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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泰伯·第八·共二十一章》原文及解读

2021-03-26 17:23:49

  泰伯第八 共二十一章

  8.1 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译】孔子说:“泰伯,那可以说是最高德行了啊。三次让出国君位置。老百姓真不知如何来称赞他。”

  【注】《朱注》:泰伯,周太王之长子。

  【记】什么是这“三让”?为什么让?它有何价值和意义?历代考证虽多,但真相很难清楚,因此只能纯依字面解读为“让”。“让”本是“礼”的一个重要特征(见4.13章),而能多次出让那“圣人之大宝曰位”的最高领导位置,当然极不容易,所以老百姓都不知道如何来说明、称赞他。其实,这不过是远古氏族制度的民主遗风的表现。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避开“皇位”逃跑躲藏的故事便有多起,都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不像后代抢着要坐这“大宝”之位。因远古氏族首领勤奋辛苦,无任何特权,倒的确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这就是为什么对照后世现实,儒家把理想国、乌托邦放在“复三代之盛”上,反而具有了“民主”味道。

  8.2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译】孔子说:“恭敬而不懂礼会疲劳;谨慎而不懂礼会懦弱;勇敢而不懂礼会动乱;直率而不懂礼会伤人。君子用深厚感情来对待亲族,老百姓就会走向于仁;不遗弃老朋友,平民百姓间的人情就不会淡薄。”

  【注】《集释》王闿运《论语训》:言治民在端本也。恭,供给敬事也,若课农桑兴水利之事,无礼节之,则劳民也。慎,谓卑约省事。“葸”一作“偲”,惊不附人也。勇于行则民亦好勇,故易乱。好直绳则民不堪,如束绳为绞也。

  【记】这章上下段,文意不连。如连在一起讲,则应如注,都作如何“为政”读。这里又大讲“礼”的重要性,任何人情、为政、做人,都“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1.12章)。“礼”是各种执政行事的规矩准则,同时也是个体为人做事的尺度,否则就会“疲劳”、“懦弱”、“动乱”、“伤人”。前后的连接应为“礼”与“仁”的关系,即“笃于亲”应属于礼制,“兴于仁”则与情感有关。前面的礼制也正可以节制、规范各种含有情感的态度(恭、慎)、行为(勇、直),因此“礼”作为人文、理性,正是规范、塑造、建立各种内心情感即人性所在的尺度,孔子之所以再三讲“立于礼”、“克己复礼为仁”,均应作此解。因之,礼制人伦不只在理性关系,而更在融理于情的人情味道上,中国传统以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为轴心的“人情味”和理性的社会关系是连在一起的。

  8.3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译】曾子病重,把学生们叫来,说:“摆正我的脚,摆正我的手。《诗经》说:‘战战兢兢,好像面临无底的深渊,好像行走在薄冰之上。’从今而后,我知道可以不必如此了,学生们啊。”

  【注】《康注》:《论语》即辑自曾门,而曾子之学专主守约。观其临没郑重言君子之道,而乃仅在颜色容貌辞气之粗;乃启手足之时,亦不过战兢于守身免毁之戒。所辑曾子之言凡十八章,皆约身笃谨之言,与戴记曾子十篇相符合。宋叶水心以曾子未尝闻孔子之大道,殆非过也。……曾门弟子之宗旨学识狭隘如彼,而乃操采择辑纂之权,……其必谬陋粗略,不得其精尽,而遗其千万,不待言矣!但颜子、子贡、子木、子张、子思辑之,吾知其博大精深,必不止是也。又,假仲弓、子游、子夏辑之,吾知其微言大义之亦不止此也。……《论语》只为曾门后学辑纂,但传守约之绪言,少掩圣仁之大道,而孔教未宏矣。故夫《论语》之学实曾学也,不足以尽孔子之学也。

