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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小端端》原文欣赏

2021-04-28 14:09:47

  小端端

  一

  我们家庭年纪最小的成员是我的小外孙女,她的名字叫端端。

  端端现在七岁半,念小学二年级。她生活在成人中间,又缺少小朋友,因此讲话常带“大人腔”。她说她是我们家最忙、最辛苦的人,“比外公更辛苦”。她的话可能有道理。在我们家连她算在内大小八口中,她每天上学离家最早。下午放学回家,她马上摆好小书桌做功课,常常做到吃晚饭的时候。有时为了应付第二天的考试,她吃过晚饭还要温课,而考试的成绩也不一定很好。

  我觉得孩子的功课负担不应当这样重,偶尔对孩子的父母谈起我的看法,他们说可能是孩子贪玩不用心听讲,理解力差,做功课又做得慢,而且常常做错了又重做。他们的话也许不错,有时端端的妈妈陪孩子复习数学,总要因为孩子“头脑迟钝”不断地大声训斥。我在隔壁房里听见叫声,不能不替孩子担心。

  我知道自己没有发言权,因为我对儿童教育毫无研究。但是我回顾了自己的童年,回想起过去的一些事情,总觉得灌输和责骂并不是好办法。为什么不使用“启发”和“诱导”,多给孩子一点思索的时间,鼓励他们多用脑筋?我想起来了:我做孩子的时候,人们教育我的方法就是责骂和灌输;我学习的方法也就是“死记”和“硬背”(诵)。七十年过去了,我们今天要求于端端的似乎仍然是死记和硬背,用的方法也还是灌输和责骂。只是课本的内容不同罢了,岂但不同,而且大不相同!可是学生功课负担之重,成绩要求之严格,却超过从前。端端的父母经常警告孩子:考试得分在九十分以下就不算及格。我在旁听见也胆战心惊。在上学时候最怕考试,走进考场万分紧张,从“死记”和“硬背”得来的东西一下子忘得精光。我记得在高中考化学我只得三十分,是全班最末一名,因此第二次考试前我大开夜车死记硬背,终于得到一百分,否则我还毕不了业。后来虽然毕了业,可是我对化学这门课还是一无所知。我年轻时候记性很好,读两三遍就能背诵,但是半年以后便逐渐忘记。我到了中年才明白强记是没有用的。

  几十年来我常常想,考核学习成绩的办法总得有所改变吧。没有人解答我这个问题。到1968年我自己又给带进考场考核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成绩。这是“革命群众”在考“反动权威”,不用说我的成绩不好,闹了笑话。但是出乎我的意外,我爱人萧珊也被“勒令”参加考试,明明是要看她出丑。她紧张起来,一个题目也答不出来,交了白卷。她气得连中饭也不吃。我在楼梯口遇见她,她不说一句话,一张苍白色的脸,眼睛里露出怨恨和绝望的表情,我至今不会忘记。

  我还隐约记得(我的记忆力已经大大地衰退了)亚·赫尔岑在西欧亡命的时期中梦见在大学考试,醒来感到轻松。我不如他,我在六十几岁还给赶进考场,甚至到了八十高龄也还有人找我“就题作文”。那么我对考试的畏惧只有到死方休了。

  我常常同朋友们谈起端端,也谈起学校考试和孩子们的功课负担。对考试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一致认为,减轻孩子们精神上的负担是一件必须做的事情。朋友们在一起交流经验,大家都替孩子们叫苦,有的说:学习上有了进步,身体却搞坏了;有的说:孩子给功课压得透不过气来,思想上毫无生气;有的说:我们不需要培养出唯唯诺诺的听话的子弟。……意见很多,各人心里有数。大家都愿意看见孩子“活泼些”。大家都认为需要改革,都希望改革,也没有人反对改革。可是始终不见改革。几年过去了。还要等待什么呢?从上到下,我们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把孩子们当做花朵,都把希望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重要问题都不能得到解决,必须一天天地拖下去呢?

  “拖”是目前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大毛病。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不过我的确是这样想的。

  二

  也还是端端的事情。

  端端有一天上午在学校考数学,交了卷,九点钟和同学们走出学校。她不回家,却到一个同学家里去玩了两个小时,到十一点才回来。她的姑婆给她开门,问她为什么回家这样迟。她答说在学校搞大扫除。她的姑婆已经到学校去过,知道了她离校的时间,因此她的谎话就给揭穿了。孩子受到责备哭了起来,承认了错误。她父亲要她写一篇“检查”,她推不掉,就写了出来。

  孩子的“检查”很短但有一句话我现在还记得:“我深深体会到说谎是不好的事。”这是她自己写出来的。又是“大人腔”!大家看了都笑起来。我也大笑过。端端当然不明白我们发笑的原因,她也不会理解“深深体会到”这几个字的意义。但是我就能够理解吗?我笑过后却感到一阵空虚,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十年浩劫中(甚至在这之前)我不知写过、说过多少次“我深深体会到”。现在回想起来,我何尝有一个时期苦思冥想,或者去“深深地体会”?我那许多篇检查不是也和七岁半孩子的检查一样,只是为了应付过关吗?固然我每次都过了关,才能够活到现在,可是失去了的宝贵时间究竟有没有给夺回了呢? 空话、大话终归是空话、大话,即使普及到七八岁孩子的嘴上,也解决不了问题。难道我们还没有吃够讲空话、大话的苦头,一定要让孩子们重演我们的悲剧?

  我惟一的希望是:孩子们一定要比我们这一代幸福。

  1982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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