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集。十三卷。清李塨撰。初刊于撰者生前。(撰者事迹参见“《颜李丛书》”条)

　　该集收录李塨平生所撰序、记、书、传、墓志铭等,反映其生平及思想的各个方面。其中一些篇幅集中地反映了撰者对宋明理学的否定态度,以为自周敦颐以“主敬”立教以来,程、朱、陆、王继承之,将白昼静坐、息念观空的方式来求得存心立本,这是古代圣人并没有提倡过的,这种作法类似佛道的参禅入定,属于异端而不应为儒者所学习。同时又批评理学家的执理自是、唯理是尊的倾向,以为其“惟穷理是之,离事言理,又无质据。认理自强,遂好武断。”这不过而是一种捕风捉影,或只懂得做章句文章,弃绝礼乐、兵农、官职、地理、人事、治革等实在的事情。与之相反,撰者提出了自己的三物观,即“以仁义礼智而为德,子臣弟友王伦而为行,礼乐兵农而为艺。”概而论之,普天下之物没有能出于这三者的,而“格物”也没有可以超出这三者之外的。谈及与之关涉的体用问题,撰者以为“体”之为“体”,正在于它能“用”,无用即不成其体,故所谓“体,即具用也;用,用其体也。乃后儒曰:‘有有体无用’,是谓人有手足而持行也,则痿手废足,不可言体矣。又曰‘有有用无体’,是谓人能持行而无手足也,不知以何者持行乎?无此事矣。”以此而考察历史,从《虞书》、《周礼》、《学记》中看,古代的圣人都是因天性而成德行、道人伦、著礼乐的,虽然本之于天,但每事都必习于学,一般人幼学以此,壮行以此。但到后来,儒者进入了歧途,以至江河日下,舍弃事功而只专笺注传经,到了宋儒,则又处处谈性,人人论天,将礼乐、兵农、执射等当作“末务”,形成了“人材日萎、气运日消”的局面。故此,撰者极力推崇颜元,以为其得孔学真传,提倡事功于先,而自己则以发扬颜元之学为己任,欲使之“相衍递遭,以至无穷。”

　　该书有同治年间《畿辅丛书》本、光绪初年《颜李遗书》本、民国四存学会《颜李丛书》本,入《丛书集成初编·文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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