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有不少知名的大城市，在这些大城市中，又都有知名的“中国街”和“中国区”。

　　比如雅加达就有一条叫“班芝兰”的中国街。到了班芝兰，就会使你想起中国南方的一些城市街道。这班芝兰，大街是中国式的，小巷也是中国式的，聚居着中国人，开着中国店铺，店铺上挂着中国招牌，有些古老店铺还设有神龛，供奉着“关公”神位。朋友，如果你在旅居生活中想听一听乡音，看一看中国景色，就到班芝兰去吧。在那儿，你将听到闽南话、海南话、客家话甚至于山东话。朋友，如果你想读读中国书，看看中国电影，那儿有专卖中国书的书店，专映中国电影的电影院，也有出版中文报纸的中国报馆;你也可以在那儿吃到道地的广东菜、福建菜、客家菜以至海南鸡饭。买到道地的唐山土产。看见“唐山阿婶”穿着“唐衫裤”，拖着胶拖鞋，手挽菜篮，上中国式的菜场。

　　乡音、乡情、故国情调，对一个旅行者，客居国外的人，多么有吸引力，多么叫人颠倒呀!班芝兰就是这样一个迷人的地方!

　　我不是个见闻广博的旅行家，但我接触过不少这类的人。他们告诉我在东南亚一带大城市，不论在岷里拉、在仰光、在曼谷、西贡、河内都有这样的中国街，中国区，至于新加坡，马来亚，婆罗洲更不用说了。这说明我们祖先的艰苦步伐，曾到了这些地方，并且在千多年前就定居下来。这是非常难以想象的，经过了一千多年，定居在海外的中国人，他们从“猪仔”、“契约劳工”到自由定居者;从延续几百年的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殖民统治，到这些国家纷起独立，而他们仍能团结一起，用传统的古老的中国方式生活。

　　我对班芝兰有很深刻的印象。在国外生活，特别是在这样不分春夏秋冬的地方生活，是会很容易使你忘记故国的传统佳节的，也把这种过节的感情冲淡了。可是在这个地方，却像案头的日历，提醒了你注意。过端午，这儿有各种过节的中国粽子卖;到了中秋，在街头老早就出现了中国月饼。至于春节前后，特别是大年夜，一走进班芝兰，就会使你想起年节前后的北京厂甸和广州花市。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整条班芝兰洋溢着一片节日的喜气，街道两侧扎起摊棚，入夜灯火明亮，朋友，你想买过节用的中国年糕、元宵、油煎年货、春联、鲜花、花灯、爆竹、烟火吗?这儿有!你想买从遥远的祖国运来的潮柑、金桔、茅台、苹果和葡萄吗?这儿也有。不同的是，在这儿的市场还特殊供应印度尼西亚特产的“海鲢”。据说这种海鲢，是过春节时不可缺少的送礼佳品，出嫁后的姑娘每逢这样佳节必须给娘家送海鲢。而岳父岳母大人就是根据姑娘送的海鲢大小、多少，来评定女婿一年来景况好坏。如有竟然不送这种习惯上绝不可缺少的过节佳品，那就表示景况特别恶劣，或要和娘家“绝交”了。

　　大年夜的班芝兰常闹个通宵，不仅中国人，还有印度尼西亚人，都穿上他们最新的衣服，像赶庙会似的去赶这个一年一度的“扎娥眉”。尽管人多如蚁堆，前进后退都需用一番气力;尽管个个热汗淋漓，上下通湿，还是满面笑容，高兴地在人堆中，挤过去又挤回来。更有一班少女由家人前后左右监护着，也在人堆中“赶节”，而那多情少年按照传统习惯，一见有好对象就大胆前来追逐，唱两句山歌，说几声笑话。这种带有古风的习惯，使我想起了梨园剧《陈三五娘》中闹元宵街头对歌的情景。……

　　从这条中国街反映出来的生活场景，显示了中国人生活的深厚和多彩(自然也还夹杂着不少封建落后的糟粕)，也表示了那离乡背井，漂洋过海，远居国外的人们，对祖国和家乡的怀念。

　　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正是定居在海外中国人的美德。我有个定居在海外七世的朋友，他不认识中国字，也从没回过自己的祖国，然而，他比什么人都更热心地过“端午”、“中秋”和“新正”，从他祖先到现在从没停止过，一到春节就在自己大门上贴上春联，在吃“年夜饭”时，召集后辈对着祖先神位背诵家谱，告诉后代他们的祖先是怎样离乡背井，乘着“大眼鸡”，漂过那充满神秘色彩的七洲洋，千辛万苦才定了居。

　　不仅是中国人，连当地人也在传诵着关于“山东人的故事”。我有个定居印度尼西亚五代的朋友，他就是山东籍。他说他的祖先早在二百多年前就是用一条扁担挑着一担山东绸，靠两条腿从故乡走到南洋。怎么个来法?又是一段使人难以理解和充满浪漫色彩的故事。

　　更多的人是当“猪仔”被贩卖，被殖民主义者海盗式的从中国沿海掳掠来的;不少人则因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历次革命起义失败，被反动统治阶级迫得无路可走，逃亡来的。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定居在海外的中国人，为什么那样热爱自己的祖国，自己的乡土、亲人，自己的文化、风俗和习惯?而“忘本忘典”成为那样可耻的字眼。

