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捧着《围城》，不禁感慨系之。这是一部讽刺小说，我是最早有幸读者中的一个。我当时随着西谛(郑振铎)编辑《文艺复兴》，刊物以发表这部新《儒林外史》为荣。我在清华大学当西洋文学系助教时，就听说学生中有钱钟书，是个了不起的优等生，但是我忙于安葬十年不得入土的先父，又忙于和朱自清老师一道出国，便放弃了认识这个优等生的意图。我只知道他是本校教授韩愈专家钱基博的儿子，家教甚严。我们相识还得感谢同学兼同事的陈麟瑞。陈麟瑞已在十年浩劫中捐躯。西谛早在一九五九年空中遇难。追忆往事，一连串的苦难，真是不堪回首。
他家和陈家(即柳亚子的家，陈麟瑞是柳亚子的女婿)住在一条街上，两家往来甚密，经陈介绍，我家便和他家也往来起来了。他是个书生，或者书痴，帮我们两家成为知友的还得靠他温文尔雅的夫人杨绛。我演过她的喜剧《称心如意》，做老爷爷，佐临担任导演，却不知道她丈夫在闭门谢客中写小说。其后胜利了，西谛约我办《文艺复兴》，我们面对着他的小说，又惊又喜，又是发愣，这个作学问的书虫子，怎么写起小说来了呢?而且是一个讽世之作，一部新《儒林外史》!他多关心世道人心啊。
所以“重”读《围城》，就不免引起了这番感情上的废话。
一晃已经三十多年了。那时还在上海解放前。岁月如流，这部小说却光泽依旧。听说香港盗印了不知多少版，美国翻译成书，日本也在翻译，而中国本土却默默无闻。不!我知道，适夷同志为印这部小说，就游说作者好几趟，他都回避了。为什么要回避呢?我们住在一个大楼，我从来也避而不谈此事。我心里想，没有领导关照，私下里留念过去，作为一个“新”(应当是“旧”)知识分子，惶惶然于改造还来不及，十年浩劫又成了“臭老九”，谁肯冒这场无情风险呢?看批斗时，这种回避便成了好事。但是，今天阳光普照，到底不同于风雨飘飘的秋天了，捧着新印出来的《围城》，有如故友重逢，握手言欢，又惊又喜。
《围城》本意是什么呢?
这个谜不难解释，就在书里，只是有些渊博罢了。我照抄如下：
慎明道：“关于Bertie结婚离婚的事，我也和他谈过。他引了一句英国古语，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
苏小姐道：“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assiege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鸿渐，是不是?”鸿渐摇头表示不知道。
辛辊道：“这不用问，你还会错么!”
慎明道：“不管它鸟笼罢，围城罢，像我这种一切超脱的人是不怕围困的。”
整个情节，如果这里有情节的话，就是男女间爱情之神的围困与跳脱，而这个平常的情节又以一个不学无术的留“洋”生回国后婚姻变化贯穿全书。这个留学生就是冒牌博士方鸿渐。
因为是留学生，周围又有各种风流倜傥的名士才子，作者叙述故事(包括婚姻、家庭与谋生)时，便栩栩如生，讽刺备至。无论是文学议论，或者教授讲话，或者争风吃醋的暗讽明喻，都给我们带来少有的感情冲击与“高谈阔论”。这是一部发人深省的各种知识分子的画像。
然而这只是情节本身的姿态变化。它本身却处在一个抗战时期的大时代里。人民和学校流离失所，逃难者有之，苟苟蝇蝇者有之，发国难财者有之，变化离奇而寻常，对国统区是最大的讽刺，对高等教育事业与生活作了令人哭笑不得的揶揄。唐小姐在这里一怒而去，苏小姐成了香港、重庆之间的投机商。吹牛教授暗中使坏，势利校长耍阴谋手腕;方鸿渐心情恶劣，孙小姐和他结婚与离婚，这就是方鸿渐的“命也夫!命也夫!”这就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围城》!一场围城之战委婉叙来，极尽挖苦之能事，又配之以动荡不安的国家大事，抗战乏术，逃难有罪，小百姓呼天喊地无门。而作者清词妙语，心织舌耕，处处皆成文章。沦陷区的真实情况，历历在目，恍如隔世好友话家常。
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1981年《文艺报》第3期)
赏析这些年来，虽然钱钟书先生耿介绝俗，自甘寂寞，但有关钱钟书的文章在各类报刊上却仍日见其多，特别是《围城》被改编成电视剧后，出现了钱钟书先生自己所极不情愿看到的那种社会轰动效应，加之学术界内居高不下的“钱学热”，形成一种耐人寻味的社会人文景观。在众多有关钱钟书和“钱学”的文章中，李健吾先生的这篇随笔可谓别开生面。它不是学术论文，须条分缕析，铸字炼句，也不像一般的介绍、回忆性文章，囿于顶礼膜拜而浮露粗浅。做为一名与钱钟书相知数十年的老作家、老学者和首次发表《围城》之刊物的老编辑，作者对钱钟书的了解无疑要较他人深入得多，因此，虽只短札数语，但内容精炼，感情诚挚，娓娓而谈，不落窠臼。我们不必奢望就一篇随笔而认识人物之全貌，但它却分明从一个侧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份对走近人物、理解人物大有裨益的新鲜感受。
这篇随笔名为重读《围城》，但从内容来看截然分成两大部分：先书外，后书内。所谓先书外，即是因重读《围城》而引起的那番“感情上的废话”。世事沧桑，岁月如流，作者回首往事，不禁唏嘘感叹。但作者并非无所依傍，直诉衷情，而是从有关人物生活的点滴平凡处忆起，看似琐细，实则包孕丰富，耐人寻味。比如，作者在开头就说随郑振铎先生编《文艺复兴》，“刊物以发表这部新《儒林外史》为荣。”一句话即将当时由《围城》引起的震动和刊物同人不无自得的心态道出，以至于不免使人想象到由此引起的那种洛阳纸贵的情形。然后作者并不直接描摹人物的言谈举止，而是撷取若干生活细节映现人物的个性和风貌，譬如钱钟书在学生时代就才华出众，出身书香门第，家学渊源深厚等，特别是作者与钱钟书、杨绛一家的相识及《围城》的问世经过写得富有情趣。整个第一部分循着感情的起伏而自然流动。数十年风风雨雨，沧桑变幻，既有友人故去的悲慨，也有重见阳光的喜悦，悲喜交加，难以言状，因此从第一句话“手里捧着《围城》，不禁感慨系之。”到“捧着新印出来的《围城》，有如故友重逢，握手言欢，又惊又喜。”不仅仅是形式上的重复，实在是难以抑制的感情递进。同时整个第一部分也是以事写情，以情动人，绝非感情上的“废话”，而是构成全文的必要的感情铺垫。
关于对《围城》本身的评论，作者单刀直入，先以书中人物的对话喻示了其主题，然后以冼炼的语言谈了自己对作品内容的理解。在这里我们不妨作如是观，本文前一部分的意图是通过回忆人生来认识作品及探索作品中的人生意识，而后一部分则是换了一个角度亦即从时代与作品的关系上对作品加以阐述，这样，回忆人生与评论作品极自然地融为一体，从而构成本文情感抒发与理性归纳有机结合，既亲切、真挚，又精悍、隽永的一大特色。这种文艺随笔的写作方式对我们不无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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