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通训定声》是中国古代文字学著作。清朱骏声撰,成书于道光十三年(1833)。主要版本有临啸阁刻本、世界书局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等。
朱骏声(1788-1858),字丰,号允倩,江苏吴县人。《清史稿·儒林传》称,朱氏 “年十三,受许氏《说文》,一读即通晓。从钱大昕游,钱一见奇之,曰:‘衣钵之传,将在子矣!’嘉庆二十三年举人,官黟县训导。咸丰元年,以截取知县入都,进呈所著《说文通训定声》及《古今韵准》、《柬韵》、《说雅》共四十卷。文宗披览,嘉其洽,赏国子监博士衔。旋迁扬州府学教授,引疾未之官,八年卒,年七十一。”朱氏于学无所不窥,著述极多,尚有《古今韵》2卷、《冬韵》2卷、《说雅》4卷、《仪礼经注一隅》2卷、《夏小正补传》2卷、《春秋左传识小录》2卷、《小尔雅约注》1卷、《通训定声补遗》 1卷、《离骚补注》1卷、《六书假借经征》4卷、《尚书古注便读》 4卷等几十种。以《说文通训定声》影响最大。
本书共18卷,所收正篆9507个,旁注字5889个,附存字1844个,总共17240字。这些字的编排,不是按照《说文》以部首为纲系联的方式,而是先从这些字中分析出1137个声符字(朱氏叫声母),再把声符字归纳为上古音十八部,各部皆以《易》卦取名,它们分别是丰、升、临、谦、颐、孚、小、需、豫、随、解、履、泰、乾、屯、坤、鼎、壮。然后以十八部统率声符字,以声符字统率凡用该声符组成的各字,使全书成为完全以上古韵韵系联的编排方式。全书所包括的内容有三个方面:第一是“说文”,第二是通训,第三是定声。所谓 “说文”,是以许慎 《说文》的内容为基础,说解文字形体反映出来的本义(朱氏叫做本训),这里包括了所谓“六书”中的“四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有时候还讲一种 “别义”,也就是另一个本义,即《说文》的 “一曰”。也有一些 “别义”是《说文》所未提及的。所谓 “通训”,讲的是转注与假借,这是本书最精彩的部分,也是全书的着重点。不过本书所说的转注、假借,已与许慎 《说文》所说的 “转注”、“假借”概念完全异趣。许慎说: “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而朱氏却说: “转注者,体不改造,引意相受,令长是也”; “假借者,本无其意,依声托字,朋来是也”。依朱氏定义,本书所说的转注即为引申,假借即是同音通假,包括叠字(朱氏称为重言形况字)、连绵字 (朱氏称为连语) 与专有名词 (朱氏称为托名幖识字)在内。所谓 “定声”,就是把 《说文》中的文字按古音分类,其目的是“以著文字声音之原”,“证广韵今韵之非古”。在这一部分里又包括“古韵”与“转音”两项。其所说“古韵”是指自 《诗》、《易》以下至先秦这个字和哪些同韵部的字相押; “转音”是说自 《诗》、《易》以下至先秦这个字和哪些邻韵的字相押。全书所说的 “说文”、“通训”、“定声”三个部分,实际上即包括了字形、字义、字音三个方面。“说文”部分主要是说明字形与字义、字音的关系,而以字形为主; “通训”部分专讲字义(词义)的引申与假借,使读者能观其会通;“定声”部分则是以上古韵文的用韵来证明古音。如《辵部》“逝”字下说:“逝,往也。从辵,折声。读若誓。《广雅·释诂一》: ‘逝,行也。’《诗·东门之枌》: ‘穀旦于逝。’《论语》: ‘君子可逝也。’又: ‘逝者如斯夫。’ 皇疏: ‘往去之辞也?’ ‘日月逝矣’。皇疏:‘速也’。《诗·谷风》: ‘无逝我梁。’ 传: ‘之也’。《十亩之间》: ‘行与子逝兮。’笺: ‘逮也’。《韩诗·有杕之杜》: ‘逝肯适我。’ 传: ‘及也’。[转注]谢宣远诗:‘逝者如可作。’注: ‘谓死也。’[假借]为誓。按,《诗·硕鼠》 ‘逝将去汝’,《日月》 ‘逝不古处’,《桑柔》‘逝不以濯’,皆要约之辞。[古韵]《诗·柳》叶舌逝。……《二子乘舟》叶逝害。《十亩之间》叶外泄逝。《蟋蟀》叶逝迈外蹶。《楚辞·湘夫人》叶裔��逝盖。《高唐赋》叶斾盖逝会害逮滞。《诗·谷风》叶逝发阅,句中韵。”由之,我们可以得见本书形、音、义三方面的说解之例略。
本书与清代《说文》四大家的其他三家著作相比,有三个最为突出的特点:其一是编排体例上的改革。段玉裁、桂馥、王筠研究《说文》皆依《说文》旧例详加解说、列证、释例,根本未考虑到要改变《说文》的部首排列法。而本书则一反前例,它不仅新增了《说文》所无的七千余字,而且还把所收之字分成1137个声符字,归为十八个古韵之内,按照古韵及谐声偏旁进行排比,创造出一种新的编排体列。其二是对“六书” 中“转注”、“假借”定义的翻案。在朱氏之前,从来未有人对许慎给“转注”、“假借”所下的定义有过驳难,对其所列的例字也未曾提出过异议。而朱氏为了廓清历来对许氏定义与例字的纷纭解说之混乱,大胆地推翻了许说,使本书所论及的“转注”、“假借”再无旧有的葛藤纠缠,卓然而自成一家之言。其三是对词义的全面解释。《说文》作为一部专讲字形的著作,只讲本义是可以的,而且也足够了。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一词多义的现象便日益突出,作为一部研究词义的著作,如果无视语言中广泛存在的一词多义现象,那么它是很不适时的著作。朱氏正因为认识到全面研究词义的重要性,故他能在本书中大量阐释引申义与假借义的问题,使《说文》研究中的未辟之疆——词义研究——得到了开拓,从而推进了汉语文学研究的发展。当然,本书客观存在的缺失也有不少,如在说解时,常常出现对转注、假借、别义、声训之间的界限划分不清的现象;对《说文》的修订,时有失当之处。特别是其中有关“省声”的理论,更是方法论上的错误,因此当时的段玉裁等人皆对之提出了批评意见。虽如此。本书作为一部研究《说文》的专著,其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贡献是巨大的,成就是主要的。它仍是我们研究《说文》与古代汉语的重要参考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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