芃芃黍苗，① 黍苗连田青蓬蓬，
阴雨膏之。② 雨露滋润禾苗盛。
悠悠南行， 道里悠悠往南行，
召伯劳之。 召伯辛勤去经营。
我任我辇， 人力挽车载缁重，
我车我牛。 牛力驾车随军行。
我行既集， 行役营谢已告成，
盖云归哉。③ 何不归去且休整。
我徒我御， 人力挽车载缁重，
我师我旅。 士众成师又成旅。
我行既集， 行役营谢已告成，
盖云归处。 何不归去且安居。
肃肃谢功， 谢邑工事真严正，
召伯营之。 由于召伯来经营。
烈烈征师， 军威烈烈师旅行，
召伯成之。 召伯指挥大功成。
原隰既平， 原田洼地已治平，
泉流既清。 泉水河流已治清。
召伯有成， 召伯大功已告成，
王心则宁。 宣王心中得安宁。
(袁梅译)
美刺之说，是前人对诗经思想内容的概括，固然有简单化倾向，但也符合部分诗作的实际。如本篇赞颂召伯经营谢邑的功绩，便属于“美”。诗序认为是幽王时借古讽今之作，则又兼有 “刺”，但“刺幽王”说没有什么根据。周宣王时的召伯 (名虎) 是一个功德昭著，有口皆碑的历史人物。诗经中好几首作品都提到他的事迹 (如大雅之《崧高》、《江汉》)，《召南·甘棠》及本篇都是为他树碑立传的作品。
周宣王封其母舅于申，命召伯为之经营，建筑谢城 (申都) 和宗庙。《大雅·崧高》也写到这件事，但那是朝臣尹吉甫颂美申伯的作品，“申伯之功，召伯是营”，诗中召伯只是配角。而此诗则是随从召伯建设申国的士役，在完成任务于归途之中的歌唱，召伯是歌中的英雄。
诗用民歌体的兴语发唱，“芃芃黍苗，阴雨膏之”，雨露滋润禾苗长，这显然是有所取义的兴象。据说《甘棠》的作意，便是因召伯在社前断狱听讼，公正无私，所以为人感戴，故尊及社木。看来这位老先生确实是封建时代较早的“青天”式人物。对召伯的崇敬，反映了在农业文明的社会我们先民的深层心理早已积淀了某种服从因素，并不能简单谓为非劳动人民意识。指明这一点对理解本诗及类似诗作是很有必要的。诗的首章兴语(前二句) 与情语(后二句)，采用了错综对仗形式，形式的同构暗示了内涵的联系。“黍苗”与“南行”者对应，“阴雨膏之”与“召伯劳之”对应。感恩戴德之意溢于言表。
从这由衷的赞美可以体味，召伯确乎是位“仁者爱人”的上司，说激进一点，至少也是深通统治驭下之术的贵人。故他的下属士役皆乐为之用。二、三章写营建谢邑大功告成之后，士役在归途愉快的心情。诗“我任我辇，我车我牛”、“我徒我御，我师我旅”……，一路熙熙攘攘，好不热闹。一连串十个“我”字，组成一个大我，足见召伯统率下的万众一心。而士役的归心，更是不赞美的赞美。虽只写“盖云归哉”、“盖云归处”即归途情状，却能使人由此推想他们先前劳作的同心协力，共赞成功，如见“抹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緜》》)那样令人振奋的劳作场面……。可以说是“众志成城”！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奴隶，还是英雄？这是个久有争议的问题。可我们的歌者是毫不怀疑地归功于召伯: “肃肃谢功，召伯营之；烈烈征师，召伯成之。”这也许是英雄史观在隶役头脑中的反映。从另一角度看，召伯确乎是营谢工程的组织者，有经营管理之功。士役们将首功无条件地归于他，也不无道理。
诗的末章再次用了兴语，“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大有一种移山造河，征服自然的意味。这对营建城邑之功是很自然的起兴。显得那么雍容，那么踌躇志满。而诗的最后说召伯办事，周王放心。在封建时代算得是最高的颂辞了。
全诗首尾铢悉称，一由召伯及于下属，一由召伯及于天子， 皆妙于兴象。中幅从虚处落笔，实得风流。如情不由衷，仅靠技巧，是难以如此出神入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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