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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阳货·第十七·共二十六章》原文及解读

2021-03-26 17:19:03

  阳货第十七 共二十六章

  17.1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

  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

  遇诸途。

  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

  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译】阳货想会见孔子,孔子没见。他便送一只蒸小猪给孔子。

  孔子趁他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

  结果在路上碰上了。

  阳货对孔子说:“来,我和你说话。”接着说:“有一身本领却让国家处于迷惑状态,叫作仁心吗?”孔子说:“不可以。”“想做事又屡次放过机会,这叫作聪明吗?”孔子说:“不可以。”“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年岁不饶人呀。”

  孔子说:“对,我就要出来做官了。”

  【注】《朱注》:阳货之欲见孔子。……欲使助己为乱耳。故孔子不见,义也;其往拜者,礼也。

  《集释》《集解》马曰:言孔子不仕,是怀宝也。知国不治而不为政,是迷邦也。日月逝,年老,岁月已往,当急仕也。

  《杨注》:“归”同“馈”,赠送也。《孟子·滕文公下》对这事有一段说明。他说,当时,“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阳货便利用这一礼俗,趁孔子不在家,送一只蒸熟了的小猪去。孔子也就趁阳货不在家才去登门拜谢。

  【记】阳货是把持季氏家族实权的人。“不见”是躲避。但按照礼制,必须回拜,大概此人很不好惹,于是趁他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不巧在路上又碰上了,只好忍受奚落,唯唯诺诺,勉强应对,相当狼狈。孔子这样低声下气,忍气吞声,是为了保身全生,免遭伤害吗?不可知也。也许这就是孔老夫子的“权”(灵活性)?也不可知。在子路,大概就不干。有人硬要为“圣人”辩护,说“愈雍容不迫,而愈刚直不诎,此其所以为时中之妙也”(胡炳文《四书通》),牵强得很。

  17.2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译】孔子说:“人性本相接近,习俗使之遥远。”

  【注】《康注》:后人言性甚多,世硕以为性有善有恶,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性恶养而致之,则恶长。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皆言性有善有恶,孟子则言性善,荀子则言性恶,告子则言性无善无不善,杨子则言善恶混,皆泥于善恶而言之。孔子则不言善恶,但言远近。

  《集释》《皇疏》:性者,人所禀以生也。习者,谓生后有百仪常所行习之事也。人俱禀天地之气以生,虽复厚薄有殊,而同是禀气,故曰相近也。及至识,若值善友则相效为善,若逢恶友则相效为恶,恶善既殊,故云相远也。

  【记】《论语》一书,只两次谈到“性”。其一是“性与天道”,一处是这里。这两个“性”到底是否同一含义?从古至今,注家大有论争。在我看来,至少“性”在这里还是中性的,无所谓善恶,不像孟子大讲“人性善”。孔子只讲“仁”,并以“礼”归“仁”。孟子则将“仁”归于“四端”,成为先验的性善。而后,《易传》、《中庸》再归于宇宙观(外)本体论(内),即“天行健”和“天命之谓性”,进一步体系化了“性”“命”,组成儒学框架骨干。汉之阴阳五行,宋明之理学心学,更进而发展之。孟子的学生告子认为“食、色,性也”。焦循也说,“性无他,食色而已。饮食男女,人与物同之”,这可以发展为近代自然人性论,如康有为。康当然是受西方影响,但自晚明王学以来,依其理论逻辑,也会生发出“欲即理”的自然人性论来(见拙着《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自然人性论必须与近代社会生活(繁荣发达的物质生活)有内在关联才能充分发展。中国千百年来直到现代,主流仍是各种“天理人欲论”,甚至可以用马克思主义装束重新出现,泛滥在“文革”之中。“人性善”与“六亿神州尽舜尧”,未尝没有联系。

  “习”字颇值讨论,此“习”主要应指“习礼”。“礼”必须“时习之”。此“习”并非记诵、思考,乃行为、活动。伊若泊(Robert Eno)因之认为儒学乃技艺之系统(system of skills)、实践之规则,而儒家乃“舞蹈大师”(master of dance,见其The Confucian Creation of Heaven,Suny,1990),虽颇夸张,却有道理。“巫”、“舞”本同字同源,均远古礼仪实践。中国实用理性乃通过礼乐活动而建立,与西方思辨理性通由争辩、逻辑建立固不相同也。

