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的画中多杨柳，就有人说我喜欢杨柳;因为有人说我喜欢杨柳，我似觉自己真与杨柳有缘。但我也曾问心，为什么喜欢杨柳?到底与杨柳树有什么深缘?其答案了不可得。原来这完全是偶然的：昔年我住在白马湖上，看见人们在湖边种柳，我向他们讨了一小株，种在寓屋的墙角里。因此给这屋取名为“小杨柳屋”，因此常取见惯的杨柳为画材，因此就有人说我喜欢杨柳，因此我自己似觉与杨柳有缘。假如当时人们在湖边种荆棘，也许我会给屋取名为“小荆棘屋”，而专画荆棘，成为与荆棘有缘，亦未可知。天下事往往如此。
但假如我存心要和杨柳结缘，就不说上面的话，而可以附会种种的理由上去。或者说我爱它的鹅黄嫩绿，或者说我爱它的如醉如舞，或者说我爱它像小蛮的腰，或者说我爱它是陶渊明的宅边所种，或者还可引援“客舍青青”的诗，“树犹如此”的话，以及“王恭之貌”、“张绪之神”等种种古典来，作为自己爱柳的理由。即使要找三百个冠冕堂皇、高雅深刻的理由，也是很容易的。天下事又往往如此。
也许我曾经对人说过“我爱杨柳”的话。但这话也是随缘的。仿佛我偶然买一双黑袜穿在脚上，逢人问我“为什么穿黑袜”时，就对他说“我喜欢穿黑袜”一样。实际，我向来对于花木无所爱好;即有之，亦无所执着。这是因为我生长穷乡，只见桑麻、禾黍、烟片、棉花、小麦、大豆，不曾亲近过万花如绣的园林。只在几本旧书里看见过“紫薇”、“红杏”、“芍药”、“牡丹”等美丽的名称，但难得亲近这等名称的所有者。并非完全没有见过，只因见时它们往往使我失望，不相信这便是曾对紫薇郎的紫薇花，曾使尚书出名的红杏，曾傍美人醉卧的芍药，或者象征富贵的牡丹。我觉得它们也只是植物中的几种，不过少见而名贵些，实在也没有什么特别可爱的地方，似乎不配在诗词中那样地受人称赞，更不配在花木中占据那样高尚的地位。因此我似觉诗词中所赞叹的名花是另外一种，不是我现在所看见的这种植物。我也曾偶游富丽的花园，但终于不曾见过十足地配称“万花如绣”的景象。
假如我现在要赞美一种植物，我仍是要赞美杨柳。但这与前缘无关，只是我这几天的所感，一时兴到，随便谈谈，也不会像信仰宗教或崇拜主义地毕生皈依它。为的是昨日天气佳，埋头写作到傍晚，不免走到西湖边的长椅子里去坐了一会。看见湖岸的杨柳树上，好像挂着几万串嫩绿的珠子，在温暖的春风中飘来飘去，飘出许多弯度微微的S线来，觉得这一种植物实在美丽可爱，非赞它一下不可。
听人说，这种植物是最贱的。剪一根枝条来插在地上，它也会活起来，后来变成一株大杨柳树。它不需要高贵的肥料或工深的壅培，只要有阳光、泥土和水，便会生活，而且生得非常强健而美丽。牡丹花要吃猪肚肠，葡萄藤要吃肉汤，许多花木要吃豆饼;但杨柳树不要吃人家的东西，因此人们说它是“贱”的。大概“贵”是要吃的意思。越要吃得多，越要吃得好，就是越“贵”。吃得很多很好而没有用处，只供观赏的，似乎更贵。例如牡丹比葡萄贵，是为了牡丹吃了猪肚肠只供观赏，而葡萄吃了肉汤有结果的原故。杨柳不要吃人的东西，且有木材供人用，因此被人看作“贱”的。
我赞杨柳美丽，但其美与牡丹不同，与别的一切花木都不同。杨柳的主要的美点，是其下垂。花木大都是向上发展的，红杏能长到“出墙”，古木能长到“参天”。向上原是好的，但我往往看见枝叶花果蒸蒸日上，似乎忘记了下面的根，觉得其样子可恶;你们是靠它养活的，怎么只管高踞在上面，绝不理睬它呢?你们的生命建设在它上面，怎么只管贪图自己的光荣，而绝不回顾处在泥土中的根本呢?花木大都如此。甚至下面的根已经被斫，而上面的花叶还是欣欣向荣，在那里作最后一刻的威福，真是可恶而又可怜!杨柳没有这般可恶可怜的样子：它不是不会向上生长。它长得很快，而且很高;但是越长得高，越垂得低。千万条陌头细柳，条条不忘记根本，常常俯首顾着下面，时时借了春风之力，向处在泥土中的根本拜舞，或者和它亲吻。好像一群活泼的孩子环绕着他们的慈母而游戏，但时时依傍到慈母的身边去，或者扑进慈母的怀里去，使人看了觉得非常可爱。杨柳树也有高出墙头的，但我不嫌它高，为了它高而能下，为了它高而不忘本。
自古以来，诗文常以杨柳为春的一种主要题材。写春景曰“万树垂杨”，写春色曰“陌头杨柳”，或竟称春天为“柳条春”。我以为这并非仅为杨柳当春抽条的原故，实因其树有一种特殊的姿态，与和平美丽的春光十分调和的原故。这种姿态的特点，便是“下垂”。不然，当春发芽的树木不知凡几，何以专让柳条作春的主人呢?只为别的树木都凭仗了东君的势力而拼命向上，一味好高，忘记了自己的根本，其贪婪之相不合于春的精神。最能象征春的神意的，只有垂杨。