  【记】“战战兢兢”今日仍是口语,不必译,译了反失风味。“启”,开也,以意忖之,可能是叫学生们拿开从而摆正他的手脚。旧译多作“看我的脚,看我的手”,虽强为之说,实不知所云。文天祥“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而今而后,庶几无愧”,由责任感(义)而天地感(仁),战战兢兢,谨守无失,义也;吾知免夫,终于解脱,仁也。义尽而后仁至也。比曾子又更光大。

  康有为的议论,前言已谈过,此处不重复。总之,颜、曾等人所传确在孔学的宗教性道德,宋明理学光大发扬之,形成孔孟程朱陆王之“道统”。今日现代新儒学以之为中国文化之“精髓”、“命脉”,过矣。

  8.4 曾子有疾,孟敬之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译】曾子病重,孟敬子去看望他。曾子说道:“鸟死时,叫声悲哀;人死时,说话善良。君子所珍贵的礼仪有三项:注重容貌,这样就避免了粗暴和懈怠;端正自己态度,这样就近乎信实可靠;注意谈吐,这样就避免了粗野和过失。至于那些祭祀细节,自有专人负责。”

  【注】《集释》邢昺《论语注疏》:人之相接,先见容貌,次观颜色,次交言语,故三者相次而言也。《礼记·冠义》云: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表记》云: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惮也,言足信也。

  《杨注》:“笾豆之事”系代表礼仪中一切具体细节。

  【记】“道”在这里即礼制,《何晏集解》:“郑曰,此道,谓礼也。”这都是对执政者讲的。

  8.5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译】曾子说:“有能力向没有能力的人请教,知识丰富向知识不多的人请教;有像没有一样,充实像空虚一样;被侵犯了,不计较;从前我的一位朋友就是这样做的。”

  【注】《正义》:友谓颜渊。

  【记】这有些近乎道家了,但仍不同。注家都说是指颜回。也难怪《庄子》屡屡称引颜回。

  8.6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译】曾子说:“可以把幼小的国君委托给他,可以把国家的命运交付与他,面临重大危难的时节,也休想改变他。这是君子的为人吗?当然是君子的为人。”

  【注】《康注》:昔尝编论语孔门诸子学案,曾子之言皆守身谨约之说,惟此章最有力,真孔子之学也。

  《集释》《集解》孔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

  【记】宗教性私德实现在社会政治上。私德之所以范导公德也。

  8.7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译】曾子说:“知识分子不可以不弘大而刚毅,因为责任重大,路途遥远。将仁作为自己的责任,这不是责任重大吗?到死才能终止,这不是路途遥远吗?”

  【注】《朱注》:弘,宽广也。毅,强忍也。……程子曰:弘而不毅,则无规矩而难立;毅而不弘,则隘陋而无以居之。

  【记】这几章连续记曾参。曾子唯唯诺诺,战战兢兢,突出是宗教性道德。似乎刻板、迟钝和笨拙;孔子也说“参也鲁”。但同时也有如此感人的充满情感的不朽语言,这正是宗教性特征。宗教性的学派一方面强调严格要求、恪守小节,同时也要求在从小节做起的各种礼仪制度中,树立起刚强不屈的伟大人格。这伟大人格的建树以及各种道德行为的可能,并不是凭一时的勇敢、情绪、意气,而是从小处做起的长期锤炼的成果。中国所谓“慷慨从仁易,从容就义难”,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它不是“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卫)一时的豪情侠气,而是“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文天祥)那种死囚三年终不为屈的“视死如归”。这才是曾参讲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孟子讲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孔子讲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的不屈不挠、坚持到底的韧性精神,这种人格精神具有宗教性质和宗教情感,值得提倡和发扬。连上述指斥曾子的康有为也赞叹“真孔子之学也”。

  8.8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译】孔子说:“诗篇使人启发,礼制使人成立,音乐使人完成。”