  17.3 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译】孔子说:“只有最聪明的和最愚蠢的,才不改变。”

  【注】《集释》王阳明《传习录》问: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先生曰: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

  【记】“上知”是“生而知之”,即超人或天才,孔子说自己不是,前章已有。“下愚”大概是白痴吧?其实“唯”字最重要,就是说,除了超人和白痴,其他人都可以也应该受教育,如此而已。不必穿凿解说,也不必以辞害意。阳明的解释则着重于自觉学习。

  此与上章同一意思,亦可解释上章之“性”。

  17.4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

  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译】孔子去到武城,听到一片弹琴唱歌的声音。孔子微笑着说:“杀鸡何必用宰牛的刀。”

  子游回答说:“以前我听老师说过,君子学礼乐就会爱人,老百姓学礼乐就容易听从指挥。”

  孔子说:“同学们,子游的话对呀。我刚才所讲不过是和他开玩笑罢了。”

  【注】《康注》:孔子礼乐并制,而归本于乐。盖人道以乐为主,无论如何立法,皆归于使人乐而已。故小康之制尚礼,大同之世尚乐,令普天下人人皆教和无怨,合爱尚同,百物皆化,礼运以为大道之行也。子游尝闻大同,其治武城先以为治。

  【记】其实孔子并非开玩笑,割鸡本不必用牛刀,小官又何须大做。但孔子又不好认真如此说,当时神态似可见。“道”此处译为“礼乐”,也可以译为“教化”、“道德”等等。

  17.5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

  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译】公山弗扰盘踞费城造反,要孔子去,孔子打算去。

  子路不高兴,说:“没有地方去就算了,何必到公山那里?”

  孔子说:“之所以叫我去,难道我会白去吗?如果有人用我,我不就将在东方复兴周王朝吗?”

  【注】《朱注》:为东周,言兴周道于东方。……程子曰:圣人以天下无不可有为之人,亦无不可改过之人,故欲往。

  【记】本章及17.7章又一次展开“经”(原则性)与“权”(灵活性)的矛盾。孔子教人以“经”,自己却行“权”不已。难怪子路不高兴。到底如何掌握“经”与“权”,大有文章。结合上下几章,孔子讲去的理由是:(一)可以入淤泥而不染,不怕脏乱;(二)一生不能白过,总希望找机会干大事。这几章描述具体,相当真实,足见孔子亦常人:说了真话,经不住问,只好说开玩笑。想做官干事,经不住问,只好勉强说些道理。

  17.6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译】子张问孔子如何是仁?孔子说:“能够在天下实行五种德行,就可以说是仁了。”

  “请问哪五种?”孔子说:“恭敬、宽厚、信实、勤敏、恩惠。恭敬就不会侮辱人,宽厚就得到大家的拥护,信实就会得到人们信任,勤敏就会使工作有效果,有恩惠就能够指挥动人们。”

  【注】《朱注》:行是五者,则心存而理得矣。

  【记】或曰,“此章书法与前后文不类,夫子答语一似答问政,与平时答问仁亦不类”(《集释》引《论语述要》),疑有错简。我认为,从《论语》全书看,子张是最热衷于政治的门徒之一,于是孔子答复他以“仁”的外王方面,与回答颜回、曾参者颇不相同,因材施教也。又:《论语》全书各章之真伪、先后等等,历来大有争论,本读一概未录。而朱注则硬把“外王”移成“内圣”,是之谓理学。

  17.7 佛肸召,子欲往。

  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译】佛肸叫孔子去,孔子打算去。

  子路说:“过去我听老师说亲身干坏事的人,君子是不到那里去的。佛肸在中牟地方造反,你要去,这怎么说?”

  孔子说:“对,我是说过这话。不是说坚固的东西,磨也磨不薄吗?不是说洁白的东西,染也染不黑吗?我难道是那苦味的匏瓜?怎能老挂着不吃?”

