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御史的职责是监察朝廷,纠摘皇帝、百官的过失。宋朝规定了制度: 凡御史任事,一百日不言,罢为外官。到了明朝,虽未必再有这样严格的规定,但身为御史而不建言,总不是光彩的事,因此,有些御史就老是在芝麻绿豆般的细事上下功夫。弘治初,有一位给事建言处置军国事,云: “京中士人好着马尾衬裙,官马多被人偷拔鬃尾,有误军国大计,乞要禁革”。这确是一位从“偷拔鬃尾”着眼,想到马尾巴的功能,又拉扯到军国大计的言官。冯梦龙对此事评云: “极小文章,生扭在极大题目上”。(《古今谈概》)看来当时没有这样的“生扭”功夫,是做不成言官的。

　　生扭,即生搬硬套,把不相干的人或事扭捏一起。元朝马致远《一枝花》云: “本待学煮海张生,生扭做游春杜甫。”煮海,是何等焦急、何等艰辛的事,怎能和悠闲的游春拉扯在一起呢?现在硬要把两者等同起来,所以才需要“生扭”。无名氏《端正好》云: “本是对美甘甘锦堂欢,生扭做悲切切阳关怨。”这里把对立的“美甘甘”和“悲切切”,“锦堂欢”和“阳关怨”生扭在一起,意亦类似。

　　当然,生扭也有几等,有高超的,有拙劣的。善于运用诡辩的逻辑推理,把无关的事物纠缠在一起,说得头头是道,甚至似乎深蕴“哲理”,这是“生扭”的高手。前引明朝弘治年间的给事上皇帝书,议马尾衬裙必须禁革,谏本全文已难见到,冯梦龙给此文的评价是: “食肉者鄙” 。这是因为冯梦龙主张写文应该求实,反对生扭。我则认为,平心而论,这位给事的 “生扭” 能耐,大约是不低的。他比起唐朝的 “驱驴宰相” 王及善,宋朝的 “弹发御史”王平之流,显然要高明得多。

　　“生扭” 的学问,如今也还有人在钻研,好之者不绝如缕。

　　比如吧,明明是用公款大摆筵席,吃喝宴请,奢靡成风,却生扭做“搞活经济”; 明明是人才浪费,把一位兽医派去主管基建工作,却生扭做“尊重人才”; 明明是机构重叠,形成了几个“官”指挥一二个“兵” 的状况,却生扭做“上下对口”,“发挥优势” 等等。如此这般的生扭,岂是模拟功夫差的低手所能为?

　　不过,任何生扭硬套,毕竟都经不起科学的检验。游春就是游春,怎么能说成是因公出差? “烟搭话,酒作桥,‘大团结’ 开路”,这明明是搞不正之风,怎么能说成是“正常” 的 “感情投资” ?

　　“生扭”,拆穿了说,无非是一种拉扯关系的蛮缠,其尤甚者则是颠倒黑白的鬼混。鲁迅曾说: “科学能教人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地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 看起来,要制服“生扭” 式的鬼混,除了科学检验,别无他途。

　　(1987年6月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赏析 凡属 “生扭”的种种社会弊端,本该迎面痛击或是无情打击的。《说“生扭”》虽意于此,作者却没采取那样“伤皮伤骨”的手段,而是采取了侧翼突破、出奇制胜的方法。文章以识为主、婉而成章,贵在放得开、收得拢,善取类型、切中要害。

　　文章一开篇,作者就撒开来、舒展去: 历数各代御史的职责和他们的“生扭”功夫。接着,又引用了马致远、无名氏的诗词,以此来诠释“生扭”的含义。这还不够,文章接着谈“生扭”的等次,谈冯梦龙的批注、唐朝的“驱驴宰相”,以及宋代的“弹发御史”。这些文字看似闲文,实则闲文不闲,作者把“网”撒得极大,目的是为了把“口”收得极小。果然,谈到这里,作者笔锋一转,指出: “‘生扭’的学问,如今也还有人在钻研,好之者不绝如缕。”继而点出现今“生扭”的种种现象。有了前面大量的铺陈,作者连类取义,对眼前的靶子,就能一针见血地做出结论了: “生扭”,拆穿了说,就是拉扯关系的蛮缠,颠倒黑白的鬼混。在这里,作者善纵善收,巧妙地抨击了社会上存在的人们难以说清的“生扭”现象。

　　杂文肩负着论时事、砭痼弊的任务。写杂文,不能停留在现象表面,而是要求作者善于把素材集中起来,善取类型、击中要害。《说“生扭”》采取的是侧翼突破的写法。为了避免文章的失于片面,作者先通过对挥霍公款、浪费人才等现象的悉心分析,认准了其症结——生搬硬套,巧借名目,即属于“生扭”一类。找到了这个突破口,作者才认题立意、左右开弓。在论辩过程中,以讥笑、嘲弄的笔调,夸张而带刺的语言,将“生扭”这一社会弊端暴露无遗,使它从“麒麟皮下露出马脚来”,让读者看到了它的可笑、可鄙乃至可恶之处,达到了对讽刺对象贬斥、否定和令人警觉的目的。比如,文章笑谈“生扭”的等次,“有高超的,有拙劣的”;讥讽当今种种“生扭”现象,“岂是模拟功夫差的低手所能为?”,这些语言,寓庄于谐,切中要害;笑中明理、妙趣横生,大大增强了文章的战斗性和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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