这是我昨天看了西湖边上的杨柳而一时兴起的感想。但我所赞美的不仅是西湖上的杨柳。在这几天的春光之下，乡村处处的杨柳都有这般可赞美的姿态。西湖似乎太高贵了，反而不适于栽植这种“贱”的垂杨呢。
1935年3月4日于杭州。
(1983年浙江文艺出版社《缘缘堂随笔集》)
赏析丰子恺的爱杨柳是个事实，证据很现成：他屋旁植柳，名宅为“小杨柳屋”;喜欢画燕子杨柳，人称他“丰柳燕”;现在又来以“杨柳”为题作文，这还不算喜欢杨柳吗?然而作者却说，“为什么喜欢杨柳?到底与杨柳树有什么深缘?其答案了不可得。”简言之，作者说他与杨柳是“随缘”，而不是“存心”“结缘”。这二者是有区别的，存心结缘是一心强调自己如何爱杨柳，摆出若干理由来证明之，尽列某骚人墨客曾咏赞过，或某古人曾被喻为杨柳(王恭被称为“濯濯如春月柳”，曹操还把杨柳风流可爱比之于张绪等等)，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至于“随缘”爱柳则是一种十分自然的关系。说人爱柳固然也可，说柳爱人亦未尝不可，这样一种物我同一、相知相契之关系多么神合。总之作者的爱柳不是因别人所爱而爱，而是“随缘”而爱。这样就清洗去了敷罩在自然外面的一层人工色彩，还其本来面目。有了这一层认识，再说杨柳，就会不落前人之窠臼了。
丰之恺之赞杨柳的确饶有新意。首先为杨柳之“贱”辩正。历来人们认为杨柳“贱”，理由是它不择地势，插在地上便活;不需要管理便长成大树。而其它花木则常常要浇肉汤，吃豆饼、猪肚肠，便被说成“贵”。越要吃的，他便越“贵”，越向人廉价地贡献一切，便越“贱”。这种传统的贵贱观大为荒谬。显然，作者表面说的是花木，却关系到了社会问题：社会上那些显贵者并非对人有多大贡献，而只是能吃、能占、能给人添麻烦，能做到：他自己活着就不让别人活得好;而那些被视作下等人的“贱”者，却是所取甚少、贡献最多的人。丰子恺的认识恰恰与此相反，他别具见地的贵贱论包含的辩证法观点和人民性，十分可贵。
杨柳的可爱还在于一个重要性格：不忘根本。树长多高，其枝叶也会下垂，想着泥土中养育它的根。越长得高，枝叶越下垂得低，同根本亲吻，向泥土膜拜。不像其它植物枝叶花果蒸蒸日上，而高踞上边，不理睬根。这些分析无抽象的说教色彩，而全是从形象入手，别有见地地加以描绘，把树拟人化了。似乎树具有人一样的感情，有人一样的性格。拟人的目的有时是为了把物写活，但有时却在借物写入，这一点是我们不能不注意的。
如果说，写杨柳“不忘根本”的个性还属一般地塑造杨柳形象，即一般地描画出某一类人的品格特征，那么在1935年的社会背景下，“不忘根本”就又有极其现实的内容。作者在这里把全篇文章引向深化：“我以为这并非仅为杨柳当春抽条的原故，实因其树有一种特殊的姿态，与和平美丽的春光十分调和的原故。这种姿态的特点，便是‘下垂’。不然，当春发芽的树木不知凡几，何以专让柳条作春的主人呢?只为别的树木都凭仗了东君的势力而拼命向上，一味好高，忘记了自己的根本，其贪婪之相不合于春的精神。”这里又给杨柳枝叶下垂的特殊姿态赋予一种特别的时代性格，即当别的树木都凭“东君”势力拼命向上爬时，唯有它最显示春之精神。“东君”是日神，楚辞《九歌》中有《东君》：“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日神又是何指?当指日本侵略者!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军国主义大举侵华，东北大片土地沦丧，至1935年日军逼进华北。国内一些亲日反动人物不仅不主张抗战，反而想借日军“势力”捞得高官厚禄，“一味好高”，“贪婪”异常。本文写到此，便大加讽刺鞭挞，显示了作者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必怀疑。只要看一看作者此后的随笔是如何向日军抗争的，就会明白。
这篇随笔在写法上给我们启发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随笔虽有中心思想，但作者不是采取严密的推理形式，层层递进或层层深入地写出，而是信笔写去，意象十分丰富;要讲的道理，要表达的思想是水到渠成的，而且点到而止，不会反复地强化说明、论证。这就使文章开合自如，不显得是在强力作文，而似乎是文与作者有一种天然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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