  【注】《朱注》:磷,薄也。饶鲁《双峰讲义》:匏瓜之苦者人不食,但当蓄之为壶。

  【记】同17.5章。

  17.8 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

  “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译】孔子说:“子路呀,你听说过有六种美德和六种毛病吗?”子路回答说:“没有。”

  孔子说:“坐下,我告诉你。喜欢仁爱而不喜欢学习,那毛病是愚蠢。喜欢聪明而不喜欢学习,那毛病是放纵。喜欢信实而不喜欢学习,那毛病是狭隘。喜欢直爽而不喜欢学习,那毛病是急躁。喜欢勇敢而不喜欢学习,那毛病是闯祸。喜欢刚强而不喜欢学习,那毛病是狂妄。”

  【注】《朱注》: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学以明其理,则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类。荡,谓穷高极广而无所止。贼,谓伤害于物。勇者,刚之发。刚者,勇之体。狂,躁率也。

  《集释》《集解》:六言六蔽者,谓下六事仁、智、信、直、勇、刚也。……子路起对,故使还坐。管同《四书纪闻》:大人之所以言不必信者,惟其为学而知义所在也。苟好信不好学,则惟知重然诺,而不明事理之是非。谨厚者则硁硁为小人,苟又挟以刚勇之气,必如周汉刺客游侠,轻身殉人,扞文纲而犯公义。

  【记】六种都是好品德,但如果不加强学习,善于运用,仍然有重大弊病。只仁爱可以成为愚蠢,逞聪明可以随意放荡,讲信任反而坏事,等等,诚经验之谈,非常实用,是现实地处理人际关系和培育人性状态的实用教导。这才是儒学精神。此亦可释“学”的重要,此“学”即在如何掌握合适的“度”,即本读再三申说的A≠A±也。苟非其度,一切好品德也将是大毛病,亦见此“学”非思辨,乃实践。

  17.9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译】孔子说:“年轻人为什么不学习《诗经》?《诗经》可以启发思想,可以观察事物,可以会合群体,可以表达哀怨。近用来事奉父亲,远用来事奉国君,还可以认识和记忆许多动物植物的名称。”

  【注】《朱注》:学诗之法,此章尽之。

  【记】“兴、观、群、怨”一直成为中国传统文艺批评的大原则。其中,“兴”是指艺术的联想感发。“怨”则为后世各种哀伤怨恨之情找到了表达发泄的理论依据。但“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儒家理论又严重约束了“怨”的真正发展,仍然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节制,而绝不可能朝酒神精神方向展开。中国文艺少狂欢、少浪漫、少激情,一以平和中正为指归,是优点,也是缺点。详见拙着《华夏美学》。

  为什么要“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是求自然知识还是另有用意?也许,此“鸟兽草木之名”乃或巫术或图腾之象征符号?其“名”均有历史之“实”在?故“述而不作”之孔子如是说?不可知也。

  17.10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译】孔子对孔鲤说:“你研读了《诗经》中的《周南》、《召南》了吗?人如果不研读《周南》、《召南》,就好像面对墙壁站着一样呀。”

  【注】《正义》:二南之诗,用于乡人,用于邦国,当时乡学未废,故夫子令伯鱼习之。依其义说,以循行之,故称为也。窃又意二南皆言夫妇之道为王化之始,故君子反身必先修诸己。

  《康注》:为,犹学也。《周南》、《召南》,诗首篇名,所言皆男女之事最多。盖人道相处,道至切近莫如男女也。修身齐家,起化夫妇,终化天下。

  【记】所谓“正墙面而立”是说不能前行一步。如前所说,《诗经》在古代的功能作用远远不只是表达抒发情感,而有着广泛的实用价值和用途。其中,特别是学习礼制和办外交时必须援引以作为依据。因为《诗经》乃当时经典,具有很高的权威性。不学则寸步难行,不能办公应事也。上古礼制,“夫妇”为首,其次才“父子”、“君臣”。“二南”乃《诗经》首篇。

  17.11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译】孔子说:“礼呀,礼呀,就是供玉献帛吗?乐呀,乐呀,就是敲钟打鼓吗?”

  【注】《朱注》:遗其本而专事其末,则岂礼乐之谓哉?

  【记】这章当然特别重要,指出“礼乐”不在外表,非外在仪文、容色、声音,而在整套制度,特别是在内心情感。即归“礼”于“仁”。这是《论语》一书反复强调的。

  17.12 子曰:“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

  【译】孔子说:“表面严厉,心中怯懦,用老百姓的譬喻,也许就像挖墙洞的小偷吧?”

