不用你出半个钱。

　　同样,只要你是个阔人,你点的电灯不用你花钱,你打的电报不用你花钱,你坐的轮船火车不用你花钱。你愈阔,你花钱的地方也愈少。你做了顶阔的人,你就不用花一个钱。

　　还有那国家征收的税。你愈穷,你出税的机会也愈多,除非你是不名一文的叫花子。要是你是个阔人,那么什么税也不用你出了。

　　在这一点,共产制度的中国实在与资本制度的英美恰恰的相反。他们收税的原则,非但收入多的人同收入少的人一样的抽几分之几的税,还要收入愈多的人出税也愈多。例如一月只有十元的人可以不出税,一月百元的人抽百分之二,一月十万元的人,得出百分之三十。好象欧战的时候,美国的几个富豪还抽了收入的百分之五十。

　　所以中国是共产的国家,官僚共平民的产的国家。既然中国的官僚没有一个不有钱——他怎样能不富?——富人没有一个不做官,所以也是富人共穷人的产的国家。

　　至于共产制度的积极方面,怎样的刮地皮,怎样的取回扣,怎样的收贿赂,怎样的侵吞公款,总而言之,怎样的剥削平民去饱自己的私囊,那虽然是大家看惯说惯的事实,也许不见得所有的官全那样,所以不拿来做例。

　　在这种共产制度底下少不得发生那当然的结果。做事的拿不到钱,拿钱的不做事。拿钱愈少的做事愈多,拿钱愈多的也做事愈少。你看各衙门里的几十块钱一月的录事,一天都不得空,大一些的官就一月不用到几次。可是把衙门的录事先生来同铺子里的掌柜打一个比,还是谁做的事多,谁拿的钱少?

　　很少人觉得不做事过不得。就是欢喜做事的人也只喜欢做那自己情愿干的事,至于为了吃饭养家才做的事,做久了也就生厌了。有了那样不做事可以拿钱的榜样在眼前,一个人孜孜矻矻的一天工作了十二点钟还衣不蔽体,食不饱腹,妻子蓬头垢面,儿女呼号啜泣,自然不免 “有动于中” 了。这样的制度不扫除,怎样能叫中国人不想做官?

　　(1928年6月新月书店版《西滢闲话》)

　　赏析 20年代,不管从哪一层意义上讲,“共产”一词都是颇为时髦的,有人提倡,有人反对。但不管提倡或反对都是着眼于将来。然而作者的偏于“反共产”,却在于它已经在中国实行了,而且很有成绩,只不过它与苏俄及世界各国的意义不同,不是“劳动者去共资本家的产,平民去共贵族的产,穷人去共富人的产”,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富人去共穷人的产,官僚去共平民的产”。这一层作者立意不凡,从一般意义上的提倡与反对之外,另辟蹊径,提出第三种理解,给读者造成一种强烈的心理反差,收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同时语多讥刺,表现了作者对黑暗的中国社会和腐败的特权阶级的强烈愤懑和不满。

　　接着,承题而来,作者以普遍的事实证实自己的立论。从中央公园的门票,说到电话的安装与维修,从居家使用的电灯,到出外乘坐的轮船火车,乃至国家赋税的征收,总之,无往而不实行 “共产制度”。其外在特征是愈阔便愈不花钱,愈穷愈要往外掏钱,也就是“官僚共平民的产”、“富人共穷人的产”。这一层虽多是事实的叙述,然而随处流露出作者对这种不合理现实的愤激之情。

　　最后一层,作者交代了这种“共产制度”所带来的消极后果,那就是败坏了社会风气,人人都想只拿钱不做事。于是作者慨然有云:“这样的制度不扫除,怎样能叫中国人不想做官?”

　　这一篇对于时弊的抨击,在《西滢闲话》中,也许要算是较为激切的。它不仅暴露了旧官僚体制的罪恶,社会的不公正不合理,而且表现出改造这社会、铲除这制度的愿望。文章立论鲜明,而且多采用对比说明。既有中国和苏俄的对比,又有中国和欧美的对比,于对比中揭示中国社会生活的独特和奇异。而这独特和奇异恰恰证明中国的黑暗和腐败。文章感情充沛,运笔娴熟,平淡中有深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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