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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杜鹃》原文及赏析

2021-03-15 18:22:23

  杜鹃

  杜鹃,敝同乡的魂,在文学上所占的地位,恐怕任何鸟都比不上。

  我们一提起杜鹃,心头眼底便好像有说不尽的诗意。

  它本身不用说,已经是望帝的化身了。有时又被认为薄命的佳人,忧国的志士;声是满腹乡思,血是遍山踯躅;可怜,哀婉,纯洁,至诚……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了爱的象征。这爱的象征似乎已经成为了民族的感情。

  而且,这种感情还超越了民族的范围,东方诸国大都受到了感染。例如日本,杜鹃在文学上所占的地位,并不亚于中国。

  然而,这实在是名实不符的一个最大的例证。

  杜鹃是一种灰黑色的鸟,毛羽并不美,它的习性专横而残忍。

  杜鹃是不营巢的,也不孵卵哺雏。到了生殖季节,产卵在莺巢中,让莺替它孵卵哺雏。雏鹃比雏莺大,到将长成时,甚且比母莺还大。鹃雏孵化出来之后,每将莺雏挤出巢外,任它啼饥号寒而死,它自己独霸着母莺的哺育。莺受鹃欺而不自知,辛辛苦苦地哺育着比自己还大的鹃雏:真是一件令人不平、令人流泪的情景。

  想到了这些实际,便觉得杜鹃这种鸟大可以作为欺世盗名者的标本了。然而,杜鹃不能任其咎。杜鹃就只是杜鹃,它并不曾要求人把它认为佳人、志士。

  人的智慧和莺也相差不远,全凭主观意象而不顾实际,这样的例证多的是。

  因此,过去和现在都有无数的人面杜鹃被人哺育着。将来会怎样呢?莺虽然不能解答这个问题,人是应该解答而且能够解答的。

  赏析

  这是一篇简短优美、立意新颖的散文。

  立意就是观点。观点要新,因为新就是创造。新就是讲别人没有讲过的话,讲自己独到的思想,所谓“言他人所未言”。做学问的人都知道,创新的观点通常有两条路径:一是论题新,所谓“开辟处女地”、“填补空白”,即使你的研究不够深入,但因为是别人滑有研究过的,你的结论便自然有了新意;一是做“翻案文章”,别人说东你说西,别人说是你说非,由于反差强烈,新意立见。郭沫若是诗人,也是学者,学问之道,可说是料熟于心。

  这篇散文即是循着“翻案”的思路而写的。“翻案”的思路,今人谓之“逆向思维”,是创造之一法。不过这次“翻案”,不是负面翻正,而是正面翻负,即把正面价值的“爱的象征”的杜鹃鸟逆转成负面价值的“专横而残忍”的形象(或隐喻)。文章先列举杜鹃鸟在文学史上的种种正面形象:望帝的化身,薄命的佳人,忧国的志士,可怜、哀惋、纯洁、至诚。它不仅灌注着国民的情感,而且走出国界,成为“东方情结”。接着笔锋陡转,出语惊人,指出杜鹃鸟“名实不符”,过去的名声是出于对事实的误解。其根据是动物行为学的知识,即杜鹃欺骗性地独霸莺巢,类似于中国成语中说的“鹊巢鸠占”。这个事实是动物学的发现。翻开《辞海》杜鹃条目,其中赫然写着:“部分种类不自营巢,产卵于多种雀巢中,由巢主孵卵育雏。雏出壳后,推出巢主雏鸟而独受哺育。”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杜鹃鸟的文学象征竟与它的动物习性如此不吻合,“打架”得厉害。

  当然,文学象征是一回事,自然知识是另一回事,它们各有其价值,即人文价值与科学价值。科学讲事实,文学讲虚拟。我们完全不必要去追究“龙的传人”这句话或这个文学意象。龙本身是想象中的动物形象,所谓“九似之象”;“传人”则是后代的意思,龙是华夏族的祖先出于远古的图腾意识。用科学的标准去衡量,全是“一派胡言”,但我们至今不定期在唱《龙的传人》这首歌,还在用“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郭沫若不是不懂得这个道理。他用科学的动物知识翻文学作品中杜鹃鸟形象的“案”,必定另有理由。这理由就是当时的时代背景与中日关系。

  《杜鹃》这篇散文写于1937年1月。这时,抗日战争尚未全面爆发,但日本帝国主义却已经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蚕食与染指华北地区,其侵华野心已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翻开中日关系史,我们知道日本在唐代曾派遣使者到中国,把中华文化引入日本,作为学习、效仿的楷模。总之,中国文化在历史上对日本民族是有“哺育”之“恩”的。但现实却是日本帝国主义“恩将仇报”。因此,从中华民族的现实功利与安危出发,郭沫若做了这篇“翻案”文章,隐喻日本侵略者是忘恩负义、“专横而残忍”的杜鹃鸟。

  这篇文章的最后落脚点还在于我们自身。也就是把中华民族比作“莺”,批评“莺”的不觉醒而自甘奴化,对“人面杜鹃”丧失警惕之心。读来言简意深,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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