  【注】《集释》《论语集注述要》:兴之为义,因感发力之大,沁人于不自知,奋起于不自已之谓,是惟诗歌为最宜。《集解》包曰:礼者,所以立身也。乐所以成性。

  【记】这又是非常重要的一章。“立于礼”,许多章都讲到,并且讲得很具体。“礼”使人获得行为规范,具体培育人性,树立人格,取得作为氏族群体成员的资格。“诗”启迪性情,启发心智,使人开始走上人性之道。“乐”则使人得到人性的完成(参考6.20章,并见拙作《华夏美学》)。可见,“成”、“成人”、“为己之学”等等都远非知性理解,而是情意培育即情感性、意向性的塑造成长,此非理性分析或概念认知可以达到,而必直接诉诸体会、体认、体验;融理于情,情中有理,才能有此人性情感及人生境界,所以说“成于乐”也。

  “兴于诗”者,诗者,思也。却不止于概念之思,此思乃“言不尽意”之思,所以才可以感发兴起。诗非有思之外壳(语言、概念)不可,却使此外壳既封闭(有此思此意)又开放(非止于此思此意),此即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由各人去扩展。“诗无达诂”亦此义也。而人生情境及艰难苦辛亦均在此言尽意未尽之语言—心理中。此为中国传统的思维—语言方式,亦生活—人生方式。所以中国思维之特征与“诗”有关。它之不重逻辑推论,不重演绎、归纳,不重文法句法(语言),而重直观联想、类比关系,均与此相关。它本源于巫术[弗雷泽(Frezer)所谈之相似律、接触律]。此种类比既有情感因素,又有经验因素,故无固定秩序,而呈模糊多义状态;非线性相连,乃网状交叉,如“云从龙,风从虎”之类;固非纯理性,乃美学方式。我所谓“以美启真”(见拙着《我的哲学提纲》、《美学四讲》),亦此之谓。直观、模糊、多义却简明、准确。此思维方式当然又与汉字特征有关。汉字以“指事”为根源,以“会意”(诉诸理解)、“象形”(视觉记忆)为方法,以“形声”与言语相连接,“转注”、“假借”则其发展之辅助手段。

  8.9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译】孔子说:“可以要老百姓跟着走,不一定要老百姓知道这是为什么。”

  【注】《集释》刘开《论语补注》:盘庚迁殷,民皆不欲,盘庚决意行之,诰谕再三,而民始勉强以从其后。子产治郑,都鄙有章,郑民始怨而后德之。故使之行其事,可也;而欲使明其事,则势有不能。

  【记】这两句当然为主张民主的现代人所大诟病。康有为改句读为“民可,使由之;(民)不可,使知之”,将孔子民主化。其实如所引注,这在古代并不奇怪。古代的“民主”正是“为民做主”,“民为贵”也只是这种意思,而并非人民做主的现代民主。所以这只是for the people,不是of the people和by the people。今天的“为人民服务”最多也不过是在“ of the people”的名义下的“ for the people”而已。古语亦有“民可与乐成,未可与虑始”,均同一经验,不足为怪,不足为病。时移世变,孔子之是非当然不是今日的是非。

  8.10 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译】孔子说:“喜爱勇敢而厌恶贫穷,会出乱子;对不仁的人憎恨过分,会出乱子。”

  【注】《朱注》:好勇而不安分,则必作乱。恶不仁之人而使之无所容,则必致乱。

  【记】经验谈,亦辩证法,宽容之重要也。

  8.11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译】孔子说:“如果有周公那样的美丽才华,假使骄傲而封闭,那也就没有什么值得看的了。”

  【注】《正义》《韩诗外传》:成王封伯禽于鲁,周公诫之曰:“往矣!子其无以鲁国骄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吾闻德行宽裕,守之以恭者,荣;土地广大,守之以俭者,安;禄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贵;人众兵强,守之以畏者,胜;聪明才智,守之以愚者,善;博闻强记,守之以浅者,智。夫此六者,皆谦德也。”