  【注】《集释》《皇疏》:言其譬如小人为偷盗之时也。小人为盗,或穿人屋壁,或逾人垣墙,当此之时,外形恒欲进为取物,而心恒畏人,常怀退走之路,是形进心退,内外相乖,如色外矜正而心内柔佞者也。

  【记】很好的比喻。外表写皇皇大文,煞有介事地批判别人,内心却惊惶恐惧如小偷者,今日不大有人在吗?“小人”,今译未从上注。

  17.13 子曰:“乡原,德之贼也。”

  【译】孔子说:“好好先生,是道德的祸害。”

  【注】《集释》《论语后案》:乡原能伸其是非之不忤于世者。……随众依违,模棱而持两端,乡之人以其合君子而贤之。

  【记】“乡原”,即好好先生也。唯唯否否,含含糊糊;左右既逢源,摇摆又不倒;名誉归,人缘好;大家都喜欢,自己也“完满”。好些不仍然是今日“一流学者”吗?!“吾见其人矣,吾闻其声矣。”

  17.14 子曰:“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

  【译】孔子说:“路上听到便随即传说,是对道德的丢弃。”

  【注】《正义》《皇疏》云:温故而知新,研精习久,然后乃可为人传说耳。若听之于道路,即为人传说,必多谬妄。

  《康注》:若东涂西抹,但以哗众,则虽有所闻,亦非己有。在才为弃才,在德为弃德矣。

  【记】所谓“对道德的丢弃”,谓无责任感也。今日道听西学之皮毛而大倡途说于国内,以各种“后”或“主义”相标榜者,不亦多乎?

  17.15 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

  【译】孔子说:“粗鄙的人能够与之共同事奉国君吗?当没有得到的时候,生怕得不到;当得到的时候,又生怕失掉;如果生怕失掉,那什么事情就都做得出来了。”

  【注】《杨注》:宋人沈作喆《寓简》云:“东坡解云,‘患得之’当作‘患不得之’。”可见宋人所见的本子已脱此“不”字。

  【记】“患得患失”,非常形象、准确,已成成语。今日贪名恋利而“无所不至”者,不亦多乎?

  17.16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

  【译】孔子说:“古人有三种毛病,今天呢,或许连这些都没有了。古时的‘狂’是率性,今天的‘狂’是放荡。古时的‘矜持’是有棱角,今天的‘矜持’是盛气骄横。古时的‘愚笨’是直爽,今天的‘愚笨’不过是装出来骗人罢了。”

  【注】《朱注》:狂者,志愿太高。肆,谓不拘小节。荡则逾大闲矣。矜者,持守太严。廉,谓棱角峭厉。忿戾则至于争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谓径行自遂。诈则挟私妄作矣。

  【记】总之,A≠A±,具体细微,不许有毫发之差。行为不重规矩节度,大讲心性理气而独享美食或自认古今无两者,于儒学“真传”岂止貌合神离?

  17.17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注】《康注》:重出。古本、足刊本无此章。

  17.18 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译】孔子说:“憎恶紫色占夺红色的地位;憎恶郑国曲调破坏了正统的音乐;憎恶强嘴利舌颠覆国家的人。”

  【注】《朱注》:雅,正也。……范氏曰:……利口之人,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人君苟悦而信之,则国家之覆也不难矣。

  【记】当时和后世,紫色都是国君用的高贵色彩,可能与远古传统不符,所以孔子说憎恶。但习俗已变,“不复天宝旧时妆”,复古终竟不行,虽服饰,亦然。雅、郑之乐,同然。

  17.19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译】孔子说:“我不想讲话了。”子贡说:“您不讲话,那我们年轻人怎么传达呢?”孔子说:“天说话吗?四季运行,万物生长,天说话吗?”

  【注】《朱注》:四时行,百物生,莫非天理发见流行之实,不待言而可见。圣人一动一静,莫非妙道精义之发,亦天而已,岂待言而显哉?

