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采其杞。 采点枸杞尝一尝。
偕偕士子，② 士子身强力又壮，
朝夕从事。 从早到晚工作忙。
王事靡盬，④ 国王差事无休止，
忧我父母。 没法服侍我爹娘。
溥天之下，④ 普天之下哪片地，
莫非王土； 不是国王的领土；
率土之滨，⑤ 四海之内哪个人，
莫非王臣。 不是国王的臣仆。
大夫不均， 大夫做事不公平，
我从事独贤。⑥ 派我工作特别苦。
四牡彭彭，⑦ 四马拉车把路赶，
王事傍傍。⑧ 王事紧迫没个完。
嘉我未老， 他们夸我年纪轻，
鲜我方将。⑨ 夸我身体真壮健。
旅力方刚， 说我年富力又强，
经营四方。 奔走四方理当然。
或燕燕居息，⑩ 有的人坐家中安乐享受，
或尽瘁事国。 有的人忙国事皮包骨头。
或息偃在床， 有的人吃饱饭高枕无忧，
或不已于行。(11) 有的人在路上日夜奔走。
或不知叫号， 有的人从不知民间疾苦，
或惨惨劬劳。 有的人忧国事累断筋骨。
或栖迟偃仰，(12) 有的人专享福悠闲自得，
或王事鞅掌。(13) 有的人为工作忙忙碌碌。
或湛乐饮酒，(14) 有的人寻欢作乐饮美酒
或惨惨畏咎， 有的人担心灾难要临头。
或出入风议， 有的人夸夸其谈发议论，
或靡事不为。 有的人样样事情要动手。
这是篇苦于劳役之作，在这个意义上它与 《召南·小星》、《邶风·北门》属于姊妹篇。但着重表示对等级森严、劳逸不均的不满乃至怨愤，是这诗的独特之处。从诗序始，或指为刺幽王之作，未为傥论。因为劳逸不均之事恒有，并非乱世末代仅见的现象。由殷商迄于周代，等级制已发展完备，且具有宗法性质，即常以与王室血缘之亲疏，以确定等级尊卑。在这一等级制中，“士”属于统治阶级的最基层，他们常怀不满也是很自然的。此诗结撰精心，在雅诗中也算得技巧高明的作品。
诗的兴起很自然，“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兴语显然有民歌的影响。这使人想起异日宋人王禹偁的“北山种了种南山，相助力耕岂有偏”(《畲田词》) 那味儿。登山采杞，正可兴力役岂偏之义。果然以下便是“偕偕士子，朝夕从事”，部分点到主题，且点到为止。以下就用了“王事靡盬”这一熟句，结穴到“忧我父母”。不“忧我”而 “忧我父母”，《孟子》谓为劳于王事不得养父母，则立言在孝的观念，算是看到了诗句的表层。更进一层，这话则有类唐人“无那金闺万里愁”之写法，撇开一身之忧苦，牵入亲人，意味倍加丰厚。
二章进而要点到全部的主题: “不均”。却又欲进先退，欲夺故予，先承认国家服役的合于天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四句后来成为封建时代的名言 (《左传》昭七年有“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 食土之毛，何非王臣”意同语近) ，就在于它用铿锵的语言讲出了 “君权神授”天下一家的大道理。诗人并没有超越时代限制，他不敢将矛头指向更上级，因而只能不满于高他一等的“大夫”了。“天王圣明，臣罪当诛” (韩愈) ，反贪官不反皇帝，真是由来已久啊。尽管打了折扣，诗人终于还是揭露了“不均”不公的社会现实。章末说“我从事独贤”，这“独贤”二字，前人或以为“奇峭” (孙矿) ，或以为“不必深解”。其实这是很高明的反讽之语，即钟惺所谓: “嘉我未老三句，似为独贤二字下一注脚，笔端之妙如此。”
三章抒情主人公登场亮相: 他驾着驷马，经营四方，疲于奔命，不敢渎职。这里专门转述了似乎是出于顶头上司 “大夫”的话: “嘉我未老鲜我方将，旅力方刚”，真是生动形象极了。用今人的语言说，便是那上司拍着肩膀把“我”的腿脚身体夸上一番，再叫 “我”好好儿干。卖命的差使，廉价的奖赏！ 讽刺见于无形之中，作者写实手段真正到了家。
如果就此打住，也不失为一首好诗，但还不能称奇作。此篇之奇妙，尤在于前三章克制地叙写之后，赓即有后三章的一连十二个 “或”字领起的排比句，作尽情的宣泄。先前的克制便成为一种蓄势，使最后的喷发更加有力。排比之中，又有对比(六组) ，以劳逸、苦乐、善恶、是非，两两相形: “或安居在家，或尽瘁于国，或高卧于床，或奔走于道，则劳乐大大悬殊矣，此不均之实也。或身不闻征伐之声，或面带忧苦之状；或退食从容而俯仰作态，或经理烦剧而仓卒失容，极言不均之致也，不止劳逸不均而已。或湛乐饮酒，则是既已逸矣，且深知逸之无妨，故愈耽于逸也； 或惨惨畏咎，则是劳无功矣，且恐因劳而得过，反不如不劳也。或出入风议，则已不任劳，而转持劳者之短长；或靡事不为，则是勤劳王事之外，又畏风议之口而周旋弥缝之也，此则不均之大害，而不敢详言之矣。”(傅恒等《诗经折中》)此一节反复对比铺排，然因“情至，不觉音之繁，辞之复也。” (沈德潜)
此诗前三章写法各不相同，后三章则同一句式一气贯注妙语联珠，最后更不加收结，戛然而止，而“是可忍，孰不可忍”之意，溢于言表。章法、句法无一不佳，足见作者为深于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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