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在穷乡僻壤的小学堂读到一本选收高小学生之作的《学生新文库》。封面上署蔡元培题,由此而想要知道他是一位何等样的人物。及长,逐渐读到一些他和有关他的著述,更是心仪景仰。特别是他在1917年出长北大后所提倡的学术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使北大顿时成了人文荟萃的中心,也促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蔡元培一生“爱才、惜才、育才”,《答林琴南书》中“夫人才至为难得”的名言可以代表他的思想。他始终关心和爱护鲁迅是我们早熟知的了。更重要的是,他敢于破除习俗和偏见,不拘年龄、资历,真正唯才是举,热忱地扶持和启用青年。梁漱溟二十挂零,蔡要聘他来执教。人说此君是头年来考北大未被录取的。蔡说:不能当北大的学生不能否认他学有专长,那就请他来当先生。这是何等样的胆识!胡适和以后在清华任教的钱钟书,都是28岁当教授。

　　1918年末北大教授平均年龄只三十 多 岁,二十几岁的青年教授就有十多名。这是在当时全国首屈一指的最高学府。

　　现在我们也正在谈论“尊重知识” 、“破格选拔人才”,但就以时下最热门的职称评定来说,在许多院校以及文化出版界中已评定教授或编审一类高职的,总数何止超过那时的北大千倍,但要从中找出十几名 “二十多岁的青年教授” 怕也很难吧! 去年有一位三十几岁晋升的教授上了报纸头条,可见乃新鲜之闻,风毛麟角也。是不是吾国吾民的童年期已大大延长,青年们乃至中年都已愈难成长? 大概不会有人承认。那么,青年们乃至中年们要晋升到最高技术职务何以这样难呢? 一方面 “四化” 召唤人才,期待大量的有识、有为的中青年们脱颖而出,一方面为保护论资排辈而精心设置的条条框框不少。“年纪还轻日后再说嘛! ” “不能越级啦!” “老同志过了这个村没有哪个店啦!”院校间互相打听的第一句话是: “你们那里副教授评到哪一年了? ” (指哪一年毕业的大学生)似乎已成为一条主要的界线,水平的高下倒在次之。条文规定大学本科毕业一年后可评助理,以后每五年才具有申请晋升高一级的资格,熬到正高职至少四十出头,有“学力” 而无“学历” 的就更长了。这当然是后话,时下还鲜有可能,因为还有一大批年龄层次更高的还没有评够。

　　而在另一方面,又精心保护着某些需要照顾者的利益,有的部门评正高可以不要一篇论文,更何况乎著译,真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似乎只要年龄越大,水平就会越高。以常理定之,年龄可以增加阅历、学问,授课实际水平则未必然。一个人的学问究竟不像图书馆里藏书,年代愈久库藏愈丰并可随到随取; 也不是扑满,一年投两个分币,五十年必满百分。知识是在不断学习、更新,不断创造性的发挥和进取中才取得的。古人就曾有过“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感叹,更何况这种所认为的学问还无以为证呢!国外有的大学规定一位教授如果两年中没有新成果发表就将解聘,实在是将竞争机制引入高校的良策。因为知识这个东西究竟不会自动随着年资增长,水平要过硬,也得通过著述或所研究的成果才能表现出来,不能光凭“我认为”或“年资老”。一株老干树龄虽长因或小或曲或枯不可充梁栋;一棵壮苗如果总让它在地表下曲曲弯弯,待到若干年后才探出头来,也可能已成为“三寸丁穀树皮”了。

　　蔡元培诞辰120周年了,与蔡元培七十年前长北大时做点比较,我们能悟出点什么来呢!

　　(1988年2月20日《人民日报》)

　　赏析 此文在结构上分两块,一是讲蔡元培如何“爱才、惜才、育才”,一是谈现实职称评定中的弊端。两相对比着出现,形成鲜明反差,给读者的印象极为鲜明。梁漱溟、胡适、钱钟书等当代大学者,都在20多岁、青春鼎盛之时,当上了北大或清华的教授。而今,论资排辈,保护照顾,却使得有真才实学的青年人难于脱颖而出。由彼及此,当是很令人感慨的。

　　这是来自生活的真情实感。作者满腔感慨,却把它写得很平实。从头至尾,都在摆事实,婉婉道出,实实在在。明朗的思想,明快的笔调,精妙的文字,读起来与作者的感情更贴近。以为杂文都必须剑拔弩张,锋芒毕露,至少不全面。平实也是一种美,也有一种说服人的力量。此文很少讲理,而着重讲事。杂文当然要有理,此文也很有理,但作者不求特别说出,而是理随事出,寄理于事,于人。借事件传出的意蕴和理性,更能给人以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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