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我的母亲!
地球，我的母亲!
天已黎明了，
你把你怀中的儿来摇醒，
我现在正在你背上匍行。
地球，我的母亲!
你背负着我在这乐园中逍遥。
你还在那海洋里面，
奏出些音乐来，安慰我的灵魂。
地球，我的母亲!
我过去，现在，未来，
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
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报答你的深恩?
地球，我的母亲!
从今后我不愿常在家中居住，
我要常在这开旷的空气里面，
对于你，表示我的孝心。
地球，我的母亲!
我羡慕你的孝子，田地里的农人，
他们是全人类的保姆，
你是时常地爱抚他们。
地球，我的母亲!
我羡慕你的宠子，炭坑里的工人，
他们是全人类的普罗美修士，
你是时常地怀抱着他们。
地球，我的母亲!
我想除了农工而外，
一切的人都是不肖的儿孙，
我也是你不肖的儿孙。
地球，我的母亲!
我羡慕那一切的草木，我的同胞，你的儿孙，
他们自由地，自主地，随分地，健康地，
享受着他们的赋生。
地球，我的母亲!
我羡慕那一切的动物，尤其是蚯蚓——
我只不羡慕那空中的飞鸟：
他们离了你要在空中飞行。
地球，我的母亲!
我不愿在空中飞行，
我也不愿坐车，乘马，著袜，穿鞋，
我只愿赤裸着我的双脚，永远和你相亲。
地球，我的母亲!
你是我实有性的证人，
我不相信你只是个梦幻泡影，
我不相信我只是个妄执无明。
地球，我的母亲!
我们都是空桑中生出的伊尹，
我不相信那缥缈的天上，
还有位什么父亲。
地球，我的母亲!
我想这宇宙中的一切都是你的化身：
雷霆是你呼吸的声威，
雪雨是你血液的飞腾。
地球，我的母亲!
我想那缥缈的天球，是你化妆的明镜，
那昼间的太阳，夜间的太阴，
只不过是那明镜中的你自己的虚影。
地球，我的母亲!
我想那天空中一切的星球
只不过是我们生物的眼球的虚影;
我只相信你是实有性的证明。
地球，我的母亲!
已往的我，只是个知识未开的婴孩，
我只知道贪受着你的深恩，
我不知道你的深恩，不知道报答你的深恩。
地球，我的母亲!
从今后我知道你的深恩，
我饮一杯水，纵是天降的甘霖，
我知道那是你的乳，我的生命羹。
地球，我的母亲!
我听着一切的声音言笑，
我知道那是你的歌，
特为安慰我的灵魂。
地球，我的母亲!
我眼前一切的浮游生动，
我知道那是你的舞，
特为安慰我的灵魂。
地球，我的母亲!
我感觉着一切的芬芳彩色，
我知道那是你给我的玩品，
特为安慰我的灵魂。
地球，我的母亲!
我的灵魂便是你的灵魂，
我要强健我的灵魂，
用来报答你的深恩。
地球，我的母亲!
从今后我要报答你的深恩，
我知道你爱我还要劳我，
我要学着你劳动，永久不停!
地球，我的母亲!
从今后我要报答你的深恩，
我要把自己的血液来
养我自己，养我兄弟姐妹们。
地球，我的母亲!
那天上的太阳——你镜中的影，
正在天空中大放光明，
从今后我也要把我内在的光明来照照四表纵横。
1919年12月末作
导读
诗人歌颂地球像母亲一样，哺育生灵，孕养万物，伟大无私。人们同住地球村，其乐融融，一派祥和。宇宙的一切都是地球的化身，而地球的真正主宰是工人和农民。诗歌表现了对工农的无限仰慕和崇敬，表达了对劳动的高度热爱。整首诗充满幻想，感情奔放，气势磅礴，体现了五四时期强烈的反对封建束缚、要求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
赏析
郭沫若在这首诗中强调的是人属于大自然的一部分，是大自然之子，除大自然之外，再没有一个创造了大自然的人格神，所以他在诗中写道：“地球，我的母亲!我们都是空桑中生出的伊尹，我不相信那缥缈的天上，还有位什么父亲。”但郭沫若对这种自然观的兴趣，主要是他用以作为五四时期反对偶像崇拜的武器。后来他在《孤竹国君二子》中，又借伯夷之口，对偶像崇拜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认为人形的上帝是私有制产生以后由“专擅的魔王”捏造出来的。正是这些专制魔王把自己神化，才“制造出许多礼教，许多条文”，要求人民“柔顺”、“忠诚”、“尊崇名分”和“牺牲”。他认为这一切“虚伪的人皮”，应该剥除个干干净净。诗人认为“只有回到自然中来”，像原始人那样，作为大自然的一员(没有物我的区分，没有国族的界限)，才能没有争夺，没有私欲，实现真正的心灵的解放，这就是《地球，我的母亲!》中所描绘的那种乐园，在那里工人、农民、草木、蚯蚓都成为摆脱了暴力和私欲的平等的、自由的兄弟。
很显然，这已经不是自然观，而是社会理想了，在这首诗中表现出来的已经大大超过了泛神论的想象范畴，实际上已渗入了卢梭的天赋人权观念。卢梭认为，在文明社会以前，存在着一个没有政府、没有法律、没有权威的自然状态，生活在这种状态中的自然人，生而具有自由、平等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私有制的产生是不平等的根源，科学艺术的发展则使道德败坏。卢梭认为只有返回到自然状态中去才是人性得到解放的途径。郭沫若在《地球，我的母亲!》中所歌唱的正是这种摆脱了封建权威，偶像和教条束缚的、“自由的、随分的、自主的、健康的”理想境界。这种境界，自然也不完全是卢梭天赋人权的境界，同时还有自然，这里还有郭沫若自己的特色，那就是对个性解放的追求。泛神论在他的诗里是和泛个性论相通的。但是这种泛个性论又由于受到日本当时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特别强调工人、农民的伟大，因而他把工人比作“全人类的普罗米修斯”，农民比作“全人类的保姆”。在这首诗中，不止一次地流露出某种个性的自我批判色彩。“地球，我的母亲!我想除了农工而外，一切的人都是不肖的儿孙，我也是你不肖的子孙”。这一节后来曾被删去。其实作为新民主主义时期个性解放的特征，这一节是很重要的，它表明，在新的历史时期，个性解放不像资产上升时期那样狂热地自我扩张，它在自我发现，自我解放，自我崇拜的同时还有自我批判，自我抑制的成分。这可以说是当时社会主义思潮的一种折光。
这首诗经过了长期的历史考验，比之五四时期其他著名诗人的新诗，更显得具有艺术的生命，这是由于郭沫若在抒发浪漫主义的激情的同时，为他的社会人生理想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想象的艺术境界。正是郭沫若，不但把浪漫主义者的信条“一切的好诗都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华兹华斯)，从日本的博多湾带到当时中国诗坛，而且把浪漫主义者在理论上十分强调的诗的想象在创作上付诸实践，从而为中国新诗艺术基础的奠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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