　　当西方殖民主义者来到南洋，被当作眼中钉的中国人，连起码的居住自由也失掉了。

　　一段故事：当西班牙统治菲律宾时，由于中国人联合当地民族，不断进行反殖民统治起义。到处被屠杀，迫害，慢慢地有一万多中国人从洲府、山巴被驱逐到岷里拉湾来集结。前有追兵，后有大海，生死只在一转眼之间，这些受迫害的中国人怎么办?历史学者说：这一万多中国人被迫背海作战，把西班牙人的进攻挫败了，才挽回被全部歼灭的命运。后来西班牙人被迫求和，但已经集结了的中国人却不愿再离开岷里拉，不愿再分开，他们居住的地方，成了有名的中国区。

　　另一段故事：印度尼西亚的三宝垅，曾发生过由苏班让领导的中国人反荷大起义。失败后，荷兰殖民主义者就把散处在西蒙安一带的中国人，驱逐到一个“特别区”封锁起来，这个地方久而久之，就成为现在的中国区了。

　　在雅加达，从著名的一七四○年红溪起义以后，中国人不但被荷兰殖民主义者“集中”，而且被更严密地“看管”了。老一辈人说：他们还能记忆，当时的中国区四周都立有巨大围墙，出入口设了栅门，不准中国人随便出入，入夜上街还得打灯笼。如有不遵守此命令者，荷兰总督宣布：“重者流放，轻者鞭笞!”

　　难道还不能理解：定居在海外的中国人，为什么在对外的时候那样容易团结一致?对当地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斗争，那样衷心地积极支持、参与?

　　一个强大的祖国，对定居在海外的中国人又意味着什么呢?是无上的尊严、光荣;是海外孤儿屈辱日子的终结，可以挺起腰来做人了!在海外工作了这些年，我深刻地体会了这种感情，不是可以用语言来形容的至高无上的感情。

　　班芝兰和我第一次见面时一样，还是窄窄的街道，车马过后尘土飞扬，但实质上它在变，一年一年的在变!还是那样丰富的中国色彩和情调，但每年在过“十一”时，五星国旗从店铺上，住宅上越升越多了;书店卖的不再是《封神榜》、《包公案》、《七侠五义》等一类书，而是《毛泽东选集》、《论党》、《红岩》和《青春之歌》;在电影院上映的，也不再是《火烧红莲寺》等胡闹的影片，而是《万水千山》、《上甘岭》、《洪湖赤卫队》、《红色娘子军》;街头街尾飘荡着雄壮有力的《东方红》、《社会主义好》的歌声。

　　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从实质上、精神面貌上的巨大变化!

　　一年年，这条街道更加繁荣，一年年这条街道过的节日更加热闹了;人们笑的多么欢，多么甜!为什么他们那样高兴?为什么他们不该高兴呢?因为他们已经有了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呀!

　　(1963年2月28日《人民日报》)

　　赏析司马文森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外交官。他1955年开始，在我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担任文化参赞工作，几年的异国生活，使他较深地了解了当地人民的生活习俗及风情，也产生了对祖国怀念和赞美之情。雅加达市班芝兰街上的“乡音、乡情、故国情调”、“对一个旅行者，客居国外的人，多么有吸引力，多么叫人颠倒呀!”这正是作家难以忘怀班芝兰，并要将之形于笔端的原因。

　　司马文森的这篇随笔，不故弄玄虚，既没有动人的情节，也没有华丽的言辞，它有的只是通篇洋溢着的思乡之情，赞美祖先、赞美祖国的真挚之情，而这种感情是以平铺直叙的艺术手法，以叙述班芝兰可爱的中国传统和在外国的同胞的美德表现出来的。这种平铺直叙不仅没有让人感到平淡无味，啰嗦累赘，反而使人有一种朴素无华、自然亲切的感受。班芝兰是祖国的一个缩影，班芝兰是作家寄托思乡之情的一个地方。你“想听一听乡音，看一看中国景色”吗?那就到班芝兰去吧!你“想读读中国书，看看中国电影”，那也还是得上班芝兰去。端午那里有粽子;中秋那里有月饼;大年夜那里有年糕、花灯、爆竹。总之，从班芝兰“反映出来的生活场景，显示了中国人生活的深厚和多彩”，也表示了“远居国外的人们，对祖国和家乡的怀念”。这就是本文所要表达的感情。

　　以事带人和以人叙事的叙述方法使本文条理清晰，并且避免了单调、干巴的毛病。作家在叙述班芝兰的风俗民情之后，着力写住在那里的人们，并将笔触伸向了世界各地的华人。作家用饱蘸深情的笔热情赞扬他们的爱国主义美德。岷里拉，三宝垅，雅加达，作家不厌其烦地向读者介绍那里的中国人和当地人民团结一致，反抗殖民主义的故事。他们希望祖国强大，热爱祖国的文化、风俗、习惯，他们的拳拳之情不能不强烈感染着每一位读者。文末一段写班芝兰的变化，既深化了主题，又照应了前文，使全文浑然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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