  《集释》惠栋《九经古义》《周书·寤敬篇》:周公曰:不骄不怯,时乃无敌。此周公生平之学,所以裕制作之原也。

  【记】从所引注看,不骄傲是周公主要美德之一。孔子之所以再三强调谦虚逊让,正是为了继承周公的这种美德,把它看作“礼”的内容。“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乃近世名言,周公有绝对权力而未致腐败者(据信如此),乃在于此谦逊美德也。而此德之不可企及,后世君王绝对不可做到,两千年来仅空留孔子之赞叹而已。有德者不必有位,有德者在位亦难保不失其德。有人归咎于人性恶,于是荀子化性起伪,追求制度化。其后董仲舒等人引入道法、阴阳,以天人反馈之宇宙论,和体制上的谏议、御史、宰相以牵制和分权,并以文官制度高于军事将领以保持中央集权及国家统一等等,维系了中华帝国两千年的延续,此一线索亦儒家“命脉”、“精髓”所在。总之,仅靠个人私德如周公者来保证政权不坠,或一味追求由“内圣”开“外王”,早成为空想神话。黄宗羲已知之,故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奈何今之学者犹沉溺如故,且曲为解说?

  8.12 子曰:“三年学,不至于穀,不易得也。”

  【译】孔子说:“学了三年,还没有做官的打算,这很难得。”

  【注】《集释》《释文》引郑注:穀,禄也。《皇疏》孙绰:三年学足以通业,可以得禄。

  【记】“学而优则仕”是上古制度,“学”本来就是为了“仕”(“做官”),所以这里说难得。大概自孔子始,“学”具有了或开创了自身的独立性,即不是为“仕”而学。曾子学派的重大意义当在于此,这是康有为所没看到的。颜回、曾子均以“学”本身为乐。

  8.13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译】孔子说:“信仰坚定,喜爱学习,重视死亡,履行正道。不去危险的国家,离开动乱的国家。天下太平就出来工作,天下不太平就躲藏起来。国家好,贫贱是耻辱;国家不好,富贵是耻辱。”

  【注】《朱注》:世治而无可行之道,世乱而无能守之节,碌碌庸人,不足以为士矣,可耻之甚也。

  【记】儒、道之区别在此。因为有道无道对道家已无意义,不管政治好坏与否都应“避逃”,并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不可能有好的政治、国家或天下。儒家讲隐,讲藏,是为了韬晦保身,以便将来“达则兼济天下”,基调仍然是进取。但儒、道两家都很重视保全自己的生命,不主张胡乱去“献身”。“守死”即“死有重于泰山”(司马迁)之意。

  8.14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译】孔子说:“不在那个职位上,便不去谋划那相关的政务。”

  【注】《朱注》程子曰:不在其位,则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问而告者则有矣。

  【记】为什么?一、徒劳无用。二、别嫌免祸。三、参考14.26章。

  8.15 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译】孔子说:“从音乐大师挚开始演奏,到以《关雎篇》合奏结尾,美妙的音乐充满耳朵啊!”

  【注】《朱注》:师挚,鲁乐师名挚也。乱,乐之卒章也。

  【记】“乱”字解说颇多,采“最后的合乐”为“乱”说。

  8.16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译】孔子说:“狂妄又不直爽,无知又不老实,无能力又不可信赖,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注】《朱注》:侗,无知貌。愿,谨厚也。悾悾,无能貌。

  【记】因后者或可补前者之失,二项皆失,不好办了。经验之谈,亦现象分析,今日似仍有效。

  8.17 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译】孔子说:“学习好像生怕赶不上,又怕丢失了。”

  【注】《朱注》:言人之为学,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犹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学者当如是也。

  【记】既急求新知,又恐失旧识,故瞻前顾后。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也。

  8.18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译】孔子说:“崇高啊,舜和禹的得到天下,自己并没去追求。”