  【记】这又是很重要的一章。哲学史家由此而推论孔子乃无神论云云,实不足据。重要的是,此章似可再次说明,中国之“太初有为”或“太初有道”(行走),不同于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的“太初有言”。正因为超越语言,万物及人并非被创造者,于是才可能天人同体,人事与天道才同一:它们同质(“气”)同德(“生生不已”),不过异形而已。我强调“天行健”与“人性善”乃同一渊源而相承续,从而情感(“诚”)乃最高境地。“天”非道德命令,“天”只是运行不息、生生不已之生命本身,由此“为”此“道”而有此“情”此“境”。朱熹说“天地生物之心是仁,人之禀赋接得此天地之心方能有生,故恻隐之心在人亦为生也”(《全集》卷四十四);熊十力说应于生活中体会宇宙,天在人,不遗人而重天(《原儒·绪言》);钱穆批评佛家“有体而无用”,等等,均同一思路,均天人合体而不隔。而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者,即人为天之延续,人事与天道为一体也。唯朱子硬将“仁”提升为天理,于是人反被囚拘于“义理之性”中,失去其活泼泼与天地相联续之人间生命情趣,本读强调应以情代性、理,以审美代宗教来讲天人合一,均以此故。

  由天行运转,中国并无人生寂灭感或原始罪恶感,而多人生无常感,因之而重感伤、感叹和感慨,不希冀来世或超绝,而追求永恒于七情之正(人世情感)、天人之乐(天人交际之神秘经验)以及子孙世代绵延之不朽中。总之,“天行健”,继之者善也,即人性。此种乐感意识来自假设,无超越的外力支持,所以更为悲苦,是以才有忧患意识、敬德修业、战战兢兢、内省不已,此即“依自不依他”(章太炎),与神人二分之基督教原罪传统不相同。

  17.20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译】孺悲想见孔子,孔子推说有病。传话的人出门后,孔子却弹琴唱歌,让孺悲听见。

  【注】《康注》:此孟子所谓不屑之教诲,所以深教之也。

  【记】好些注解如上康注都说,这是告诉孺悲并没生病,只是不愿意接见他,也是一种“教育方式”。真是这样吗?岂不是故意说谎?我想恐另有具体的情况和原因,不可知也矣。

  17.21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

  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

  曰:“安。”

  “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译】宰我问道:“三年的居丧守孝,未免太久了吧。君子三年不参加礼仪活动,礼一定会生疏;三年不练音乐,音乐一定会忘记。陈粮吃尽,新谷登场,一季一换的打火木已轮了一圈,一年也就可以了。”

  孔子说:“吃好粮食,穿好衣服,你安心吗?”

  宰我说:“安心。”

  “你安心,就这么做好了。君子守孝时,吃饭没味道,听音乐不快乐,起卧不安心,所以才不做。如今你安心,做就是。”

  宰我走了出来,孔子说:“宰我真没有仁爱呀。儿女生下三年后才脱离父母亲的怀抱。这个三年的丧制,是大家都遵行的一般规则。宰我难道就没有得到父母亲三年的护爱吗?”

  【注】《集释》《皇疏》:改火者,年有四时,四时所钻之木不同。若一年,则钻之一周,变改已遍也。宰我断之也。谷没又升,火钻已通,故有丧者一期,亦为可矣。

  【记】我以为这是全书最关键的一章,已多次说及,此处不再赘。总之,孔子将“礼”(“三年之丧”)建立在心理情感原则(“心安”)上。于是儒学第一原则乃人性情感。“三年”或“一年”并不重要。“三年”大概是沿袭远古氏族传统“礼制”,却无理性的依据、解释。正是孔子给了它一个解释,即以心理情感作为最终依据。其实“三年”当然是太久了,早就行不通了。