  【注】《朱注》:不与,犹言不相关,言其不以位为乐也。

  《正义》:美舜、禹也。言己不与求天下而得之。《魏志·明帝纪》注引《献帝传》云:仲尼盛称尧、舜巍巍荡荡之功者,以为禅代乃大圣之懿事也。

  【记】两注不同解。远古氏族首领本应选出,但事实上舜、禹或均夺取权力者。《竹书纪年》所载似可信。儒家为美化氏族民主乃有此言。朱注误。

  8.19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译】孔子说:“伟大啊!尧!崇高啊!天!只有尧能仿效!广大啊!老百姓简直不知道如何赞美他!崇高啊,他的成功!光明啊,他的礼制文采!”

  【注】《朱注》:焕,光明之貌。文章,礼乐法度也。

  【记】“唯尧则之”一句重要,它实指,尧为中介,沟通天人,且以天为范本而行政,亦“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17.19章)之意。后世天人感应、官制象天、宇宙秩序与社会秩序(政治伦理秩序)的一致,等等,均此之发展发挥。《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是故王者唯天之法,法其时而成。”终于构成此“一个世界(宇宙—社会—人生)”之巨大体系,其源仍出于能上天下地之巫师—君王之传统。禹、汤、文王均大巫,又何况乎尧、舜?因此尧则天,舜恭己,政如北辰,不均巫术之遗痕?南坐而依天文施法术也。人间治道(人道)即是天道,天人因巫术之施作而沟通而合一。“天人合一”,由来久远,应溯源于此。天无言,四时行,百物生,孔门所谓无为而治,即顺天而行,虽荀子亦并未改此。“天”在周公、孔子手里不断解魅其人格神因素而渐与客观(自然)“规律”近,却又不全同,仍保有其“冥冥中主宰”的宗教性在,此即情感—信仰之所归依,固巫风之理性化,亦“极高明而道中庸”之所由来也。

  8.20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译】舜有五位臣子,而天下太平。周武王说:“我有十位能人。”孔子说:“人才难得,不是这样吗?从尧、舜到这时是最为兴旺的了。十人之中,还有妇女,所以只算九人。得到三分之二的土地仍旧服从殷王朝,周的德行真可说是最高的了。”

  【注】《杨注》《说文》:“乱,治也。”《尔雅·释诂》同。《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引《大誓》说:“余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则“乱臣”就是“治国之臣”。

  【记】上面几章,都说上古社会如何之好,圣君贤相如何之好。孔子是复古论者,这个“古”是氏族社会已有等级秩序的中晚期阶段,与道家、墨家等所崇的“古”乃氏族社会早期阶段甚或更早不同。孔子的“古”已有各种明确的礼乐行政体制,但主要还是习惯法(即礼俗)统治,社会简单,人心纯朴,秩序稳定,较少势利争夺,孔子美化之,就成了儒家的理想世界。

  8.21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译】孔子说:“禹,我是没话说的了:吃得很差,祭祀祖先却很丰盛;穿得很差,礼服的衣帽却很华美;住得很差,农田水利却尽力修好。禹,我是没话可说了。”

  【注】《集释》《论语札记》:致孝鬼神,与菲饮食对。致美黻冕,与恶衣服对。尽力沟洫,须知亦是与卑宫室对。

  【记】总之是不顾及自己而服务于人民,包括隆重地对待氏族祖先。“祭”一直是古代大事,它与维系本氏族、国家、人民的生存延续密切相关,实则通过这种对祖先的祭祀仪典以团结、巩固本氏族群体,此上古之遗风,亦巫术之由来。中华民族保持此种祖先祭祀传统最为强劲悠久,至今仍有影响。这才是所谓儒学“精髓”、“命脉”和“道统”所在,而不在清谈心性的宋明理学及现代宋明理学。当然这也是中国式的政教合一(即我所谓的伦理政治宗教三合一)的源头所在。如何解构及重构,乃今日重要课题。儒学之要务在此,而不在于如何承继宋明理学之心性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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