  孔子的贡献在于将外在礼制(规范)变为内在心理(情感),此核心情感却非宗教性的“畏”、“敬”、“庄”等等,而是以亲子关系为核心的“孝—慈”。汉代将此思想制度化甚至法律化,便逐渐积淀而成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儒法互用和儒道互补却总以儒为主,即因以“孝—慈”为核心的情感心理始终为主之故。它得到了农业家庭小生产的社会根基的长久支持。在《今读》初稿已毕之际,始得读葛瑞汉(A. C. Graham)、郝大维(David Hall)、安乐哲(Roger Ames)、伊若泊(Robert Eno)以及陈汉生(Chad Hansen)诸人近着,发现大有与自己思路接近之处,即均注意中西传统之巨大差异。郝大维、安乐哲且提出超越(西)与内在(中),逻辑理性(西)与审美秩序(中)等作为区分,而“一个世界”(中)、“两个世界”(西)之分,则所用词语亦不约而同(前此我并不知道安乐哲的英译《孙子兵法》一书),故《今读》中尽量补提这些着作。其不同则大概在于:我更强调中国传统的社会来源及历史根基(氏族血缘的宗法纽带)和兴起来由∙∙∙∙[巫术∙∙理性化(shamanism ration-alized)],从而视“情感心理”为一中心环节,并以“实用理性”、“乐感文化”来概括之。同时,我特别重视伦理(与宗教性私德相关)与历史(与社会性公德相关)这一二律背反如何展现在传统与现代的思维中,这也似乎是在他们视野之外的。我感觉R. Ames等人强调中西之异过于极端,亦不符合中国求同存异之传统精神。《今读》无法详尽展开这些,先略赘数语于此,亦记势将进一步开展于二十一世纪的学术新思。

  17.22 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译】孔子说:“整天吃饱了,什么心思也不用,这就难办了。不是有下棋的吗?干干这些,那还好一些吧。”

  【注】《集释》《焦氏笔乘》:夫子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又言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一置心于无用,一用其心于不善,同归于难而矣。

  【记】人总得用智力,动脑筋,否则白活,此大不同于“绝圣弃智”的道家。

  17.23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译】子路问:“君子尊贵勇敢吗?”孔子说:“君子最尊贵礼义。君子勇敢而不讲礼义就会作乱,小人勇敢而不讲礼义就会做强盗。”

  【注】《正义》:尚,上,义同,故二文并用。义以为上者,言以义勇为上也。《礼·聘义》云:……勇敢强有力,而不用之于礼义战胜,而用之于争战,则谓之乱人。

  【记】子路总是逞勇敢,所以孔子屡次告诫他。

  17.24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

  曰:“赐也亦有恶乎?”“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

  【译】子贡说:“君子也有憎恶吗?”孔子说:“有。憎恶讲别人坏话的人,憎恶自己下流却毁谤向上的人,憎恶勇敢却不懂礼制的人,憎恶果断却执拗的人。”

  又说:“子贡,你也有憎恶吗?”“我憎恶抄袭别人而冒称聪明的人,憎恶不谦逊而冒称勇敢的人,憎恶揭人隐私而冒称直爽的人。”

  【注】《康注》:圣人博爱,故子贡疑而问有恶否。

  【记】孔子并非好好先生或博爱大家。他有爱有恶,并非“爱一切人”,这才像活人而不是假装出来的圣贤和乡愿。师生亲切问答,交换思想。二人所恶,大多为A≠A±也。

  17.25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译】孔子说:“只有妻妾和仆从难以对付:亲近了,不谦逊;疏远了,又埋怨。”

  【注】《朱注》:此小人,亦谓仆隶下人也。

  【记】这章最为现代妇女所诟病。好些人写文章来批评,好些人写文章来辩说,其实都不必要。相反,我以为这句话相当准确地描述了妇女性格的某些特征。对她们亲密,她们有时就过分随便,任意笑骂打闹。而稍一疏远,便埋怨不已。这种心理性格特征本身并无所谓好坏,只是由性别差异产生的不同而已;应说它是心理学的某种事实。至于把“小人”与妇女连在一起,这很难说有什么道理。但此“小人”作一般人解,或作修养较差的知识分子(见13.20章)解,亦可说通。对妇女不公具有世界普遍性,中国传统对妇女当然也很不公平很不合理,孔学尤然。近代康有为《大同书》、宋恕《六斋卑议》等均有深刻、具体的揭露。但比欧洲中世纪基督教认为妇女没灵魂,以及大烧“女巫”之严重迫害等等,仍略胜一筹。或曰此乃对人君而言,指人君身边的侍妾仆从。

  17.26 子曰:“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

  【译】孔子说:“到四十岁还被人厌恶,这也就完了。”

  【注】《朱注》:勉人及时迁善改过也。苏氏曰:此亦有为而言,不知其为谁也。

  【记】大概具体有所指,如苏氏所说。其普遍意义则在:时不待人,及时努力,而免老大悲伤。治学做人,均莫不然。当然也不必以四十为准,不过,“四十而不惑”,俗谓四十为“成德之年”,盖人生成熟并定型之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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